【共同社东京２７日电】特派记者今村北京２６日电：周恩来总理在２６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以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为基础，就国内问题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说明，说起来，它是采取了对毛主席讲话加以说明的形式。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大大成为问题的右派分子的言论，逐一加以反驳，并警告说，右派分子借口整风，正想对人民内部灌输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政府自从整风以来第一次所作的报告，非常值得注意。    周总理还认为，从过去一年来的国际形势来看，这一年是反殖民主义抬头的时期。在这种国际形势里面，他好像很注意日本反美斗争的扩大，并且好像非常重视台湾的暴动，对于台湾有了导弹基地以后才发生了这次暴动一项事实，好像特别关心。    周总理的报告从头到尾都是对美国的攻击，想要在世界上孤立美国，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是中国今后仍然不会改变过去的外交方针。香港报纸登载周总理报告情况    【合众社香港２７日电】香港的共产党中文报纸今天大事宣传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星期三的开幕式。    它们用三分之二以上的版面刊载共产党总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全文。    但是，没有一家共产党报纸对周恩来的长篇报告发表评论。反共中文报纸报道北京政治会议时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    一家反共报纸评论说，周恩来的报告清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发动整风运动后对小的民主党派的真正态度。反共的“真报”说，“周恩来的报告显然是针对其他小民主党派而发的。”这家报纸最后说“周恩来明确地警告其他民主党派，共产党在中国将呆下去，因为这是宪法规定的，因此，凡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就是反对宪法。”

【本刊讯】蒋帮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６月１９日发表题为“朱毛整风中之杀机”的社论，除对中共整风运动进行老一套的污蔑外，并对所谓“有勇气大鸣大放的”右派分子“表示同情”，说愿意“尽一切力量，支持和援助他们”。社论说：    今年４月２７日，朱毛共匪正式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是共匪对于匪的组织内部和匪与群众之间的各种矛盾，由掘发，暴露，转入实行整风的阶段。    最初，一些非共党派和知识分子，都不敢“鸣”和“放”。他们怕的是鸣放之后，被共匪拿住他们的口供，加以整肃。到了最近（五月末，六月初），有些人忍不住了，竟大鸣大放起来。话说得最露骨的，如陈新桂、葛佩琦、储安平等。他们甚至攻击“马列主义的教条”。他们甚至提出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不应该“学苏联”，并且说：共匪“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是主观主义加教条主义，再加宗派主义，三样俱全”。    “百花齐放”，放到这个程度，“百家争鸣”，鸣到这个样子，于是共匪的所谓“工农干部”就起来大肆其反攻了。他们利用“工会联合会”，或其他名义，攻击这些大鸣大放的人们是“右派”，是“资产阶级”。他们继续拿出各种各色的帽子，加到这些大鸣大放的人们的头上。他们大喊大叫的主张“收”。    一般推测，这一反攻，将使整风运动改换一个方向。至少朱毛所谓“鸣”，不许其如此大鸣。所谓“放”，将转入收束的阶段。像这些大鸣大放的人们，必将招致共匪的整肃。    当然，在共产极权主义的铁幕的后面，一个人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缄默的自由。共匪要他鸣，他只好鸣，要他放，他也只好放。并且他的说话，必须经过“组织”的批准，仍然言不由衷。但是我们分析这次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人们所说的话，却发现其中确有表达匪区一般知识分子的苦闷和一般民众的苦痛的一些语言和文字。这些语言和文字，充满着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哀的情绪和一般民众愤怒的气息。    他们既已说了话，又怕共匪整肃吗？七年来，他们在朱毛共匪的恐怖和屠杀之下，不敢说自己的话，而且不能不说共匪叫他们说的话。到今天，共匪要他们鸣和放。他们最初还是忍耐，最后却就冲动起来。于是共匪的积威所建筑的思想堤防，竟有一朝突破之势。整风运动发展至此，共匪的“工农干部”就不能不群起反攻，而整肃的杀机也就跟着流露出来了。    然而这只是共匪的杀机，并不就是共匪就要开始实行其残酷的整肃。为什么呢？我们以为：    （一）鸣放运动如若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发展到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和一般工农群众，那才是共匪实行流血清算的时机。    （二）鸣放运动如若从此收束到一个范围之内，即不至动摇共匪极权主义暴政的基础的范围之内，那就是朱毛这次整风运动不至发展为大规模的流血清算。    （三）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匪区的一般知识分子以及各党派所说的话，即令共匪嫌恶其“过火”，但是，我们中华民国在这台湾基地上，努力进行反攻复国的运动。我们这一运动，使朱毛共匪对于一般知识分子，不敢轻于屠杀。    大陆匪区的一般知识分子和各党派的人们应该了解，我们的反攻复国运动，过去七年来，保障了他们的生命，今后仍然维护着他们的存在。自１９１７年以后，从列宁到史达林，俄共屠杀了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小有产者及善良农民。但是这七年以来，朱毛在中国大陆上，不过屠杀了二千万人，表面上却仍保持其所谓“社会主义多党制”，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和各党派的人们活到今天，还能获得一个机会，大鸣大放一下。这是为了什么？这就是朱毛共匪受到我们中华民国反攻复国运动的牵制和威胁，因而一直不敢公然杀到这些人们的头颅和颈项。    我们对于大陆匪区里面，一些能够代替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抱不平，有勇气，大鸣大放的人们，表示同情，并申明我们愿尽一切力量，支持和援助他们的诚意。

