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２５日电】以下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杜勒斯在２５日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中谈到毛主席文章部分：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获有机会阅读并且分析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问题的讲演；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的话，你对这篇讲演的意义有什么看法？    答：我已经阅读了这篇讲演。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好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就它的字面看来，这篇讲演暗示着，有一种在谨慎地控制着的制度内对不同的意见予以某种程度的容忍的意向。但是，我注意到某些人士中间有这种看法：这篇讲演的目的只是让某些不同的花露出地面来，以便能够在它们一开出来后就把它们斩除（笑声）。我认为，我们必须等待着看一看这次事件倒底是什么，这是一种圈套的手段呢，还是真正表示希望和愿意对意见略为容忍一些。

【本刊讯】６月１３日的蒋帮台湾省政府机关报“新生报”发表题为“共匪整风开始转向”的社论，污蔑中共整风运动。社论一方面赞扬了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谬论，同时对诚恳帮助党整风的民主人士一概污蔑为“尾巴分子”。现在将这篇社论全文刊载于后：    共匪为缓和大陆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企图以所谓整风运动来收揽人心。共匪了解，当群众需要革命时，统治阶级若不改革，群众革命立刻就要爆发；但统治阶级若及时采行改革，那种改革有时也会促成统治阶级的崩溃。这次匪帮发动整风，就是由于发现匪帮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先搞一次整风运动，下诏罪已，以和缓群众革命的爆发。    匪帮在发动“鸣”“放”以前，所作的准备工作，也算相当周密，以免发生他们所不愿见的偏差。首先，他们强调此次整风，是“和风细雨”的，那就是预防着不要让匪帮及其干部受到了真正的打击。其次，被邀请来“鸣放”的人物、都经过审慎的选择，主要的，都是一些被豢养的尾巴份子，惯受匪帮的颐指气使，即令让他们放言高论，也差错不到那里去，至于真正的人民或是能够代表人民说话的，仍在被排斥之列。同时，毛匪还特别提出整风的三大题目，就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把可说的话先说在前面，让大家可以奉承意旨，照题发挥一番，再由匪党假意的来加以采择。经此布置以后，一幕审慎排演的话剧，乃告登场。    在此幕话剧正式公演之初，各方面的“配合”，的确也甚为“良好”。尾巴份子久受训练，都能把发言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在划定的范围内“鸣放”，当不致触到任何的礁石、有时候插入一些幽默词令，而不虐，正好反衬出主子的“宽宏大量”。即令是最大胆的，也只是发一些不被重用的牢骚，打一些“眉毛”“眼睛”之类的譬喻，以妾婢争宠的姿态希望多得一些恩赐。匪酋们对这种尾巴份子的撒娇，似乎也颇为欣赏，悠然自得之余，也竟然认为“鸣放”得不够，还要求人家“大鸣大放”。    但是匪酋们没有想到，无诚意的玩弄民主，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最后不免要玩弄出毛病来，最近有被邀发言的储安平、葛佩琦等人，发言渐渐离谱，终致引起了匪党宣传机关的大肆挞伐。储安平的发言，似已触及了共匪独裁政权的基本问题，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葛佩琦的发言，更为露骨，他甚至说了“条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不能说不爱国”之类的话，这岂有不引起匪酋们“赫然震怒”之理。于是，伪装的温存，就一下子变成了破口大骂。伪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这些论调是“企图煽动非党人士反党”，是志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并且明白宣布“阶级斗争并未结束”。对党内干部的“和风细雨”，在瞬息之间，就变成对党外人士的急风骤雨了。但这还只是转变之开始而已，共匪对这些“反革命”思想的萌动，是不会仅止于口诛笔伐的，预料在不久将来，就会从辱骂发展到人身的迫害。    看样子，共匪的整风运动只好至此为止，草草终场，把文章转到尾巴份子的改造上去。过去共匪的“三反”、“五反”，即曾以检讨自己始，以清算他人终。这次的整风，大概也将走上“三反”、“五反”的老路，不所同者，只是那一次的对象为工商界，而这一次的对象为尾巴人士与智识阶级而已。现在，题目已经从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等变成了如何处理党外的反党思想。题目已变得如此严重，将来文章的内容，已无须我们在此猜测。事实迟早会向我们说明：所谓“和风细雨”，只是暴风雨的前奏而已。我们相信，匪帮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不但不能挽救其崩溃的命运，而且必然要加速群众革命的爆发。

