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华沙２０日电】华沙四种主要日报今日刊载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的情况如下：“人民论坛报”全文刊载并有主席照片，“华沙生活报”、“劳动之声报”、“自由战士报”都全文刊载，“青年旗帜报”刊载详细摘要，该报还综合了各国报刊对此报告的评论，标题是“毛泽东的报告引起了巨大兴趣，世界舆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供献”并登有照片。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２０日电】“战斗报”与“政治报”今天以整个四版摘要发表了毛主席的报告。“战斗报”标题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在一版右下角发表了“纽约时报”和伦敦报纸对报告的反应。“政治报”标题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并刊登了毛主席照片。该报版面小，今天未登完，明天续完。从今天的情况看，该报比“战斗报”发得详细些，并多了一个“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插题。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１９日电】南斯拉夫通讯社今天播发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的摘要。南斯拉夫电台已广播了这个报告，贝尔格莱德的“新闻晚报”今天登载了这个报告。其他早晨出版的南斯拉夫报纸将于明天登载这个报告。    【新华社柏林２０日电】德意志通讯社从今晨起开始向柏林各报发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文将在今晚以前陆续发出。同时全文将寄发给民主德国各地的报纸。    【新华社河内２０日电】“人民报”今天刊登一条预告新闻，报道毛主席“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的内容。新闻列出文章内容的十二部份。    据“人民报”编辑部说，“人民报”正在赶译这篇文章，如果发表，至迟到下星期一（６月２４日）才能见报。

【共同社香港２０日电】香港观察家认为１８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演说将使今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旅行具有重大的意义。观察家认为，在共产党集团内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将决定共产党集团的今后大局，并将决定中国的地位，在这方面，会谈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毛泽东主席这次的演说，单从共产党中国内看来，可能并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但是要从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整个共产党阵营来看，这个毛泽东理论的发展，将会引起相当广泛的反应，其影响很受人注意。    毛泽东主席在这次演说中，避免采取一种把中国的思想强加于别国的态度，但是波兰早已认为这个理论是“中国的路线”，表示密切关心，这种关心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国家。

【中央社东京２０日电】今晨出版的“日本时报”评论说，虽然毛泽东最近承认了经济上的失败，但是这位共产党领袖好像仍旧决心遵循正统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方法并且继续维持目前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这家报纸在评论星期二北平公布的毛的秘密讲话的时候写道：“一些反共人士不久以前曾经说，他们认为红色中国和苏联之间可能发生理论上的分裂；毛的话只会打破这些人的这种希望。”报纸进一步指出：“毛先生允许人们对他的政权提出批评甚至公开反对；但是他极力说明基本理论是优越的，纵使在执行上有错误。”    在这家报纸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失败之处是一切共产主义国家的通病，即：农业生产不足，消费品缺乏，和过分集中力量搞那些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是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强国为目的的那种工业。    “日本时报”说，中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统治感到满意的情况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该报写道：“共产党一再告诉他们：共产主义是会兑现的。但是它的失败是明显的；尽管共产党用严厉的手段对付反对他们的人，但是仍然在发生怨言。”    “每日新闻”认为毛的演说是很重要的。它写道：“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可能赞扬它，说它可以指引人们解决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毛的演说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它并不是如同共产党中国的崇拜者或临时访问的旅客们所描绘的那样一个天堂。”    这家报纸预计，两年之内，毛解决红色中国“矛盾”的方法可以看出结果，那时中国大陆上要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

【新华社雅加达２０日电】今天雅加达有五家报纸都根据西方通讯社的报道刊登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消息。“指南针报”以显著地位登载合众社从东京发的消息，约四百字。“永恒报”的大标题是“毛主席承认中国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间有矛盾”，副题是“在中国有人希望发生像匈牙利那样的暴动事件和像西方那样的两党制度”。“指南针报”的标题是“毛泽东的秘密演说”，副题是“在中国有人希望发生像匈牙利那样的暴力事件”。    “独立报”和“共和国报”根据路透社电登了千余字的消息。    “社会使者报”没有登载，但根据路透社电发表了题为“毛泽东对宗教的意见”的社论，社论说：中国对待宗教的方式和其它共产党国家有区别，其方式更ＳｕｐｐｌｅＲｅｐｅａｔＳｕｐｐｌｅ狡猾（？）些，但中国人民如没有获得受宗教教育的机会，其结果和其它共产党国家一样。    “人民日报”和其他报没有发表有关消息。    【新华社雅加达２０日电】“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今天发表社论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发表的十分重要的讲话。    这家报纸说：“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另一种方针，一种比较宽大的方针，以使人民可以坚守共产主义思想，这种说法是非常惊人的。”    这家报纸继续说，如果中国靠这种方法可以比俄国人更快地达到它的目的，那末毛泽东所提出的经过修正的共产党新政策还可以在那些共产党还在开始努力争取政权的其他国家中加以使用。“毛泽东在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是非常现实的。他没有盲目地效法斯大林和俄国共产党。”    这家报纸最后说，“对于我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注视一下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是好的，这样可以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可能在将来做的出人意外的事有所警惕。”