【新华社新德里２７日电】印共总书记阿约艾·高士昨天晚上对新闻记者说：毛主席的讲话并没有表明苏联和中国在谁应该在亚洲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有任何竞争。“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谁也不领导任何共产党。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它自己国家的人民。”    他又说：“毛泽东所强调的是苏联的经验不能机械地全盘搬用；这一论点对印度也适用。”    高士进一步解释他的看法说：在印度，中央政府掌握在国大党手里而国家的一部分则由共产党执政，因此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都不能指导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所想做的事情。    高士说：说亚洲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是对的。很自然中国的某些经验教训对印度会有较大的用处。“但是，如果从这个结论又得出另一个结论，认为讲话中说明的新方针应该适用于亚洲所有的国家，那就错了。这不是这篇讲话的目的，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个问题在中国必须以特殊的方法加以解决。今天在印度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解决。”    他嘲笑了所谓印共正在把喀拉拉变成“延安”的说法。“我们希望在喀拉拉邦建立某种模范政府。”“我们在喀拉拉邦所做的事情比毛泽东提出他对中国情况的分析要早得多。”    高士说：我们的态度是：“一方面我们努力学习一切国家共产党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又应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我们国家的经验。”所以，把毛主席宣布的方针变成印度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印度共产党人将仔细地研究他的讲话，因为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讲话，他们应该研究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适用于他们自己。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２６日电】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今天在这里说，虽然毛泽东主席最近的文章对中国的社会说来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它“机械地搬过来，笼统地用于印度”。    有记者问，印度共产党人是否将把中国的理论用于印度，高士说，如果问题的意思是说，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府”之后，这个政府是否会用同中国一样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那么回答就是，这要看当时存在的具体情况。虽然印度和中国在经济状况方面在目前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政治状况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掌握着政权，而印度却不是这样。因此，印度共产党就不能在说服（毛建议在中国社会里采用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它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它没有掌握政权。    高士说，甚至在印度南部共产党人当权的喀拉拉邦，情况也同中国不一样。中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在喀拉拉邦，共产党人只是在进行“民主改革”。

【合众社香港２７日电】香港的观察家们对于北平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已经提出辞呈这一点并不感到惊奇。    观察家们相信，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极可能接受他的辞呈，周恩来有权任命和免除他的任何部长，并且有权接受他的辞呈。    这些观察家们还相信，另外两个共产党中国的部长“迟早”也将提出辞呈，这“要看他们所受到的政治压力的程度而定”。    这两个部长就是交通部长章伯钧和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这三个部长和龙云将军在最直率地批评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者之列。    【合众社香港２７日电】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民主同盟盟员，章乃器是民主促进会会员。粮食部长所以提出辞呈是由于周恩来总理昨天批评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情况。    据悉，共产党对这三个人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辞职，因为他们同别人一道对共产党反官僚主义提出了最坦率的批评。