【本刊讯】蒋帮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香港时报”，６月１２日发表了题为“中共整风运动的作用和后果”的社论，除对中共整风和全国人民反对右派进行歪曲和污蔑外，叫嚷要与“不甘作奴隶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为“争取自由生存而共同奋斗”。社论说：    最近三个月来，中共在大陆上表演着以“齐放、争鸣”为楔子，以“整风运动”为本事的连台闹剧，虽然自我宣传为“西方国家所无的民主”，我们早已指其为只是做给别人看的玩艺。共党为甚末要搞这套把戏呢？为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借此能够和缓一下。讵料一般呻吟憔悴于极权奴役生活之下的党外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乃乘机大鸣大放，指斥共党历年来的虐政暴行，按事举证，言之凿凿。这在极权主义者的观念中，已经是难以忍受的事情了。然这般奉命鸣、放的党外人士，忽如脱缰之马，驰骤奔腾，实行共党所指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方针，竟对马列主义和共产政权的本质，亦发出了否定的批判，表现着人民内部最大而又是最基本的矛盾现象，乃使共党大惊失色，狼狈周章，为着本身的生存前途，不能不揭露真面目，要设法予以整饬了。    共党喉舌“人民日报”日前发布了两篇社论，认定这些“西方国家所无的民主”作风及其鸣、放之词，多是“妄用批评”，对共产党“玷污”或“詈骂”；这就是说：只能在以奴役生活自安，拥护共党极权专政的范畴之内，对现实政治，仅仅作些无关宏?d的批评，就是善意的批评，才是所谓整风运动的目的。否则，便是“证明中国内部仍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就“必须坚决地展开正确的反批评”。这所谓“反批评”，实系进行强烈的阶级斗争的前奏曲！    从中共喉舌报这两篇自供的言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事实：一是大陆上社会各阶层之间，充满着反抗共党极权奴役生活的悲愤心情，即共党内部中稍有人性与理性的份子，亦所在多有，否则那些鸣、放的党外人士，就不敢肆无忌惮地畅所欲言，甚至于对“老和尚”（指毛·周二酋）也要“请教”一番哩！二是大多数的知识份子，依然潜存着反共非共的坚强意志，共产党素所强调的“思想改造”魔术，毕竟摧毁不了人性与理性的强固壁垒。三是共党经过这次的鸣、放测验工作以后，更憬然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情况，其严重性超过了它所想像的程度，而视知识份子为强顽的阶级敌人，今后将不再幻想着可以利用知识份子作工具，来弥缝、消解国内人民的反共情绪了。    基于上述的现实事象，共党目前虽然好像沉得住气，表示“必须继续广开言路”，而对于“有人是另有用意”，“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只说是要展开“反批评”，实际却是忧心忡忡，先行发出警告，制止“大鸣大放”，维持整风运动的场面，然后再来进行“大争”——就是邓初民所透露的“大鸣大放之后，必须大争”的结局。这所谓“大争”的性质和作用，将不亚于“三反”“五反”的规模，必是一种“强烈的阶级斗争”，而以知识份子为唯一的对象。共产党口中的“斗争”一词，已具有血腥意味，谈到“阶级斗争”，那更是残酷的行为，非斗到你死我活不可的。言念前途，我们不能不对现时在大陆上为广大民众作不平之鸣的知识界中人，栗栗危惧，且寄与无限的同情和惦念。    共产党已经明白地昭告世人：它们就是“人民”，朕即国家；它们的政权，是以阶级专政为统治手段。任何人不能批评共产党和其极权专政的体制。它们所说的“民主”，乃是随着共党的指挥棍下所演奏的俚曲，大家合声呐喊，跳舞如仪而已。假借“社会主义”这一腐烂发臭的名词作武器，摧残人性与理性，否定基本人权。在这种魔鬼世界中，绝无丝毫民主自由生活之可言，这是显见的事实。我们要与大陆上不甘作奴隶的知识份子联合起来，为解放大陆同胞，争取自由生存而共同奋斗，大家努力吧！

【本刊讯】香港反动半周刊“自由人”６月１５日的“半周述评”中，以“应声援大陆知识分子”为小标题的一段说：站在我们的立场，诚然无理由去同情支持如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之流，但就整个形势来论，我们应同情及支持大陆上的一般知识分子，同时必须将决心投共的政客和一般误走歧途的知识分子间的界限分清，不能以“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称快的心情来看事态的发展，必须审慎地注视它。中共或许不会过分地使靠拢政客难堪，因为要保留他们装点门面；但是对于一般不自觉的跌落陷阱的知识分子，无异的这是一次“整肃”的灾难！    因此，我们有理由要声援大陆上受灾受难的知识分子，不能让他们孤军为战，白受灾害。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未必能在大陆突发，但是波匈事件的功力确是来自知识分子。

【本刊讯】意共“团结报”６月２１日刊载卡拉曼德雷写的题为“发现了中国”的社论说：    意大利资产阶级似乎终于发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社论作家和记者宁愿依据筛了又筛的适合美国宣传的新闻，立即详尽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说。这篇演说是２月２７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现在北京已全文公布。公布之前，中国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已经叙述了它的内容，而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其他政党也已经加以深入研究，联系到一年多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予以深刻估价和加以系统化。    这么说来，我们的依据第三手或第四手消息的“马可波罗”，迟了几个月才发现有“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辩论这么回事，迟了好几季才看见存在着所谓“百家争鸣”运动，但是他们却以一种优先于人的神气，把这些材料提供他们的读者，硬说是透露了什么什么秘密。    