【新华社新德里２０日电】今天德里各报以八栏版面的将近一半的篇幅在大标题下刊载了毛主席的讲演的长篇摘要。    有些报纸发表社论强调指出今天中国的地位同二十年代初苏联的地位有所不同，因此它们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也有所不同。    印地文日报“印度斯坦日报”以“中国的方法”为题发表社论分析毛主席的讲演说，承认中国社会内部有阶级矛盾，意味着“距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目标仍然很远，只能朝这个目标逐步迈进”。毛主席一向主张采用民主和和平的方法改变人民的观点，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和平地解决的。“这可能是唯一真正民主的方法”，这是承认现实。该报最后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形式是跟苏联的形式有所不同的，各国应当不盲目彼此互相模仿，“而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建设自己的社会；只有这样，它们的努力才能得到成功”。    另一家印地文报纸“新印度时报”写道，该是认为在斯大林逝世后共产党国家越来越独立思考了。它认为，尽管中国总理周恩来曾表示支持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一些共产党国家检查它们相互的关系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但是社论认为，这篇讲话的内容主要对中国人民更加适用，而不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    另一方面，“印度快报”的社论则说：虽然表面上毛泽东的讲话似乎脱离了共产党通常的路线，但是如果人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发表这篇讲话的目的是为了使朋友的希望和敌人的恐惧保持在最有助于推行他的计划的程度”，而并不是为了宣布什么新的论点。社论说：他“不可能希望以斯大林所采取的那样残忍的方法压倒一切反对力量”；虽然他承认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和不受欢迎的趋势”，但是他的讲话“完全够得上极端严厉的水平”。据这家报纸说，讲话中唯一令人兴奋的一点就是他谈到人民的宗教信仰的那一部分。    亲英报纸“政治家报”今天的反应是：这篇讲话的内容说明中国领袖们可能是被他们面临的“那种巨大的任务吓住”了。    除了各报的社论以外，有些报纸还刊载了它们驻外记者发回的说明欧洲国家反应的消息。    “印度时报”驻伦敦记者写道，关于匈牙利问题，“人们的假定——这种假定有波兰方面提供的相当充分的根据——就是中国的领导方面对匈牙利事件感到不安，这在官方政策中还没有反映出来。”“印度时报”上的香港消息所用的标题是：“使喇嘛们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程推迟了”。    “印度快报”的维也纳记者报道，“毛泽东震动了克里姆林宫。他的话使得东欧卫星国家里只听到一片争论声。他在苏联帝国内部引起了深刻的分歧。”根据这位记者的说法，“比较开明的”共产党人正在利用这篇讲话作为“反对盲目地屈从于莫斯科的一种武器”。    他写道：在波兰，人们认为中国的政策加强了他们反对苏联直接控制的论据；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电台已经发出警告，说中国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乔治乌—德治承认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向中国学到很多东西；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则禁止讨论这些问题。这位记者觉得，毛主席宣布的这种“新理论”“必然会破坏俄国的威信。对于东欧正在努力争取独立的力量来说，毛泽东的讲话给他们的前途提供了新的希望。”

【中央社旧金山１９日电】毛泽东今年２月在北平“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表明，共产党根本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如果认为演说表明，北平和莫斯科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裂口”，那是“错误的”。    这个警告是由有影响的“奥克兰论坛报”今天在评论毛泽东的演说的长篇社论中提出的。这个国家的某些新闻报道和某些评论员认为，毛泽东的演说宣布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一套新原则，并且说，这些新原则表明，北平和莫斯科“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奥克兰论坛报”的社论说，对毛泽东演说作这种解释表明对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它所由产生的根子——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    ——的深度只有“表面的很少的了解”。    “奥克兰论坛报”说，实际上，毛泽东的演说的实质是：列宁、马克思和斯大林创造了共产主义，但是，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时必须要加以斟酌。这篇演说的内容并不是新的，因为毛泽东在许多年以前就再次说明过。    这家论坛报说，仔细研究毛泽东在十五年以前发表的题为“在中央宣传局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文件，这项文件是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３日发表的。这家报纸指出，毛泽东在那个文件中所说的话同他在目前这个演说中所说的话是类似的。    这家报纸说，因此，“不应当有误解。北平告诉世界的话一点也不新鲜。在那里面没有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信念的东西。”