【自由中国之声６月１３日２２点１５分广播】每日评论：胡风到底有没有罪？    关于胡风的消息，两年来似乎不大有人提起，然而自从胡风失踪以后，这个问题始终是存在人们的心坎之中。尤其是毛泽东、陆定一等人提出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已经批评得体无完肤了。因此在一般青年，特别是胡风作品的读者更不免引起一种疑问，为什么百花都可以放？唯独胡风的花就不能放呢？为什么百家都可以鸣？唯独胡风一家就不准鸣呢？    今年５月２９日，北京大学的布告板上就发现了一张类似标语式的纸条，上面写着：“为什么作家胡风自从１９５５年被捕之后，到现在还不见公开审讯呢”？中共对于胡风自然不敢公开审讯了，胡风到底有没有罪呢？胡风是有罪的，照中共的党文化官对胡风的指控，胡风不但有罪而且是罪大恶极。譬如像郭沫若说，“胡风不但是思想上的敌人，还是政治上的敌人”。中共“人民日报”曾经用两整版、两整版的篇幅来公布一批、两批、三批的胡风的罪恶资料。在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０日公布的第三批罪恶资料里，“人民日报“的编者袁水拍还特别的作了一个结论，叙述胡风集团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的伪装革命，隐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因此就确定了胡风集团的反党、反革命、反人民三大罪名。这三大罪名只要有一种，已经是罪该万死了。胡风并兼而有之，他还能说他没有罪吗？然而胡风是没有罪的，因为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资料，胡风的所谓罪证不外两种：    第一：胡风和王实味、萧军为同一类形的人物，都是基于人性的正义感和纯文艺思想，对于共党高级分子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违反事实和真理的宣传八股表示不满，而要求发表自由、创作自由。    第二：胡风在私人通信之中刻划出共党文丑们的丑恶嘴脸，数落了共党文化官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就得罪了胡乔木、乔冠华、何其芳、夏衍、周扬等人。    胡风之所以挨整肃的刀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这一年来，中共的头子天天在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天天在叫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反对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不是和胡风当年的主张一样吗？而且中共为了贯彻放和鸣的政策，曾经不断的倡导自由发表、自由批评。人家不肯发表、不敢批评，中共还用尽了千方百计鼓励他们，甚至于不惜表演苦肉计，咬紧牙根让人家重重的打自己的嘴巴。如果胡风要求创作自由就是有罪的话，那么今天在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共党头子又该当何罪呢？还有，胡风当年不过是在私人通信之中对于一群党文化官表示不满，还不敢公开骂共产党，更不敢骂毛泽东。可是现在怎么样呢？所谓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既然公开指名毛泽东、周恩来，骂他们是“党天下”的独裁政权。所谓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琪、讲师王德周既然公开发表，“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的言论，和喊出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简直是造了反了。如果胡风批评了几个共党文化官就算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话，那么像储安平、葛佩琦、王德周等人又该当何罪了呢？我们由此看来，胡风是没有罪的。其实不但是没有罪，如果二、三年前，毛泽东能够容纳胡风的意见，广开言路，让大家有说话的自由，或者就不会在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筑起一道高高的墙、一条深深的沟来，造成了共党和人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也就不会有今天搞得是鬼哭神嚎的整风运动了。    胡风是没有罪的，但是胡风是挨了整肃的刀子。胡风是在不明不白的罪名之下监禁了两年多，这是谁的罪呢？

【本刊讯】蒋帮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６月１６日发表一篇“大陆新闻界的乌烟瘴气”的文章，对我国的人民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毒的污蔑。现在全文转载于后：大陆新闻界的乌烟瘴气    报纸在朱毛匪帮看来，只是宣传共产邪教的工具，帮助罪恶统治的一种武器。    所以，论理在匪报担任编辑和记者的，应该算得上是朱毛的心腹人了。可是，在这一次“整风”里面，他们仍不能躲避被“整”的命运，不得不吐出一些自卫性的真言。因此，也揭露了匪报内部的一股乌烟瘴气。“左叶事件”闹风波    “大陆附匪的新闻工作者，在５月１１日，曾在北平召开会议，抗    议“某些单位不尊重新闻工作，以及粗暴地干涉或无理限制记者活动”。这件事的触发，是由于伪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匪叶辱骂匪“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韩德福，引起了各地匪报工作人员的共鸣。”    