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香港２３日电】香港“文汇报”今日报道：英国作家金马伦２２日对香港报纸记者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使我受到高度的感动。这个主意出得真好，整风运动显然已在顺利进行，而且起了作用”。他说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使得大家不要伏在桌上不与他所做的事发生接触，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运动”。    这位在中国游历了三个月的英国作家说：“我觉得中国人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自由，否则，他们不会对他们的政权表现如此的热忱。中国还有一点就是批评风气很普遍，政府也从不自满，常常请人批评，指出缺点，人民也并不会不敢批评”。    金马伦又说：中国“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只要让她自己好好去做，她将会完成许多事业，很明显地，中国政府是不要战争的，他们要做的事太多了，他们任务之大，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她怎会有时间去准备国际战争呢？”    金马伦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有成绩的，他说：“你只要到农村去看看，将现在农民的生活和解放前的生活比一比就可知道，解放前他们过的是绝望的生活，现在农民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    同金马伦一起到中国游历的新西兰摄影记者勃莱克，他对香港记者称赞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在中国听到一句十分普遍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吃了。’”    金马伦和勃莱克正继续他们的世界旅行，他们在巴黎会同出发，曾经访问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又到过澳洲，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将是曼谷。

【合众社香港２３日电】香港华人对最近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这一情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这个英国殖民地上亲国民党的中国人认为这些批评表明大陆中国的“共产主义开始垮台”。    香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反对说，北平红色政权不怕公开的批评。    但是，亲国民党分子对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和北平共产党统治者之间的争吵并不完全感到快慰。这些知识分子在批评共产党的时候没有一人表示希望国民党回返中国大陆，这一事实已对他们的喜悦泼了冷水。    香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骄傲地指出，红色中国中的争论表明北平政权真正是人民专政，它很快地接受人民的批评。    这些中国人坚信这种批评，包括“杀共产党”，“共产党不再为人民服务”等这种尖锐的说法在内，事实上是“由于对党的领导地位非常尊重而提出来的很正当的意见”。    北平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５月３１日和６月７日在该校共产党支部召集的会议上所发表的空前未有的讲话中包含这种尖锐的批评。    葛直率地对出席会议的党员说，“如果你们做好事那就罢了，如其不然，群众能杀你们（共产党），推翻你们。”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纸，北平人民日报在会议后一天登载了葛的讲话。    共产党人赞扬“人民日报”登载这篇讲话，并说，这是“以人民专政为基础的民主的工作。”他们问国民党中国的官方报纸敢不敢这样做。    香港中立的观察家说，中国共产党容忍非党知识分子的批评是怕加以压制可能在大陆中国引起类似匈牙利革命的事件。这些观察家说，“任何事情都比国内革命好。”他们又说，“看来，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一原因才愿意在一半的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民众的要求。”

【法新社明尼苏达州圣保罗２２日电】“圣保罗先锋报”星期六在一则华盛顿电讯中说，国务院正在准备取消禁止美国记者前往中国的禁令。    这则电讯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说，国务卿杜勒斯现在正在重新研究他的态度并且准备在不久取消禁令。电讯说，“还不知道杜勒斯缓和他以前反对批准记者们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坚定态度有什么条件。    “杜勒斯的态度是只要红色中国继续把十名美国人当作犯人予以拘留，禁令就不取消，他的态度使他和报界绝大部分发生尖锐的冲突。”    在华盛顿，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回答问题时说，杜勒斯已经积极地对美国记者前往中国的政策考虑了好几个月了。不过，他又说，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中央社金门２２日电】今日金厦展开激烈炮战，从厦门匪军这两日来向我金门地区滥射一千八百八十九发的行为，显然暴露匪军阴谋蠢动，此为最近三年来匪炮向我射击最多最密的一次。金门军民自５月１０日匪军恢复向我不断盲射以来，即已普遍提高警觉。    厦门匪炮曾于昨日上午向小金、大担盲射三百三十五发，今晨一时又向大二担、大金门滥射四百八十六发，今晨八时五十五分迄十时，又向我小金门地区滥轰一千零六十八发，匪炮今日上午在一时零五分钟内即在区区小金门轰炮一千余发，每分钟达十六发以上。我英勇炮兵曾予猛烈还击制压，今日上午我与匪炮激烈轰击时，小金门烟尘滚起，大金门西部地带均可感到强烈震动。其时我侦察机曾在金厦上空观测。下午我喷射机群亦在金厦巡逻，军民振奋。    据金门防卫部今日下午发表公报说，厦门等地匪炮今日上午先后二度向我金门地区滥射一千五百五十四发，其时间地点为：（１）今晨一时二十七分至四十分，厦门、茂后、西山、青屿匪炮向大担盲射二百二十四发，二担一百八十六发，大金门七十六发。（２）今日上午八时五十五分至十时，厦门、黄厝、石冒头等匪炮向我金门滥射一千零六十八发，我小金门受伤三人。今日匪炮三度向我滥射时，我炮均猛烈还击制压，匪炮始沉寂。