【本刊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６月１日在一篇题为“毛的混血儿”的社论中说：    足智多谋的政治理论家毛泽东已经作到——在纸上——使共产党的独裁制度和民主自由制度生出了混血儿。使人不安的是，这种不可能产生的混血儿看来却正在成长中。    事实上，它可能成为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由于在氢弹方面形成了势均力敌局面而逐渐被迫接受的和平共处战争中的主要武器。因此，应该像研究敌方军火库中一种新式军事武器一样认真地对它加以研究。    毫无疑问，这个混血儿终于会产生毁灭自己的种子。从长远来看，自由和独裁根本是不相容的东西。但从眼前来看，它的迷人的装饰，对于全世界举筹莫定的国家说来，可能成为多党民主政府思想的危险的竞争者。    毛先生在今年２月和３月所说的话内容繁杂，但是它的总的态度极为简单。实质上他为中国的民主行动打开了广泛的远景——只要是那些方面的自由仍然有利于共产党的话。    这位独裁者所讲的一切话显然都是极其有道理的的。    毛先生的这种“百花齐放”也就是让不同的思想同共产主义思想争鸣的理论，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共产主义说来）；听起来甚至像是稗子和麦子的比喻（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说要容稗子同麦子一同生长，到收割的时候再加以分别——编者），但是只要一仔细研究这个混血儿，它的基本精神也就十分明显了。    据“纽约时报”的悉尼·格鲁森说，毛泽东在２月份发表的演说中的主要的一句话是，“共产党相信，如果共产党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一场思想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赢得更多的同情者。”    在共产主义专政思想范围内的这种民主在北京试验场所试验后无疑将成为一种和平武器来讨好举筹莫定的那些国家。它的魅力可以这样简单地加以解释：“一方面迅速地向着国家计划所保证的工业时代猛奔，另一方面仍然拥有受人民拥护的政府。”目前西方对毛先生的政治混血儿可以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也许就是对它进行研究，以便充分弄清它的力量和弱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准备反驳这样一种说法：一种自称为把强有力的专政同个人自由混合起来的制度，对于西方是可怕的。长远下去，到一百朵花都开完的时候，毛的混血儿就会结出果实，那时假如不是专政的基本性质暴露出本来面目而压制批评，就是非正统的主张得到鼓励而终于形成一个多党政府。    毛的政治混血儿可能使西方觉得难以应付。它对于共产党人也可能是难以应付的，因为它的产生本身就是默认共产主义的教条已经不能满足共产主义国家的基本成员——东欧和俄国的工人以及中国的农民。

【法新社巴黎１９日电】（代发越南新闻社）在毛泽东的著名报告中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人看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    新华社昨天播发了毛泽东报告全文。为了满足某种宣传的需要，有些报纸老早就暗示或写道：这个报告已经使得北京成为一种更为宽洪大量的新共产主义的圣地。    巴黎“人民报”（它是最先摘要报道这篇报告的报纸之一）对这种说法作了明确的答复：    “毛泽东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正统。在他的报告里找不出一句话，可以使人肯定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理论性质的分歧。毛泽东的报告依据的是中国共产主义传统路线。值得强调指出最新的一点是：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十分重视。人民中国的领袖承认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有了反映，而且导使一部分舆论要求改革民主制度。”