在５月１２日的匪大公报上，曾以“重视记者的呼声”为题，响应这次抗议。坦率地指出：“在我们工作着的这一片‘温暖’的海洋里，还横着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礁石。几乎在每个记者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两件三桩不愉快的事情。”    “北平的“新闻界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抗议大会，会中匪光明日报的记者发言说：他们因关于“劳卫制问题”的社论触怒了“中央体育委员会”，“体委”一面上告，一面给他们扣了一顶“反动”“反党”的大帽子。各匪报记者采访新闻，总是受到多次盘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多少级？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甚至有一些记者并无匪党党籍，采访消息时，总先接受警告说：“你要来，带组织关系来。”摄影记者遭受的阻挠和限制更多，百货公司的货架子“保密”，熊猫也“保密”。匪人民日报记者说：“青岛有一个很怪的规定，凡机关、学校、工厂、码头、仓库、港湾、楼房等等都不准拍照，而实际上，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却可以背着照相机自由拍摄。”连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他们为了拍照，经常被没收照相机，被带往派出所、保卫科等地方，尽管他们出示了全部证件，说了万语千言。”“死气沉沉”是特色    匪报记者这些遭遇，从匪帮的新闻政策看来，乃是“天公地道”的。因为朱毛匪帮把新闻工作当作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报纸的性质也和自由世界迥然不同的。    朱毛共匪认为：“新闻有阶级性”，“它是专政的一项武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报纸是教科书”。    因此，像匪报范逆四夫所说：“机关办报，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成了机关的下属部门，代表官方，于是面孔就板起来了。二、不登公文、指示，似乎也不像机关报，于是记者就跑机关，说机关的话：‘应该这样，必须那样’，官腔官调。”也像张友鸾在会中所说：“新闻在报纸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现在却不被重视，大会总结发言，各报往往就千篇一律地登，报纸向着‘月报’‘年鉴’的方向发展。”    “结果，“新闻报导缺乏动态，缺乏知识，写法单一，死气沉沉”成为“社会主义新闻”的特色。    老报人张友鸾还坦率地批评许多匪报把“社论”变成了“社训”。“使读者对报纸只是的感觉，是‘严师’不是‘爱友’。”    伪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个名叫王中的，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中指责匪党“认为报纸只是下达指示的工具，而人民要求知道除了指示以外更多的东西。”匪报死气沉沉，满纸官腔教条，毫无人情味可言。因此，很多匪报工作人员说：“报纸是办给人看的，人家看不进去，不看了，报纸什么性也没有了。”他们承认：“很教条地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产生了偏向。”严重的宗派主义    尽人皆知，铁幕内新闻报纸都是“官办”，没有竞争，更没有新闻自由。    今日大陆的新闻并不能充分地在匪报上见面，各报的内容和形式，不但“枯燥寡味”，而且“令人生厌”。这不只是由于“官办”的缘故，而是因为今日大陆上的报导，却被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所操纵垄断。其他报纸，只能向它们抄袭摹仿，形成新闻界严重的宗派主义。    老报人顾执中在５月１６日北平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透露说：在上海沦陷之后，匪帮对各报的老报人，采取极端歧视的态度，把他们都辞退了。后来，经他的努力，才“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在这个“养老院”中苦度残年的老报人，不仅不受人“尊重”，反遭受种种奚落。他说：“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认为“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是十分严重的。    匪文汇报的记者杨重野在会中陈诉：“新闻工作中的严重宗派主义是共产党把人民日报看成亲生儿子，非党报纸顶多是螟蛉义子”。他还说：“现在许多人对记者的任务不了解，对记者的工作不支持。记者如果总是怕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他指责：“新华社一花独放，是使记者思想迟钝之一因。首长们怕麻烦，常说新华社发稿，你们不用搞了。记者们遇到几次碰壁，还写什么新闻？如此一花独放，会影响记者和新闻。”顾执中也附和他说：大陆上“新闻社只有两家——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其实是包办，谈不到鸣放。”今日大陆的新闻工作，实际上丝毫没有新闻自由，而是由匪人民日报和匪新华社垄断，真正的新闻早被它们禁锢起来了。“新闻八股”的流毒    “大陆匪报和通讯社既然受了宗派主义的流毒，匪党的“党八股”也就成为匪报的“新闻八股”而流传到每一版上。这种“新闻八股”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高度表现。    张友鸾在“座谈会”中曾慷慨地说：“南京人报学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学真理报，现在除了报纸改横排像真理报以外，其他一样也没有学像。”    