【本刊讯】６月２４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贸易—恐怖—”为题发表文章说：红色中国正在以特有的宣传技巧竭力利用它跟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开始的新贸易。北京电台要求和一切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经济联系，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手段。在芬兰和东欧的共产党中国外交官员已进行试探，看看是否能够和欧洲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直接打交道。北京为了支持它的这种体面姿态，释放了一个变节的美国兵和两名美国犯人——罗马天主教神父翟光华和约翰·胡耳——只剩下六个美国人仍然被赤色中国人所拘留（１９５１年最高记录是五十五个人）。对东欧卫星国来说，领袖毛泽东继续表现为非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新“铁托”。他已经决定亲自周游卫星国家，但是日期尚待决定（看下面）。    然而，上星期发生两件事，也许都是无意中的事，使北京的“友好”运动的力量减弱了，并且在抱有主观愿望的西方人士中引起了冷静的重新考虑：    从华沙透露了现在非常著名的毛的两篇秘密讲演的一部分原文。毛承认：“我们在中国使用了武力……被我们保安部队消灭的人共计有八十万。”    喜欢动武的共产党中国飞行员袭击并且击毁了一架从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国飞机，这架飞机显然是在中国沿海恶劣气候中迷失方向的。    毛坚持说，已经放弃了恐怖作法而采用“说服和教育的办法”。但是由于双手沾染了这么多的血迹，毛的笑容看来是欺骗人的。    共产党中国的毛泽东主张在铁幕后面进行第二次红色革命。今年年初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的原文和摘要表明，他是在谈论关于彻底修改共产党治理制度的问题。    “新闻周刊”苏联问题特约撰稿人莱昂·沃尔科夫报道说，毛的这一新的理论已经使他成为卫星国家的希望和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失望，这是不足为奇的。    赫鲁晓夫在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表现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就是在提到中国问题时所表示的沮丧态度。他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显然知道这是不愉快的。他在上周刚耍离开芬兰以前与报界会见时率直拒绝谈论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    毛的讲话比目前著名的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演说耍重要得多。这位中国领袖的异说是更根本性的，而且几乎肯定会产生更深远的结果。赫鲁晓夫所谴责的是一个过去的已故领袖和个人崇拜，至于毛则对现存的共产党领袖们的某些最神圣的理论是否有效表示怀疑。赫鲁晓夫所希望的只是以集体独裁来代替个人独裁。看来毛却对独裁制度本身提出了疑问。    下面是毛泽东的一些建议：    一，——即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之间还是有“矛盾”（利害冲突）的。必须说服而不是压服中国的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在他的电视讲话中说，中国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可能有“矛盾”，但是，俄国人没有。这些话在俄国和中国出版的全文中删掉了。    二，——至少在十五年之内共产党集团不必打仗，因此能够以更多的消费品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三，——中国必须采取国家发起的节育的办法来控制人口。这是和共产党说共产党人应当养育更多的共产党人的原则是相矛盾的。    四，——匈牙利暴动是由俄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如果当初苏联领袖们允许在匈牙利国内有某种程度的批评的话，暴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必须给予卫星国以更多的处理它们自己的事务的自治权。否则就会发生混乱或是消灭共产党。    到目前为止，苏联领袖们显然还没有决定要如何来对付毛泽东这些滚烫的马铃薯（指棘手不好办的意思——编者注）。他的纲领最后是否会受到俄国人的坚决反对、不理睬或是默认，现在还不得而知。公开的分歧可能会使共产党世界的裂痕加深。

【本刊讯】６月２４日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了一篇以“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为题的文章如下：    艾森豪威尔先生在他６月５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我们同台湾的关系“迄今”仍然不变，但是“坦白地说，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觉得维持这种（对华贸易的）差别有多大好处”。这句话的意思被“时代”杂志认为是总统“发出了重新估计……美国长期封锁共产党中国的行动的信号”。    如果“时代”杂志的认为重新估计已经开始的看法没有错的话（我们相信它没有错），了解这种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内容就成为极端重要了。这场辩论的关键并不（像“某些人”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使它看起来那样）在于任何人的爱国心或者人们的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强硬的”还是“温和的”。这场辩论的关键是关于目前亚洲局势的性质的问题上的真正分歧。    “新共和”杂志认为共产党中国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独立的一种潜在的巨大威胁。我们所以批评我们政府的政策，就是因为它已经证明是无效而且还会继续证明是无效的；那就是说，它在亚洲没有能产生足够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军事）力量来经受中国的各种压力。那些压力根本不是军事性质的。    “一百万人委员会”很好地表达了同我们相反的看法。