不过，虽然迟迟才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发现毕竟值得庆贺，尽管发现者对毛泽东的演说所作的某些解释是愚昧无知的，至于他们一再说的“修正主义”、“同莫斯科的分歧”之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发现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尽管在发现的同时仍然捏造窜改，这个发现仍然证明：即使那些最愚昧、最抱偏见的观察家，现在也不能够再对新中国的呼声硬是置若罔闻了，能够再对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在触发的创造性思想辩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予以低估了。    我们并不想在这篇文章里评论毛泽东演说里所提供的广泛题材，尤其是不想同最近出现的“中国通”、同他们捏造的解释进行论战。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中国为什么终于被发现了……为什么这样轰动地被发现，甚至在最地方性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刊载出来了。“内部矛盾”的演说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因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就拟订了两个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文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来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本身富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应用。而那些时候，今天大嚷大叫的记者和社论作家却在充耳不闻，不言不语。那末，为什么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演说感到兴趣了呢，为什么他们对他的演说全力以赴地作“独特的”解释呢？我们认为，他们今天非常需要一个借口、一个托词，来掩饰、来证明一下对中国采取的新的帝国主义政策路线至少是表面上有道理的。    过去几周中，两件事情为美国从１９４９年起强迫它的盟国和卫星国接受它的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敲了丧钟：台北的骚动和英国决定取消对华禁运。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和亚洲的日本，都准备步英国后尘。这两个事件是给美国舆论的猛烈打击，是叫它了解现实，是给予它断然警告，警告它说：美国八年来在远东的战略和外交一无成就，而结局是一个绝境。    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既要保持自己的威信无损，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世界人口最多的那个国家的政策是错误的和无用的，这的确是后果深远和很难办的事情。对意大利政府说来，则是令人痛苦的很不光彩的一步，因为迟到最后才走这一步的：意大利政府在奴颜卑膝地追随美国的荒谬政策以后，追随了英国的倡议。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美国报纸为自己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打起了退堂鼓，要他们转过来对毛泽东的演说大肆渲染，以便使公众相信中国在变成同国务院至今拒绝承认的那个中国不同的国家，以便使人相信美国的政策之所以应该恢复数变并不是因为破产了。毫无疑问，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宣传机关的意大利徒子徒孙们赶紧就十分勤快地发现了中国的原因。

【本刊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６月２２日刊登了弗兰克·罗伯逊从香港发出的一条消息说，最近发表的毛主席讲话无疑是近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这位中国领袖再次表现他的众所公认的政治天才，在着重处理国内问题（其中有些是严重和急待解决的）的时候，他为整个共产党世界树立了满怀信心、充满力量和现实主义的榜样。    消息说，这篇讲话删去了在华沙流传的讲话中关于批评斯大林的部分。明显的是，毛的讲话内包括了一些对于苏联的重要教程，虽然苏联的领袖们也许不想予以注意。然而不论苏联的领导人怎样看法，毛承认中国存在矛盾并且容忍这些矛盾，一定会对其他各地（包括苏联在内）的不那样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发生强有力的吸引力，最后很可能改变共产党国家发展的型式。    又同一天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专栏“华盛顿来信”说：美国对北京的政策快要摊牌了。至少美国和盟国的情报人员和外交人士正在对毛泽东的讲演进行仔细的、深入的研究，并且对它抱着不小的希望。他们认为毛先生承认共产党的矛盾这件事不是重新为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下定义就是承认中国国内的纠纷，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许多盟国情报人员正在报道共产党中国农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即使这种报道有点过分，但是它所显示的却不是那种被假定为随共产主义而来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和经济上的迅速改善。    因此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正在被迫作出决定，在两种人中间摊牌，一种人认为这种共产党的变质或修正最好用缓和美国对北京在贸易上和接触上的各种限制的方法来加以鼓励，一种人认为最好用旋紧螺丝钉的方法来加以鼓励。这将成为华盛顿的最大的和最尖锐的辩论之一，而且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久也可能不得不亲自加入这场辩论。