匪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坦白地辱骂自己说：“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有独立思考。”我们知道：匪报工作者自己既不能独立思考，就只好搬移教条，“八股”也就不免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匪报上了。（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在匪“新闻界鸣放座谈会”上，“大家谈到报纸版面文字为什么不生动活泼的时候，挖掘出一种令人吃惊的教条主义文风。”其中有一个名叫周正的，说：“新闻八股的毒害已经蔓延到儿童的脑筋里和写作练习之中了。我有一个朋友，一天对我说：‘我的孩子可以到你们新华社做记者了！’我问他怎么一回事。他拿他孩子写的参加营火会的报导给我看，上边先写：‘某某少先队在某地举行营火会，参加的有谁，参加的还有谁。’最后是：‘大会是在和谐的乌烟瘴气的气氛中进行。’营火点起，自然要乌烟瘴气。”    会中张恨水也说：“现在许多新闻开头就是‘几月以来’，这不是新闻，是历史。”但是，匪报正是刊登这样的“新闻”，因此，“几月以来”也成为匪报屡见不鲜的“八股”了。匪报的坠落退化    朱毛匪帮御用的报纸，为什么坠落退化到如此地步呢？    这是不难理解的，朱毛匪帮为了要使报纸只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的东西，所以在编辑和采访工作上，尤其是附庸党派的报纸，不断遭受匪帮官僚集团的阻挠、限制、刁难和歧视，“左叶事件”引起大的风潮，仅是一个较新的例子。同时，由于铁幕内根本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一切新闻必须符合“钦定”的规格。在内容方面要求“统一规格”，造成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发稿，歧视非共党籍记者和排斥老记者的宗派主义。在形式方面要求“统一规格”方面，造成“新闻八股”的流毒。匪报既受了这两重恶风的侵害，就使匪报不仅保留一副阴沉沉面孔，而且内容枯燥无味，脱离群众甚至与群众的要求完全背向。目前，大陆上的匪报已经是一种受人民厌弃、唾骂的东西，朱毛匪帮如果不采用“强迫推销”、“计划发行”，大陆同胞谁都不会自动订阅一份匪报。

【本刊讯】香港的国民机关报“香港时报”６月８日和９日连载了署名胡希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天气·文章·与共产党的面孔，费孝通写‘早春’和‘早春前后’的经过”。全文如下：    费孝通教授曾在４月初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共党在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后又阻挠“放”和“鸣”。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早春”。    到５月３１日，费孝通又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早春前后”，在名义上，５月底的这篇文章是叙述他写“早春”一文的经过，而实际上，他在“早春前后”中揭露了大陆知识份子的苦闷，他们写文章必须看风使舵，根据共党的脸色落笔，写成后还不敢骤然发表，必须再看看“最近的气候变化”，而共党的“气候”是经常吹无定向风，因此写成的文章必须一改再改。落笔难拟题更难    据费孝通说，“早春”一文的题目曾经作了许多咬文嚼字的斟酌。他最初用的题目是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这将会被共产党批评诬蔑“百家争鸣”，因此他不敢用这题名，就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了“暖”的地位。    “放”和“鸣”虽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但当知识分子在３月初开始放起来和鸣起来的时候，共党开始害怕了，拼命压制，但共党又不愿意被知识分子公开指出这种压制。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用“乍暖还乍寒”来形容是最适合的，但为了共党不愿意有人公开指出这种寒气所以费孝通把它改为“乍暖乍寒”，这虽然已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在共产党眼中看来，有“寒”字还是不行。因为“寒”就代表着共产党的压制。于是，费孝通又把题目改为“满园春色关不住”，想以此来形容“放”和“鸣”的蓬勃现象。但后来一看，又不行，因为实际情形并不如此，而且和文内的批评意见不能合拍，因此又改为“春寒”。春是形容好现象，寒是形容压制现象。但这个“寒”字总有点不大对，可能招致麻烦，因此最后改成了“早春”，“早”，是个正面字眼，和过去知识分子的“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转机，而又不会冒犯共产党。    单是一个题目，就费了这样多的周折。共党表面上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想鸣的人，却在环境逼迫下必须“收收放放”。在题目确定之后，文章本身也“收、收”了好几次。毛泽东也看小说    费孝通写“早春”一文的动机，是因为“民盟”的一些对共党不满的人鼓励他挺身为知识分子说话，所以他决定了写这篇批评共党压制鸣放的文章。二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因为这篇文章的分量不轻，他没有勇气拿出来发表。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民盟”的朋友们研究，看看共党是不是能容忍这样一篇文章。    到二月底，文章经过大家研究和把尖锐的话改得含蓄一点之后，他正想把稿送到“光明日报”发表时，忽然有一位“民盟”的常委匆匆赶到他家里，一开口就说：“你的东西快点不要发表！”这位朋友坐定后，气喘稍为缓和了一点，接着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要招祸”。