这个委员会是在众议员周以德的创议下设立的一个私人组织，本来是为了反对北京进入联合国的，但是它今天还反对美国同北京政权贸易或是承认北京政权。这个团体的理论在最近的一份题为“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共十三页的备忘录里有详细的阐明。在那份备忘录里提出了两点反对改变我们目前的对华政策的主要理由。垮台论    “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消费者的不安和学生的示威游行“证明了中国人民并不爱他们的共产党奴隶主们，并且已经准备好在可行的时机起来推翻他们。”    贸易和给予外交承认，会成为“一种援救行动……来支持共产党中国的极其贫困的经济。”    这些结论跟几乎每一个有资格的学者和记者所得的结论正相反。“一百万人委员会”也引述不出任何有资格的、没有偏见的权威意见来支持它的论点。这种混乱也许是语义上的混乱。“极其贫困的”经济或“不安”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亚洲，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曾贫困有几世纪之久，和工业化的西方的经济比较，现在仍然是这样。用落后这个字眼形容“不发达”国家，比贫困这个字眼来得确切。至于“不安”，那是在亚洲人学习二十世纪技术中的可能性的时候预料会掀起的热狂。切斯特·鲍尔士确切地把这种热狂称为“期望越来越大的革命”。要是认为对这种缓慢的进展所表示的失望情绪表明政府的“控制不牢”，那就是不了解亚洲。    的确，今天中国的引人注意的情况不是预料会有的落后和缺乏，而是马尔开特大学的袁立武（译音）教授在他的共产党中国经济研究的结论中所说的北平取得的“给人很深印象的长足进展”。他写道，“无可否认，共产党中国在短短六年内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一百万人委员会”说，甚至北京的共产党人自己的报纸都承认曾发生粮荒引起的骚动。这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什么推论呢？难道控制得不牢靠的政府会容许它的控制得很好的报纸公开这种不妙的消息吗？而且，难道委员会备忘录的作者们考虑到当前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所有人力都用到极限的“过度充分就业”这样一个事实吗？由无情的国家推行和计划的经济，必定是有匮乏和困难的。的确，匮乏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中出现了，它们是有力的象征，又同样是弱点的表明。    同样地，当我们读到消息，知道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干部讲话中承认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人民之间也有矛盾，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对西方来说是好消息吗？难道这不可能是一种灵活性和因为力量而产生的自信的证明吗？以伦敦“观察家报”的理查德·欧文瑟耳（对共产党集团问题最精明的研究者之一）之见，毛泽东的经过多次讨论的“矛盾”理论只意味着在共产党专政的范畴内有限度地打开批评的安全活塞。毛泽东根本不是签署宣布他的政权死亡的命令，他否认了认为新官僚正在形成有着它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一个阶级的看法……并且认为“官僚主义”的缺点作为一种思想作风而论，必须通过“整风”来与之作斗争。虽然很难说，这种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然而作为维持一个党的专政的变通方法，这显然是有它的优点的。自由亚洲论    “一百万人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假定是，即使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很巩固，为了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地位，我们必须继续同中国没有任何来往。否则我们就帮助加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第五纵队”之一——住在东南亚的一千二百万华侨。他们将不得不归顺共产党中国，帮助把他们在那里有很大势力的各国交给共产党控制，这些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泰国和缅甸。    当然，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是早就同北京有事务往来的。而在这两个国家，或在委员会所列举的任何其他国家，华侨尽管富有也不能把独立的政府“交到”北京手里。    前“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东南亚记者巴内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１９５６年美国人大会上作介绍概况的报告时指出，“北京利用华侨作为当地的第五纵队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中国人是少数，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有地位，但是在当地政界是不受欢迎而且不重要的。”    在蒋介石可能会有一天回到大陆的希望还存在的时候，新加坡或马尼拉的华侨商人在政治上是可以而且的确是骑墙的。但是什么使商人还存这种希望呢？华侨关心的是大陆。因为他的亲友住在那里，他希望从那里得到保护来对付外国政府。    在吴庭艳政权和越南华侨的这次争执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华侨可以期望从蒋介石得到多大帮助。当当地华侨要求驻西贡国民党代表帮助的时候，发现这些代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愤怒地打进国民党公使馆，并且捣毁了这个建筑物的整个第一层楼。    ５月３日，蒋介石表示愿意让不愿成为越南人的任何华侨在台湾重新定居，但是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这一点几乎帮助不了越南的华侨，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家庭联系，他们将难于在这个拥挤的岛屿上寻找工作。”    北京需要华侨提供的是财政上的支持，而它已经通过汇款给大陆上的亲属的方式——这是共产党人的主要外汇来源——得到这种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各地建立大使馆显然将有利于对这种汇款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由于北京的权力在增长，不论有无大使馆，都可以有效地对华侨施加压力。    