【合众社台北２５日电】蒋介石大元帅在四年来国民党军官最大的一次调动中任命了空军司令王叔铭将军担任参谋总长。    在四个高级军事领袖被调动的几小时之前，国民党宣布他们受到了自从１９５４年以来小型空战中最重的损失，但是这里的官员们说，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在台湾海峡恢复战斗和这次军事职务的变动没有关系。这种变动已经计划了若干时期。    五十岁的前任参谋总长彭孟缉将军，他在两年的任期结束的时候降级为国民党中国陆军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    五十三岁的原陆军总司令黄杰将军就任总统府参军长。黄从１９５４年以来就统率陆军。    蒋介石任命了前空军副总司令陈嘉尚中将接管国民党中国的愈来愈壮大的空军。这位四十九岁的新空军总司令是这里以空军作战部队的顽强的将领而闻名。    新任参谋总长王“老虎”（叔铭）在整个东南亚都很出名；他是指挥国民党中国的全部的为数六十万人的军队的第一个空军将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陈纳德将军手下作战。他说英语，有一个儿子在美国上大学。他在远东的高级美国军事官员中是非常有名的。    蒋介石大元帅的命令还任命黄镇球领导台北卫戌司令部，这是在上个月的反美暴乱以后任命黄杰担任的职务。    国民党政府说，这次军事职务的变动是由于一项例行的军事规定，这种规定不让任何军事首领连续任职两年以上。因此王叔铭不能继续担任空军领袖。    【中央社金门２５日电】由于厦门等地匪炮连日向我大小金门作扰乱性的疯狂射击，及金门所得的当面匪情，匪军亦不无窥犯迹象。２４日晚，厦门匪炮轰击烈屿，在一小时许内，即发射九千零二十六发，其紧张程度为“前所罕见，仅就其发弹数字而言，亦达三年来匪炮射击烈屿总和三分之一。    记者曾于２５日上午巡视烈屿前线，目睹匪炮纯为盲目射击，其着弹处大部份在山头旷野荒郊地带，但民房有少数遭受破坏，至于守军和民众的战备工事，仍属安然无恙。一位在昨晚苦战中英勇执行反击命令的李英扬战士说，匪炮虽打得多，但我炮轰得更猛烈，最后一发是我们的炮打的，匪方伤亡一定非常惨重。    金门２５日安静如常，上午偶而可闻到一二由金门地区发射的炮声，金门街头仍是往来熙攘，一般人生活依样宁静，各尽所业。主办救济的机构对于日来遭受匪击的民房或受伤民众分别予以救济医疗，使他们重建家园。    据记者巡视大小金门所得的印象，金门有坚强的战备和昂扬士气，始终是固若金汤。今天金门地区的英勇炮兵正分别在阵地里揭下炮衣洗刷，昨天猛烈射击后的炮筒准备再作猛烈轰击，在前线最高司令官所指挥下的三军官兵早已严阵待敌，只要匪军进犯，即将遭受惨重的打击。    【中央社金门２５日电】２４日匪炮向大小金门盲射时，我小金门民房惨遭匪炮残酷的破坏，民众亦死伤三十人。    金门战时救灾委会已于２５日下午集会讨论救济事宜，并决定救济原则。民众死亡者发救济金一千元，重伤八百元，轻伤四百元。民房每间全毁者四百元，半毁二百元，并于２６日分别发放，另发动各界捐款救济灾民。    据金门防卫部２５日下午发表公报称，２４日匪炮向我大小金门先后滥射，民间损失为：（１）大金门民众伤二人，房屋被毁四十五间；（２）小金门民众死十人，重伤七人，轻伤二十四，民房全毁１５９间，半毁１６９间，半毁１６２间，牛死七头，猪十三头，渔船六艘，竹筏七只。

【合众社华盛顿２５日电】海军今天说，美国目前没有在台湾海峡进行活动，国民党中国部队在那里已经提防着中国共产党可能对金门岛发动进攻。    一位发言人说，舰队的某些舰只现在正在菲律宾的西北海岸外面活动，以避免正在向北移动的台风。其它舰只在日本东海岸和冲绳岛的东海岸。

【美联社香港２５日电】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团长称赞目前在红色中国进行的“整风”运动，他又说，这个运动是按南斯拉夫的方针进行的。    由四人组成的文化代表团在中国大陆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参观旅行，团长约西普·维德马尔教授星期一来到香港时说：“这个新方针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很重要，对于中国生活的自由发展很必要。”    记者问道，在南斯拉夫是否要进行类似的自由讨论运动，维德马尔回答说：“这在南斯拉夫已经进行好几年。”    他又说，他的代表团６月７日在北平同中共政府签订了一项文化协定，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签订文化协定。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６月２５日以“对中国党领袖的批评缓和了”为题，发表它驻香港记者的一则电讯说，最近对于共产党官员的错误进行的一阵尖锐批评即将结束，因为非共产党集团成员自己出来对比较冒失的成员的讲话表示遗憾。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始终是尽量希望使争论限于讲道理的范围之内。例如，在三个星期以前讨论开始时，主要批评者之一、交通部长章伯钧在知道一个俄语学校的学生张贴了反动标语支持他和另外两位民主党派领袖章乃器先生和罗隆基先生时，警告学生们不要跑到街上去造成“匈牙利事件”。他们也许曾经怀疑在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居然得到这种支持，但是可以十分肯定，没有任何一个批评者企图超出口头上的批评。    