原来这位朋友听到“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泽东批评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并赞成陈其通对这篇小说的批评。这位朋友在叙述了这一情况后说：“我看形势是要收了。”太难探测天气了    住在费孝通隔壁的潘光旦，听到费孝通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文化部的一次谈话会，不是收，而是放。”这一下可把费孝通弄糊涂了，他觉得“天气”实在太难探测。    第二天，遇到了一个“官方”杂志社的编辑，谈起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这个编辑说：“他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百家争鸣鸣出乱子来了。”费孝通因为自己手上就有着这篇可能会出乱子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问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没有斩钉截铁的根据，可能是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费孝通的“早春”，他不敢再贸贸然拿出来发表了。    有几个不满共党的“民盟”高级人士（费孝通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其中显然包括罗隆基，因为他在一个月前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谈到这件事），而且又都是肯定共党不在收，而在放的人，又一再鼓励费孝通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夹在寒暖之间的费孝通，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是“磨角”——把一切尖锐突出的意见都删去了。早春现象已过时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发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那天上午，费孝通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一批东德人士来北平参观，要费孝通招待，他又不知道毛泽东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讲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费孝通，揭开了谜底，说是“毛主席决定放了”。    第二天费孝通一早起身，把“早春”的后半篇又重写了一遍。但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据说是为了要登“政协”会议的发言而被挤后了。到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时，事实上早春现象已过时，因为各地知识分子已摆脱共党束缚，大鸣特鸣起来了。    罗隆基等人为费孝通惋惜，说这篇东西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个马后炮了么？但另有一些朋友为费孝通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耽待不了，因为当时的“天气”不同，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    。想说话勇气有限    费孝通在五月底发表的“早春前后”一文中感慨地说：“我想早春一文的发表，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质，    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    勇气是有限的。”    这篇有关“争鸣”的文章，虽经过这样多的斟酌和再三修改，但仍逃不脱被共党还击的命运。共党现在指摘费孝通，认为早春天气的说    法是错误的。照共党的说法：知识分子在“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说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前几年的思想改造是严冬么？这岂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么？再往下说，问题更    大了，意味着“解放”是知识分子肃瑟之秋的来临。因此共党认为早春天气的说法是“反动的”，而叫费孝通必须“再检查这是什么思想”。天气草木与改造    从“早春”一文中，又引起了另一问题：“是天气（共产党）不好呢，还是草木（知识分子）不好？”百花开不了，是由于天气不够暖，还是由于草木本身体质不健全？共产党声言：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说得明白些，知识分子要发挥积极性，关键是在“自我改造”，不应当去批评共产党的领导。腐朽的和虫蚀的    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一文中，驳斥了共党对“早春”一文的这种批评。他说：关键不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而在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    ，由于共党轻视知识分子，压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造成了共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应该是共党对知识分子作正确的评价    ，而不应把知不应把知识分子一概当作腐朽了的，被虫蛀蚀的。    