我们再谈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美国目前的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它既没有削弱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控制权，它也没有缓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亚洲其余地区的影响。    “一百万人委员会”的任何论点都没有这样一个事实具有说服力：巴基斯坦虽然是美国的一个军事盟国但是它拒绝支持我们的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而在美国的另一个军事盟国泰国，据“纽约时报”不过是在上周发表的一则消息说，“看来在发展中的是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将保持泰国同西方的密切的军事联系和外交联系，但是另方面将使它自己适应共产党中国今天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    因此，在开始明智地重新估价对华政策的时候应该认识到，我们不能，也不必设法阻止“中立主义”的兴起——这是亚洲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世界。我们企图阻止这些国家同北京建立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的任何尝试都将是自找失败。    在亚洲，像在别处一样，美国防御共产党扩张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攻势。由于知道每一个亚洲国家将越来越遭到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现在将由美国用它自己的积极的计划来防备和对付这种压力。基本上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对华政策，而是一个新的对亚洲的政策。这个政策不应该认为“中立主义”将帮助共产主义，这个政策应该使美国在中国周围的主要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公开同中国进行争取影响的激烈竞争。

【中央社华盛顿２０日电】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纳山尼尔·佩浮今天建议，美国应当采取“通过谈判的和解”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    佩浮在最近一期于华盛顿出版的自由主义周刊“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以“我们需要台湾吗？”为题的长篇文章中说，只要台湾对面的大陆是由更强大的国家苏联所支持的一个敌对而强大的国家，那台湾就是一项“累赘而不是一项资产”。    佩浮说，最近台北暴乱“不能预计为最后的一次”，如果共产党进攻台湾或有任何程度的渗入的话，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可能是靠不住的。佩浮又说，继续奉行目前的政策将最终导致同共产党中国或是同北平莫斯科联合部队之间的战争。    为了避免战争，佩浮建议谈判，谈判的两个主要问题是承认北平政权和让它进入联合国问题。这里，佩浮更详细地说明他的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的建议。    佩浮说，作为对北平所作的让步的回报，美国应当合法地要求共产党中国撤出北朝鲜，并且使它答应不去干涉东南亚。佩浮说，两个中国的政策是不实际的，他认为，一项可能的折衷办法是根据由共产党中国、台湾、美国和联合国保证的协议，把台湾交由联合国管辖十年。那时候，台湾将由不同地区的三个较小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的一个高级委员会来管理。    佩浮说，委员会可以带监督人员，把日常工作交由台湾的中国居民去做，中国居民包括那些在那里出生的和离开大陆的人。对于那些希望离开的领袖们将立即给予避难所。十年后，将举行公民投票。

【自由中国之声１８日广播】广播通讯：本台给北平人民日报编辑先生的一封信。（编者按：“自由中国之声”是蒋帮专对大陆进行反动宣传的一个广播电台。）全文如下：    各位编辑先生：请你们原谅，本台称各位为先生，因为先生这两个字，是中华人民不成文法的规定，尊重对方的名称，更为着我们彼此立场不同，思想不同，所以实在不便冒然地称各位为同志，这点需要请各位原谅。    毛泽东提出了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整风”等号召以后，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将八年来压在心中愤恨不平之气，毫无保留的发泄出来，对共产党的倒行逆施暴露无遗，其中尤以光明日报编辑储安平，和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两位先生的言论，严正不阿，代表着不愿意受共党压迫的人民的怒吼，充分发扬中国读书人“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中共极权统治已经有了八年之久的大陆，还可以听到这样不畏强暴的正义呼声，可见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是绝不是马列主义所能征服的。假如中共还有三分人性，那就应该谦诚为怀，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接受所有严正的批评，加以检讨，然后革面洗心，放下屠刀，解散伪政权，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改过自新，那还可以恕他滔天大罪于万一。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中共头子们不但没有半点认罪改过的诚意，反而老羞成怒，要给民主人士以无情的反击，所以指使贵报发表了一连串的社论，板起面孔来警告民主人士，要他们知难而退，不准乱说乱动，以致影响工农阶级专政的统治权。    贵报是毛泽东运用宣传机器，奉命行事，凭借着党的力量作护身符，所以贵报最近这几天对民主人士反击的社论摆出了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的态度，大有准备杀光非党人士的气派。但是，据我们看，贵报恫吓非党人士的立场，气势高涨（？）而理并不见得真。    