现在，与政府合作的党派的高级成员，已经毅然为政府进行辩护了，并且正在批评惹怒了比较狂热的党员的批评者。反击运动是由宋庆龄女士、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以及其他主要非共产党党派的各主席所领导的，同时，“人民日报”已经号召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对那些企图推翻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人”发动强大的反攻。    这家报纸把“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民群众同利用毛泽东的论文作为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并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和右派政治家”分别开来。这家报纸又说，反动势力的结果只是使他们自己孤立，“因为压倒的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家党机关报可能是正确地说，毛泽东的讲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将“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它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所碰到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且提出许多关于党和政府工作的许多积极的建议和批评，从而使停滞，沉闷的气氛变得生气勃勃，虽然“一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右派分子利用党的号召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和夺取地位。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把局面搞乱了，但是群众却起而反对他们，因为压倒的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同时，这家报纸又说，“人民学会了识别各种人的真面目。”    然而，现在受到损害的批评者就在眼前留下了一批意见，这大概不会被人很快忘记，并且很可能成为高级人员和低级人员进行秘密讨论的主要题目，虽然批评者在中国境外似乎造成了完全不应该有的那么大的轰动。    【本刊讯】６月２０日巴黎“人民报”在报道北京医学院掷炸弹案时评论说：据消息灵通的北京人士说，这一事件同当局决定停课一星期以便让学生研究毛泽东主席的长篇报告没有关系。    观察家指出，这一袭击案是在毛主席以“百家争鸣”的口号在中国发动的运动到达紧要关头的时候发生的。前不久，由于共产党和政府受到大规模的批评，曾经出现过制止这个运动的趋势。    此外，据悉，现在在中国的非共产党党派内部也出现了某种紧张局面。这些党派的领袖们中间有些人，例如两位部长罗隆基和章伯钧以及“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几天来在报上和公开集会上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已经停止章乃器代表该会参加“光明日报”编辑委员会的职务，因为他曾经主张延长对前资本家付给利息的期限。    一切同该报社务委员会有关的其他小民主党派已经请求社务委员会和工作人员开始调查研究在该报版面上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章伯钧、储安平事件中的责任问题。

【本刊讯】“曼彻斯特卫报”６月２４日登载了维克托·佐扎的文章，题为“毛的演说的令人不安的影响——东欧共产党人对之异常欢迎”，文章如下：    在中国，那些利用这次新的言论自由来批评共产党的人们，愈来愈受到攻击，而在东欧，毛泽东的演说却刚开始影响对之异常欢迎的公众。    这篇演说的影响在波兰最大，这是很自然的。    “人民论坛报”认为毛的那些结论的重要性，并不因为这些结论是从中国的经验中所得出的而有所减少。这家报纸说，波兰人并不想机械地照抄中国的主意；但是它强调说：“中国的想法和做法有许多方面……是同我们自己的相一致的”。移花    在匈牙利，党报“人民自由报”全文刊载了这篇讲演，评论了它对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显然将要试图把这些中国花移植到匈牙利去，因为这家报纸预料“正确地运用”中国的经验，“能够大大有助于我们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公式的秘密是在于“正确地运用”这几个字里，因为正像多数的共产党理论一样，毛先生的理论可以用来为几乎任何事情辩解。    譬如说，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有一段话甚至可以把最近宣判匈牙利作家死刑的事都说成是正确的，只要是这些作家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对批评它的人所表示的反应固然是激烈的，但是还没有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分子”。有些西方新闻记者从北京报道，他们不能够访问讲话比较坦率的那些批评者。这虽然也可能成为一种不祥之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异的。这些批评者大概正在经受大家希望是温和形式的洗脑，而且，事情就要取决于这种洗脑的结果，他们也许会撤回他们的反共言论，也许就脱离公共生活了。这是很不好的，但是这也并不表明恢复几年以前的恐怖，而且，只要是不恢复这种恐怖，批评者仍然是会前仆后继地出现的。