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一文中，虽承认“争鸣”的高潮已到来，不再有压制人的早春景象，但他显然还是有顾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或者是因为不便说。”（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２５日电】铁托总统在今天开幕的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自从通过法律规定把南斯拉夫的工厂和企业交由生产者管理以来，只有七年，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在工人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绩。他说，这些成绩应当在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    铁托强调指出，这个时期对南斯拉夫来说是一个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它必须同几乎是不可能克服的困难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进行了斗争。在这个时期里，工人阶级挑起了主要的重担。工人阶级为了创造较好的经济条件，不得不放弃提高生活水平的许多东西，以利于它的国家的工业化和改造。铁托在这方面描述了南斯拉夫工业发展的成绩以后强调指出，可以大胆地说，工人阶级在工人管理中的作用对南斯拉夫渡过最困难的局面作了最大的贡献。    铁托随后谈到国外某些企图否定工人管理制度的价值的尝试。他说，“当那些来路不明的教条主义的辩护者否定今天我们工人管理制度的价值，说它是无政府主义和类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上证明这种制度的正确性和非凡的功效，因为在实践中已证明了它的价值。在实践中它已经证明它具有生命力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理论的正确性。生产者支配生产手段是生产中真正民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    铁托说，南斯拉夫人无意强使任何人接受他们的制度，而他们却常常被人指责做了相反的事，他强调说，“我们的责任是保护这种制度，抵御那些无视事实，不愿看一看”南斯拉夫“现实的人的攻击”。    铁托继续说，“我们也无意争辩那一国家的制度更好、更民主，因为生产者，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这件事最好的判断者。我们的劳动人民已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管理工厂和企业是一项巨大成就，使他们有最美好的希望获得更愉快的生活和幸福。而当我们的工人阶级对这种管理制度表示满意的时候——我深信他们是这样的，而且准备随时甚至用生命来保卫他们巨大的成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国外有一些人如此担心我们的工人管理制度是否好，而且还要对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示异议。我顺便要说，在我们国外有些批评家往往就某件事物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作出判断，虽然其中许多人没有资格，至少没有具备最起码的资格这样做。”    铁托说，他不打算一一列举关于工人管理的荒谬文章和言论。他劝告一切不相信工人管理所取得的成绩的人们到南斯拉夫来亲自看看。    铁托指出国外对工人管理制度所进行的一些批评的恶意性，他说，这些批评利用“我们自己承认的某些缺点而后加以总括，但是拒绝去看可能的困难的原因，拒绝承认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外部，而且不愿意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尽管我们有一些缺点”。    他强调说：“如果这些批评也承认我们的一些积极的成就——它使得过去七年的缺点黯然失色——的话，那么它们就很难断言说我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修正主义的。我认为，现在该是结束这点的时候了。    铁托着重地指出，要是仅仅在嘴上说同南斯拉夫建立良好关系，而在内部却向党员和广大群众发出种种相反的指示，说南斯拉夫热中于修正主义，说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说它同帝国主义合作，危害社会主义国家等等，那么，在我们同某些东方国家之间是不可能谈什么良好、诚挚的关系的。    铁托着重地指出，所谓“同志般”的批评，开始时谈一些积极的东西，然后，在列举了各式各样常常是夸大了的困难和错误以后，就接着否定南斯拉夫的一切建设性的东西，这不是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做法。铁托说，良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在诚意和信任上。他说：“嘴上这样说，做的是另一套，这骗不了我们。”    铁托说：“我们要求写出和说出关于我们的真正情况，不要把积极的事实略过不谈，只是宣扬消极的东西，这是一种歪曲真相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同志们的最低要求。当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彼此关系的时候，我相信，这种关系将不但是良好的，而且是持久的和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有利的。”    铁托接着谈到西方某些对南斯拉夫的整个社会制度的民主性质表示异议的人士的批评。