第一，贵报将所有这次在讨论“整风运动”发言比较激烈的人，统统扣上一顶帽子，叫做“右派分子”，以储安平、章伯钧、葛佩琦这些人为代表，但是各位应该知道，章伯钧、储安平这两位先生，在国民政府时代，就是被人称为“左派分子”的。如所周知，中共之所以能够窃踞大陆，“左派分子”是帮它不少的忙，大陆被中共窃踞以后，已经成为“左派”天下了，难道说“左派分子”在左派天下的坟墓中，反而会变成“右派分子”吗？据我们看，按理是不会的，假如真有这个事情的话，责任也应该有统治左派天下的头子们来负担。古语说：“官逼民变”，老百姓真要造反的话，统治者是要负担相当的责任的，这个粗浅的道理，毛泽东难道会不知道吗？而现在各位偏耍拿出“责人以严，责己以宽”的态度来，乱扣别人的帽子，这岂不背着良心说慌话吗？    第二，贵报认为，社会主义政策是中共伪政权统治的法宝，是绝不许批评的，而这次民主人士居然大放厥辞，否定了社会主义，因此构成了反党、反革命的大罪。各位先生，如果社会主义是符合于中国国情，那么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八年以来，没有一天不是扛着马、列、恩、斯的大招牌，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大陆四亿五千万同胞，早也应该药到病除了，何以会弄到今天这样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惨状？老实说，中共只是表面上利用社会主义作号召而已，而他一心一意所要模仿的倒是苏俄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要将中共寡头统治集团，变成为屠杀大陆同胞的老板，而四亿五千万同胞变成被宰割的奴隶，这才是俄式共产主义真面目。英国曾经推行过社会主义，法国也有社会党的组织，他们何尝有屠杀过几千万人才真的达到目的的呢。    第三，贵报社论诬陷这次坦白发言的民主人士有煽动抗暴的嫌疑。各位先生，你难道还不晓得这些民主人士，冒死陈词，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吗？他们心里又何尝不晓得象这样坦率发言，一定有被整的可能。但是人是有人性的，到了他忍无可忍的时候，那也只好发泄了。    各位先生：你们算是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更应该知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个意义。如果这次替老百姓讲话的民主人士，被毛泽东清算杀掉，那留在大陆上的读书人可能是绝种了，这与各位有什么好处呢？完了，祝各位健康！

【美联社香港２３日电】赤色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由于没有实行联合政府而受到了一位著名的非共产党人总编辑的批评。    这个可惊的坦率行动的发动人就是储安平。    虽然他是第一个提名提到这两位高级领袖的人，但是在过去三周中，其他的非共产党人物，其中有三位部长，已经提出让他们的组织和共产党人分享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据说储已经成了他自己的编辑部人员和盟员猛烈批评的对象。他现在请假没有担任他的编辑工作。    罗隆基曾发牢骚说，“民主党派看来并不像共产党的眉毛”。他说，共产党人过低估计了人数较少的团体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起的作用。    在后来一次会议上，他建议由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最近那些反对商人、官僚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大运动中的“偏差”。他说，“它同时将给那些敢于‘放’和‘鸣’的人们提供一个保证不至受到打击和报复。”他的建议是对那些因为在各次镇压运动中许多过分行动和不公正而正在受到指责的共产党人打了一巴掌。    无法说将允许这些从八年严格的言论和新闻控制下突然解放了的中国人发泄他们的情绪能发泄多久。星期六的“人民日报”一味地在作少有的含蓄的说法，它说，自从运动开始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非常活跃”。它攻击了“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发动了全面进攻的右派分子”。    积极参加这次批评斗争的三位部长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很会说话的盟员、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也属于民主同盟的、交通部长章伯钧；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粮食部长章乃器。    他们的批评——名义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所允许的——可能使他们遭到灾难，如果他们继续坚持非共产党人应该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的话，这种意见击中了规定由共产党实行独裁的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有些中国人已经避免公开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担心这次运动是一个陷害他们的巨大阴谋。共产党人已经在用相当大的力量劝他们不要这样。    至少有一个人相信一切事情都很好，这个人是广州中山医学院的教授叶鹿鸣。他是在以前的一次百花齐放运动中由于他对党提出批评而受害的人。他写道：    “很久以前我就想说出我心中的话和表达我的不满了。但是在过去我从不相信会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和表达我们的不满。我想我只能在死后在棺材中说出我想说的话。”    “我从来不妄想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会给我们这种机会。现在我的确感到兴奋，今天我要鼓起我的勇气表达我的不满，而这会加强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勇气。”

【合众社东京２２日电】马尼拉方面注意，请转告香港麦里克：二一一一一三号电报说德国用户要求得到有关５月３１日和６月８日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中国教授葛佩琦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的消息。    我们这里无法找到登载他的文章的那份报纸。你能否在香港弄到一张并且向欧洲大陆报道。    建议你就所传过去两个月内共产党各报批评过火的倾向单独发回综合消息。据了解，所有重要报纸都用四分之三的版面报道各种圆桌会议讨论等等的情况，在这些讨论中有的攻击共产主义有的赞扬共产主义，上海复旦大学的党代表们还接到命令，叫他们不要再管学校行政工作。    有些批评和共产党的愤怒报复可能相当好笑，可以写成很精彩的特稿。