可能采取暴力行动    为了堵住批评者的嘴、或者说为了让他们缓和一下自己所提出的要求而作的努力，正在采取警告的形式，要他们注意由于要求过分而不得不采取暴力行动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所引用的昨天的官方新华通讯社消息说，在北京郊区的俄语学院的墙上有人张贴了“反动标语”，表示反对一党专政并且要求实行议会制度。    这个事件是在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的会议上透露出来的。民主同盟的某些盟员就是批评共产党最力的人。这个事件无独有偶，本月初有人发出警告说，如果学生们跑到街上去闹事，“事情就会弄得无法收拾”，会引起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件。据说这种警告是由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发出的，所以要在北京的这次会议上追述这种警告也许是要表明，主要盟员是不同意“叛徒”的意见的。    在中国国内的争论仍在进行的同时，在东欧各国共产党中间，一种争论也正在以极其含蓄的词句进行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个书记亨德里赫在上星期所公布的一篇演说中表示自己的意见说，中国最近的经验，“首先”对于亚非两洲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在上星期哥穆尔卡结束在东德所进行的访问，而由这位波兰领袖同乌布利希所发表的公报中，据说中国的经验的重大意义所及的国家，“远远超过”亚洲大陆的范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讲话，没有提出任何直接的评论。波捷两国对中国的观念的看法彼此有着难解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看来没有什么可注意之处的许多随风摇摆的茅草中间的一株，这些茅草表示着一阵风，这阵风很容易变成暴风。（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巴黎“费加罗报”在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４日连载了特派记者克洛斯写的题为“苏联时代的叙利亚”的文章，摘要如下：（一）“俄国人是阿拉伯人唯一的朋友……”    逃到贝鲁特的叙利亚难民向我说：“你到大马士革去没有用处。谁也不愿接待一个法国记者。此外，你还很有可能被当作“间谍”送进监牢。”    老实说，这次旅行开始时是很不愉快的。刚刚进了国境，就有一个叙利亚宪兵戴顶红帽子，蓄着浓黑胡子，拦住我的汽车，硬要两个戴手铐的人坐在前座上。这两个人显然曾受过毒打。这个警察则坐在我旁边。警察把我仔细打量了一番，说：“这些都是帝国主义间谍。你是法国人吗？都是些……”。苏联的渗入    我以往听说：“你将看见大马士革到处是俄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当然这话说错了。旅馆里住满了美国人和他们的家眷——他们的饶舌的老婆和他们的吵闹得令人难忍的孩子。在街上，唯一最容易分辨出来的外国人就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官员，他们穿着方格花衬衣或装饰着小花朵的得克萨斯长统靴。    这虽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共产党集团的代理人当然在那里，不过人们看不见他们罢了。然而人们却看见他们的工作结果。    首先，在军队方面。去年１０月当我经过大马士革时，叙利亚军队都是乘坐十轮大卡或美国吉普。这一次，我在各地都看见“莫洛托夫”式卡车、俄国吉普和指挥车。当然，没有发表任何官方数字，但是据可靠消息说，人们估计１９５６年叙利亚向苏联购买了一亿美元的货物（约合三百五十亿法郎）。这些货物中，从个人使用的武器到坦克和飞机都有。米格式飞机经常在大马士革上空盘旋。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军事检阅中，有十七辆Ｔ３４式坦克和一队“马克四式”德国坦克（俄国人在上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掳获的）。    一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工程都委托给了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人最近建完了拉塔基西港。他们目前开始在这个市内修建堆栈。保加利亚人正在大马士革北面修建一个军用机场。经过一年的谈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人代替了美国人在霍姆斯修建一所炼油厂。    为什么宁愿把工程包给东方国家呢？理由很简单：是因为它们要的价钱远远低于西方公司，往往低一半。此外，叙利亚领袖们对于本国经济大大依赖西方是很为不安的。就霍姆斯炼油厂来说，双方的索价差不多，而且从技术的观点来看，美国建议的设备显然较优良。好几个部长都赞成第二个方案。可是最后，政府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袖阿克拉姆·胡拉尼的压力下同捷克斯洛伐克人签了合同。胡拉尼强调把这种工程委托给“帝国主义”代表们的危险。“我们不是一个卫星国……”    在我同外交部长比塔尔长时间的谈话结束时，他向我说：“在法国，人们对于叙利亚的情况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人们指责我们是莫斯科的卫星国。这是荒谬之谈。一切善意的观察家都很容易看出这是荒谬之谈。”    实际权力并不掌握在总统库阿特利的手里，也不掌握在总理阿萨利手里，也不掌握在议会手里，而且掌握在两个操纵一切的人物的手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书记胡拉尼；第二局兼保安队首脑萨拉杰中校。他们两人被他们的敌人称为“胡拉诺夫”和“萨拉佐夫”。    这是两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西方都有一种不能克服的不信任心理，对以色列十分恐慌。