“泰晤士报”说，这篇文章“树立了现实主义、耐心、说服和灵活性的榜样”    【新华社伦敦２０日电】今天的“泰晤士报”的社论说，毛泽东的讲演“树立了现实主义、耐心、说服和灵活性的榜样”。报纸接着挑出了它认为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分歧的东西，它说，捷克斯洛伐克的享德里赫昨天说，修正主义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的内部危险，但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政权内部问题的讲演就是一篇有力的修正作品。    前些天，赫鲁晓夫曾不经意地说，俄国没有内部矛盾，中国情况不同。“然而，兴致勃勃地，同情地仿效中国的榜样的，将不仅是波兰而已。”    “泰晤士报”说，中共“在那些可以争取的人和那些无法争取的人之间划分界线”的做法，“渊源于俄国人，而近年来这条线越划越远了，连台湾的流亡分子也给包括进去了。”    “泰晤士报”继续说，当人们注视这个讲演所分析的实际问题时，它们证实了一直为毛泽东先生的领导特色的策略的实现性。    【法新社伦敦２０日电】伦敦“泰晤士报”说：“毛的这篇关于中国的政权内部问题的讲演是一篇修正的杰作，即使它坚持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作这种修正。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关于这种“民族”共产主义的说法并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毛先生确实是故意强调共产党世界团结一致来对付外部的敌人的必要性。    【路透社伦敦２０日电】独立的“泰晤士报”说，“中国再一次走向前去控制防止在共产主义世界泛滥的怀疑潮流的堤坝。人们只要注意一下这篇讲话所分析的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出，一向构成毛泽东先生的领导的特点的策略上的灵活性。    “这篇讲话应该能够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看到毛先生讲的话不仅在中国、而且还在没有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的任何地方都是极有威信的。”    “每日邮报”说，西方专家们认为这篇文章是使共产主义理论适应中国特殊需要的重要里程碑    【本刊讯】伦敦“每日邮报”６月１９日刊载了它的外交记者写的一篇题为“这篇演说和赫鲁晓夫的谴责演说同等重要”的文章说：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和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主义的长篇演说同等重要的。    看来毛承认，指引中国革命的这种共产主义现在需要有一个自由主义的面貌。实际上他是说，对俄国来说可能是共产主义良药的东西对中国来说并不是良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在似乎“不那末时髦了”。    西方专家们把这篇演说看成是使共产主义适应中国的特殊需要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他们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大概不会跟着就实行彻底的放松。    毛看起来认为，多少向自由主义稍稍扭转一下就可能更容易继续加强这个政权。他承认，在中国有许多人支持匈牙利的叛乱分子，在中国学生中间存在着不安定状况，而且曾经发生过“骚动”。    “每日电讯报”乘机对东欧国家作挑拨宣传并说要过些时候才能看出“百花齐放”政策的实现情况    【本刊讯】６月１９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一篇题为“毛的盛开的花”的社论如下：    毛泽东的言论和行动是否会成为俄国人在他们的欧洲帝国中将会遇到的麻烦的根源呢？那些谋求共产党国家自由主义化的人们是否会以北京为榜样，是否会指望从北京找到理论根据呢？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因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团结得像盘石一样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是存在着分歧和争吵的。在华沙的奇特的自由气氛下，波兰人一直在就毛的讲话的摘要进行热烈的争论，因此，现在北京就向我们发表了经过许多修改的全文。但是，关于据说曾经使共产主义的卫道者赫鲁晓夫发怒和感到为难的那种理论的那几段话，却仍然保留着，使马克思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感到困惑。    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并不新鲜。一年多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看出北京的政策有了重大的改变，但是这篇讲话的内容却由于苏联和匈牙利和波兰所经历的事件而更加令人注意了。的确，这位中国领袖发表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通过党向农民和工人保证：这种错误和残暴行为“不可能在这里发生”。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二版）    同这种策略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明显的表示：马克思斯大林主义中如果有任何部分不适合中国的情况，那就要予以改变。莫斯科可能仍然坚定地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矛盾，因为造成冲突的经济原因已经完全消除：但是北京却承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主要是在领导者和人民之间，的确是有这种矛盾的。对英国的局外人来说，这是一种新奇的理论。但是对于东欧或是苏联本国的有思想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可以由他们进行讨论或者予以接受而不至于像匈牙利叛乱分子那样被说成是西方特务的一种非正统的学说。这种非正统的学说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其中可能孕育着一种种子，会引起共产党世界中的一个举步慎重但是野心叵测的改革运动。党的关于世界革命的教条遭到了另一次的打击。    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毛泽东现在是在放弃过分残暴的作法，放弃由党的负责人员行使过分严峻的控制的那种作法。他不会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前进，除非是他确信这样做就会换取到政治安定和经济进步的话。这个政权和它的工业化计划不会为了自由的缘故去冒风险。意味深长的是，当中国的革命仍然是十分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居然公开强调起已经有四十年历史的苏联革命的错误来了。要过一些时候我们才能肯定他是否有技巧和勇气来实现他最近所提出的动听之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约克郡邮报”说什么西方应设法“鼓励”中国的“自由的趋势”    【英新处伦敦１９日电】“约克郡邮报”说：“这篇演说有力地帮助说明了共产党中国所受的压力，并且使我们暂时看到一点竹幕后的生活。它透露了毛婉转道出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它承认，一度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大时髦了。它至少在口头上赞扬了自由看法，在西方的意义上使用民主这个名词，就是意味着通过讨论、批评、说服和教育而不是强制的办法进行管理工作。    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看法的真正的改变，要到将来才能看出来。但是，这篇演说的某些章节表明，毛已经受到了匈牙利叛乱的影响，他希望在他的国家的困难状况导致人民不满的任何示威以前采取促进和解和团结的步骤。他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他的演说是为了感动那些已经表现出不满迹象的那些阶层而发表的，特别是为了缓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紧张状况。即使他的走向自由主义化的行动不过是一种圆滑的政治手腕，这对于下面这一事实是重要的颂赞：自由的风正在共产党中国以及在东欧吹起来。如果毛本人在考虑在他的巨大领域内进行共产主义工作时遭受某种程度的幻灭的话，这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    社论在谈到毛泽东的问题和失望后说，虽然现在为时尚早，不能希望新中国会改变它的共产主义并且按照不成熟的西方路线发展，但是“西方的政策应当是用各种方法鼓励目前已经在中国出现的比较自由的趋势。一个方法很可以是不要那么把北京摈诸门外，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像英国正在想做的那样），并且使他们看到，不管西方在同共产党国家交往时是如何谨慎，它要和平共处的愿望是真诚的。”“新闻纪事报”说这篇文章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新闻纪事报”说：“和解的共产主义在字面上几乎就是矛盾的。它意味着以前所没有听到过的一种共产主义形式。由于这样，昨天发表的毛泽东的２月演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就它独特的见解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六亿人民的想法也跟其他人的想法不同。如果它希望找寻它自己的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它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毛泽东刚刚说的话能够影响各地的共产主义。    最受它的影响的将是苏联卫星国家，在那些国家里，中国的态度已经引起了酝酿着的危机。波兰人高兴的程度同官方匈牙利政府的愤怒程度一样。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当局到目前为止甚至是禁止讨论北京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    毛泽东的百花将允许在中国内外开到什么程度，要看将来了，但是仅仅是这种前景已经使东欧和中欧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感到激动了。    “在长篇的讲话结尾时，毛泽东以东方人的尊敬态度向莫斯科、甚至还向西方致敬。但是中国正在走它自己的道路，并且这个发展能够改变历史的面貌。”