【美联社华盛顿２１日电】美国已经采取行动来缓和由于即将撤出三万地面部队而将对日本产生的经济影响。    权威人士星期六说，这个撤退估计会使美国军事人员的支出减少一亿美元。这必然会重重地打击依靠同他们做生意的娱乐行业、交通业、旅馆业和百货商店。    这些人士说，然而已经拟定计划，增加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购货，购买供给亚洲国家直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所需的物品，以弥补这个损失。    目前的美国国防计划要求把在日本的陈旧车辆撤回到修理贮藏所。官员们说，将同日本制造商订立美国出经费的合同，议定生产新的车辆以满足二十二万人组成的日本武装部队的需要。这些人士说，根据其他美国供给经费的合同，日本制造商将翻新从战场上调回来的破旧车辆。这些车辆将用来供给需要用它们的自由世界防御部队。    已经和日本工业进行商量，要它制造它的电子工人可以为导弹、电讯器材和其他军用品制造的标准零件。    日本外交界人士说，美国海军已经和日本造船工业订立合同，定造两艘驱逐舰。这些人士说，这样作的目的也是为了支持日本经济和帮助自由世界的防御努力。

【合众社香港２３日电】葛量洪总督今天说，香港的政治气氛并没有受到英国对中国的新贸易政策的影响。    葛最洪又说，就香港而论，放宽对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的限制并不会使香港同大陆的生意很快扩大。他接着表示，他认为，这样做对英国的帮助也不会很大。    他说：“我们欢迎消除贸易限制。但是我并不期望不久将来香港贸易大大增加。这是要逐渐来的。”他认为，消除贸易限制也不会使香港的中国商业界同北京政权发生更密切的联系。    记者问，随着限制的放宽，这里的中国人的政治倾向是否有任何改变，他没有多大犹疑就回答说：“一点也没有。”    他说，他和香港希望美国也取消禁运，他又说，香港的商人从美国放宽禁运中得到的好处，“很可能”比英国放宽禁运的决定中得到的好处还来得大。他的理由似乎是，这样香港的商人就可以买卖大陆的货物（特别是赤色中国想要卖给美国的手工艺品）和其他国家的货物。    葛量洪指出，今天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地位并不强大。他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现有的外汇的数量。”

亨德里赫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异己分子的攻击采取了坚定的态度，但是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仍未完全克服。必须继续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同时要维护斯大林的伟大功绩。以苏联为首的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共处的共同斗争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修正主义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捷共一贯支持苏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捷共将发挥最大主动性同各兄弟党交流经验，各国共产党的接触不能单靠双边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一起商讨重大问题是正常的。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布拉格１９日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伊日·亨德里赫在关于目前党的思想工作中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着重地指明：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的活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党的全部思想工作目前面临着更加迫切的新的重大任务，因为国际反动势力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动并且加紧进行了新的恶毒的思想攻势。    我国人民对异己分子的攻击采取了坚定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过去在思想教育方面的努力的成就。但是，党以前，特别是在１９５３年以后一直在与之坚决斗争的过去的错误，却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教条主义、夸夸其谈和学究式的态度的强大影响，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是时而出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时地制止了一些动摇的表现，这主要是由于它始终可以坚定地依靠成熟的、在政治上富有经验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坚定地向它在其他阶层人民中间的同盟者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我们的思想工作的经常的战斗任务必须是揭露当前帝国主义的思想。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影响，正在日益渗入某些社会党的右派领导人物和理论家的活动中。例如，法国的情况就表明，这些人目前正在公开采取军国主义的立场，更不用说他们还在直接有计划地为资本主义秩序进行辩解并且参与反动派的歇斯底里的反共运动了。思想工作方面的重大任务的产生也特别是由于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前夕。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完全消除在思想工作方面也产生极不良的影响的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从而不断地改进我们在思想工作方面的武器。我们不能容忍异己分子在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口号下所发动的运动，这种运动是要毁掉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革命基础。