他们自命为猛烈反共，其实他们经常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支持他们的大马士革议员哈勒德·巴格达什，据说就是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的一切亲苏组织的首脑。“胡拉诺夫”和“萨拉佐夫”    胡拉尼所组织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强有力的，它在约旦和黎巴嫩都有支部。他在议会的一百四十四席中只拥有二十来席，他本人也不是政府成员，他的党在政府里只占两个部长席位。然而，他却“制订着”叙利亚的政策，使这个政策越来越倾向莫斯科。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打击敌视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幌子。人们把它的纲领向我描述如下：“叙利亚需要外援。但是它不容许人们提出条件。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禁止我们同东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相反，我们接受苏联的帮助，因为莫斯科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    萨拉杰中校只有三十二岁，他是借助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庇护最近才出名的。他每年掌握着三十亿法郎的“宣传”费，在每年４月大花特花，鼓动巴勒斯坦难民去反对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在西奈半岛战役开始时之所以受到破坏，正是由于他的命令。    在军队中，萨拉杰主张成立极端民族主义军官小组，而共产党人是很容易成为这些小组的核心的。（据估计，２０％的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都是共产党员或党的积极同情者。）他还让人民自己成立武装的“人民抵抗委员会”，这种委员会的政治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萨拉杰又是政治警察的负责人。２月间，他使四十七名叙利亚人在军事法庭上受审，他们被控为进行“有利于伊拉克的阴谋活动”。    目前，萨拉杰同政府中和军队中比较“温和”的分子之间展开了殊死斗争。三月间，受到参谋长尼扎姆丁支持的库阿特利，企图使这位活跃的中校远往他乡，任命他为驻开罗武官。这个谋略失败了，因为胡拉尼出面干涉，而且“过激派”军官反对，这些军官把好几个装甲团开到了大马士革城下。这里的人士肯定说，“温和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过人们普遍怀疑他们有成功的可能。强大的亲俄潮流    人民是否赞成这种政策呢？５月４日举行的四个议员（他们是由于参预伊拉克“阴谋”而犯罪的）的补缺选举中，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四个候选人胜利了。但是只有３５％的选民投了票。    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自来就倾向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商人，害怕他们的国家向左倾，但是他们组织得很不好，不很勇敢，而且很没有效率。    另一方面，劳动者，特别是年青人和学生，却毫无保留地赞成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策。    我同大马士革农业学校的学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向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指着纳赛尔的像向我说，“这是最伟大的阿拉伯人。他正在为他的人民和全体阿拉伯人民的幸福而努力。我们认为他就是我们的造福者。”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西方人要恨阿拉伯人呢？你们保护以色列，提供武器给它来进攻我们。你们同它一道对我们作战。在约旦，美国人用武力把国王侯赛因强加在不要他的人民头上。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总是希望我们多灾多难”。    而俄国人，他们对俄国人的看法如何呢？    一致回答说：“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他们反对以色列。他们是唯一给我们武器防御犹太人的人。多亏他们，１１月间才制止了以色列的侵略。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再度遭到进攻，他们会来援救我们的。”    我问道：“你们不害怕俄国人打算在叙利亚建立共产党政权吗？”    很明显，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阿拉伯人受到的是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威胁。俄国人保护我们，我们永远感谢他们给我们的保护。就是这样。”（二）宁愿要共产主义，不愿要犹太复国主义    “西方不断地向我们说中东有共产主义危险。然而阿拉伯人民不得不应付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另外两个危险：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危险也许存在，但是这还是很久以后的事。而其他两个危险却是当前的事。我们注视这两个危险，是很自然的。”    外交部长最近发表的这段话，说明了叙利亚的全部政策。比塔尔说话一向极其坦率，在巴黎得过理科学士学位。