他说，他们应该到南斯拉夫的各个工厂来同工人谈话，然后“来设法了解真正的民主基础倒底在什么地方；是在被人们顽固地宣布为完善的民主形式的多政党竞选（在这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内，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合法的权利来剥削其他人的劳动，以便增加他个人的财富）内呢，还是在生产工具归生产者所有和最大多数群众参加经济的管理工作和社会生活其他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的社会制度内呢。”    铁托强调指出南斯拉夫人对满足于经常发生争论的多党制的西方人民没有任何恶感，他说，南斯拉夫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制度——绝大多数的南斯拉夫人都团结在劳动人民的政纲周围的社会主义联盟。他说：“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共产主义者联盟也属于这个组织内，在这个组织内，讨论受不到阻碍，通过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来实现的最美好的决定，是用最民主的方法通过的。”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２７日电】参加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向贝尔格莱德“战斗报”记者发表谈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关切地注视着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你们国家的情况。”他说，他对于代表大会的各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感到满意，在这些委员会里，工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兄弟友爱的气氛下提出具体的建议来。刘长胜副主席说：“我感觉，这些人都在一致努力，共同谋求以最迅速和最好不过的方法建成社会主义。”    中国的这位工会负责人在同“战斗报”记者谈话的时候还谈到了目前在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消除错误和缺点的巨大运动，还谈到了中国工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管理企业的各种形式。    “政治报”记者也访问了刘长胜副主席。刘长胜在同“政治报”记者谈话的时候，先谈到了他对于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工作的观感，随后又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求扩大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工会组织之间的合作。

【国际新闻社东京２７日电】联合国大会主席旺亲王今天说，赤色中国总理周恩来昨天发表的卤莽的赎武主义的演说，是“共产党人的老调”，他同时支持联合国拒绝召开朝鲜政治会议的做法。    这位泰国外交部长在评周恩来对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讲到的“战争的危险”时说：    “周恩来关于战争的危险性的一番话不值得大惊小怪。他年复一年地一直在谈这种危险性。”    他又说：“但是我不认为在最近六个月里有在亚洲发生任何真枪实弹的战争的危险，因为红色中国最大的雄心是设法进入联合国。发动战争对它来说将会永远消灭它进入联合国的希望。”    旺亲王说，他认为秋季会议不会接纳赤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他说，“至于明年怎样呢？我不作估计。”    旺亲王说，联合国朝鲜停战委员会代表决定拒绝共方召开政治会议以统一朝鲜的建议，这“是对的”。    “除非北朝鲜同意接受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的原则，否则不可能召开政治会议。”    旺亲王说，“一旦红色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他马上支持它进入联合国，他又说：“红色中国几年中没有使用武力同允许不使用武力完全是两回事。红色中国还没有放弃使用武力。”    旺亲王耸肩表示他不认为红色中国领袖可能轻率行事，他说，“他们采取这种行动会得到什么呢？这只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谈到台湾的雷诺案件和日本的哲腊德争论时，旺亲王说，“这两件事有助于使美军迅速撤出亚洲。”旺亲王说，重要的是，在将来发生任何牵涉到美军的事件中，都应尊重当地的法律和国际法。

【新华社雅加达２７日电】“独立报”今天报道，印尼足球队教练多尼在和该报记者谈话中，严厉驳斥关于印尼队一般采取防守战略的报道是狭隘的报道，该报编者还加按语说，报道这个消息的是新华社。    多尼说，“我们的进攻和中国队一样多，可以说拉曼等射进机会比敌方的前锋更多”，“那样报道是空话”。    报纸说，拉曼和耶米阿特也否认印尼队一直被围攻，他们说双方都有进攻。

【国际新闻社汉城２４日电】据今天获悉，“高级当局”——大概是华盛顿方面，已下令制止美国第一批能装载原子弹的喷气战斗轰炸机飞往朝鲜。    这里空军军官曾经希望至少有一个中队的新式的Ｆ—１００超佩刀式飞机在今天到达南朝鲜机场，以实现美国终止现在军事力量不平衡情况的决定。    但是，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高级当局已训令“无限期地”停止这种飞行。    其原因不明，但据测这一决定是由于政治而非军事原因。据悉空军方面准备好在接到通知后数小时之内将超佩刀式飞机运往朝鲜。    【美联社汉城２５日电】Ｆ—１００超音速喷气机可望在任何日子飞往朝鲜，作为盟军方面上星期五在板门店宣布的使武器现代化的第一个步骤。    一位高级的盟军人士曾经说，超佩刀式飞机定于星期一飞往乌山。其后其他人士说，“为了避免不适当的公开”，到达的时间显然延迟了。    空军当局发言人不想说明第一批新式飞机运到朝鲜的时间和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