我们要维护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功绩以及他在发展我们的理论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也不是闭上眼睛不看这样一个事实：危险的教条主义表现正是从对他个人的崇拜产生出来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表现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创造性的发展，而且在实践方面也造成了有害的后果。    资产阶级、任何“改良”的尝试、以及为了欺骗劳动群众而提出的任何恶毒的理论，都不能改变当前帝国主义的现状。而今天的帝国主义的现状是可以而且也必将改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由无产阶级不停地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由受压迫的国家不停地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尽管目前垄断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和剥削的性质还没有改变，然而却有各种荒谬的理论，说得好像资本主义制度会自发地“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义制度，而不需要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并剥夺剥削者。这是老牌的修正主义理论，有一些南斯拉夫人也曾对这种理论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    帝国主义者并不很愿意承认和平共处。他们不得不容忍和平共处，首先是由于争取和平的斗争，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斗争。这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千百万劳动人民所进行的英勇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包括他们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他们的反对战争的坚决的立场，在这方面，他们正在从他们国内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有民族倾向的入中赢得无数的同盟者。那个斗争的另外一个基本部分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今天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有着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的广泛的阵线。    因此在目前，所有这些势力为了经常维护和平共处的原则而进行的共同的斗争有着深刻的革命的意义。    在奉行“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政策的同时，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想同时执行第二个战术方针，那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逐渐解放”，这种做法的直接目的是疏远这些国家同苏联的联盟并瓦解它们的国际关系。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新战术是在观念形态方面的；这种新的冷战战术的主要观念形态学家之一凯南认为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观念形态学上是主要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宣传首先是赞美“人民的资本主义”。就民族主义而论，帝国主义的观念形态学家推测，人民政府、全民所有的财产和走向共产主义的将来的这种想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中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们以他们特有的方法称他们的战术为“民族共产主义”。在这种口号下，他们正在设法在奉行表面上承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策的同时，把他们的分裂性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念形态带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队伍中去。    “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硬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跟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置于没有根据的对立地位，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之间虚构人为的矛盾。人们不能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人公开支持“民族共产主义”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认为根本没有帝国主义者寄托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积极支持的某些现象和倾向。大家都知道许多国家的各种伪共产党人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帝国主义的宣传提到这些演说和文章，它是在“民族共产主义”的标题下加以概述的。所有这些表现可能变得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极其危险，如果还不给予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答复而让它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些表现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新的修正主义浪潮的明证。