他丝毫也不是个狂热分子，而是一个有分寸的、显然诚恳的、力求说服人家的人。他同胡拉尼都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因此，对叙利亚目前的方针，他是直接负责人之一。    他的观点如下：    “您刚才谈到‘帝国主义危险’。就叙利亚而言，那是什么？”    “首先，您的问题提得不对。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凡有害于任一阿拉伯成员的一切，对于我们说来，就是危险。    “其次，我们对西方已经不再信任。我们同法国和英国曾经长期闹纠纷和互不信任。今天，美国代替了它们，我们对美国并不多信任一点，因为美国总是把法英或以色列盟国的利益置于阿拉伯利益之上。美国最近已经把第六舰队派往东地中海。美国公开干涉了约旦。在约旦以及在沙特阿拉伯，美国支持反动专制军队反对人民意志。”    “犹太复国威胁呢？”    “您的问题使我惊奇。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以色列侵略证明这种威胁并不是虚构的。我们认为以色列注定了要奉行侵略政策。它的人口在膨胀，在那样狭小的土地上活不下去。它必须要扩张。而这只有损害阿拉伯人才能做到。支持特拉维夫的是西方的全部财政和军事力量。请您理解：阿拉伯人最为关心的是防御以色列。只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中东就不必希望缓和局势。”    “叙利亚为什么执行这样坚决亲苏的政策？”    “象法国所想象的那样，说我们是苏联卫星国，这是错误的。我们的政策丝毫不效法苏联的政策。我们希望在两个集团中间保持中立。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重新缔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所分化的阿拉伯世界团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接受苏联援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甘愿落入莫斯科的掌握。何况，在１１月侵略事件中苏联挽救了埃及，阿拉伯人民对俄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并不因而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将军曾是斯大林的盟友。您认为他是共产党么？”假如我们转向共产党国家，那只是因为西方——尤其是法国——拒绝把武器卖给我们，却去供给以色列。    “至于志愿军，这简直荒谬。我们绝不会做这种事。我们诚恳地奉行着积极中立政策。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会做出可能威胁世界和平的事情。”    “您不担心这种亲苏政策、供应武器等等会有利于共产主义在叙利亚的渗透么？”（下转第三版）（上接第四版）    “叙利亚并不存在任何有利于建立共产党政权的条件。我们不畏惧    数量力量，因为西方在中东到处都有势力，足以对苏联集团起平衡作用。    “在内政方面，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共产党，这是错误的。我    认为：西方这样指责我们，是为了给自己以借口来象在约旦那样干涉我们。我们是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党。我们不希望共产党在我国执政。    “不过，这种危险只是虚构。议会中一个共产党议员也没有，而你们在法国却有一百多个共产党议员。叙利亚共产党只有几千名党员，而法国却百倍于此。我们的整个经济和文化生活是朝向西方的。同共产主义集团的合作只是才开始。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是资本主义型的：自由企业、私人资本等等。这一切丝毫也不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基础。”反对派同意一切    叙利亚原则上存在着两个大反对党：人民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它们都是最近才成为政治团体的。这两党被认为代表舆论中的温和倾向，它们为反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亲苏政策而斗争。    我同人民党总书记达瓦利比和穆斯林兄弟会总书记穆巴拉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问：“到底，你们的纲领在什么方面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纲领不同呢？”他们向我提出的论据在顺序方面、往往在词句方面都同比塔尔提出的论据相同：需要俄国援助，不信任西方，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一切都用“犹太复国主义危险”和“帝国主义威胁”来解释。人民党人和穆斯林兄弟会员都向我肯定说，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在目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政策”。    人民党总书记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阿拉伯国家与其成为一个犹太国，不如成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然而，穆巴拉克以穆斯林兄弟会的名义相信存在着共产党危险。他向我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它为共产党所牵引。事实是：这个党依靠着共产党的组织，而且靠这些组织来掌握国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