修正主义仍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今天的修正主义者是以唯一的“革命的”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妄用现时各个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集中指责各个共产党的最优秀的革命力量是“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类似过去，是逃避开阶级斗争的前线。修正主义者想把共产党变成讨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提供鼓吹敌对的意见的充分自由。修正主义者要求进行宗派活动的自由，并且试图经常实际组织宗派活动。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党员可以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对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    修正主义目前在国际方面表现得特别危险，它成为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一种直接攻击。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的概念上也可以看出有同在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所存在的相类似的修正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体系里，问题都是在社会主义的亲密团结和友好的基础上来解决的，而这些问题从性质上来说是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些问题完全不同的。而修正主义者们却故意不提这个根本的事实。修正主义者的特点，是把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等量齐观。照他们看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应该和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不接受这种建议，因为它实际上必然会意味着限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会毁坏每一个国家和我们的整个阵营，会削弱恰恰是我们今天必须坚决加强的东西：我们的经济合作和集体防御。    并不是所有在个别问题上宣传修正主义的主张的人都是有意识的道地的修正主义者，把他们机械地归入敌人的名单中去是不正确的。必须把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同那些可以被认为只是暂时对小资产阶级本性的反动思想压力让步的人分开。    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感到自豪的是：它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并没有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主张为基础；它在实际工作中一贯遵循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没有过于重视我们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民族特点，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它总是考虑到这些特点。我们并不强调我们的情况和我们解决同其他国家有关的问题的方法的特点，这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是特殊的，它们的效力是有局限性的。    片面强调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事实上往往能导向对个别国家的特殊利益过于重视而对这些国家的国际义务重视不够，往往帮了民族主义反动派的忙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它就滋长了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倾向。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直完全支持这样的结论：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是国际革命运动的中心。    将来我们还要发挥最大的主动性来同各个兄弟党进一步实行有益的经验交流。但是我们认为，同各个共产党的接触不能够单单在双边的基础上来发展。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经常就在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的事进行商讨应该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同样地，较多的党就某些共同问题举行的会议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亨德里赫接着谈到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一部分本刊已于６月２３日第四版刊登。）

【法新社莫斯科２２日电】莫斯科的苏联人士认为，匈牙利事件后在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上重新出现的紧张，最近几个月来差不多已经完全消除。    人们指出：苏联报刊最近几周来经常强调“虽然思想上的分歧仍然存在，这些分歧不应该妨碍两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看法一致的一切领域中的合作。苏联报纸接着指出：“南斯拉夫跟苏联一样，赞成迅速地全面解决裁军问题、赞成在欧洲建立牢固的集体安全体系、主张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总的说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一切国际分歧”。    南斯拉夫报纸也一再对苏—南关系趋于“缓和”表示庆幸。    苏联人士认为：虽然在思想方面的分歧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对于国际问题的看法毕竟接近了。这些苏联人士强调指出，既然在决定和平或战争的国际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坦率讨论予以解决的这些思想上的分歧是比较次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