【本刊专电】６月１６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施瓦茨的电讯，题目是“中国内幕：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毛泽东的秘密讲话和批评的浪潮说明困难严重”，摘要如下：    中共政权在国内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似乎是本报上星期刊登的毛泽东的秘密讲话的摘要表现的基本实际情况。    毛先生在今年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１２日的讲话中规定了这个新方针。自从那时起，中共报纸就出现了许多详尽的材料说明人们的不满和所遇到的困难。这种材料炸掉了以前自称在全国空前团结的情况下不断前进的幸福繁荣的中国的门面。相反的，现在很明显，在匈牙利革命时的许多因素在共产党中国都有，毛先生的新方针主要是避免在他自己的国家内发生匈牙利式的灾难。    毛先生的讲话和他的官方报纸和电台发表的材料透露，现在中共同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的不满。经济的不满大概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并且反过来加剧了政治的不满。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十年前，这种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使共产党能够征服中国的基础。现在毛先生面对着这种贫穷的现实，同时要对这种现实负责，这是在他的政权统治大陆中国八年以后必须担负起来的责任。    由于中国根本是贫穷的，结果引起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一）自从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共效法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榜样，迅速推行了工业化。这需要中国人民作很大的牺牲，而他们的十分贫穷的情况使他们比苏联人民在１９２８年开始实行负担极重的工业化时更少忍受牺牲的条件。    （二）在自１９５５年７月到１９５６年６月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一亿多农户中的绝大多数集体化了。现在有迹象表明，集体化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因为为了要使集体化迅速进行而提出的过多的诺言证明是不能实现的，而政府增加对农民的苛捐杂税的做法又引起了更强烈的憎恨。    （三）中国人口正在非常迅速地增加，而最近的估计表明，每年人口增加将近一千五百万人。这以现代出现过的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马尔萨斯问题——人比粮食供应增加得快。“因此必须采取步骤来使我国人口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定的水平，比方说六亿的水平。”    （四）关于迅速工业化和在城市有机会找工作的传说使得大批贫穷的农民离开他们乡下的小片土地到大城市去。这造成了这个政权一直在奋力应付的城市失业的大问题。    （五）最后一点但是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今年和去年的大水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给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现在在中国各城市严格配售口粮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不用暴力方式，而宣布要用说服的方法，并且允许按照毛泽东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进行自由辩论。这种比较自由的气氛，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当中表现出，在共产党中国内部有许多人在政治上不满。这种反对表现得太嚣张和明显了，以致中共官方报纸过去一周又在试图收紧缰绳。    现在已经承认的是，许多中国人对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官员据有的越来越大的特权地位表示愤懑。但是也许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承认，在中国许多人发出这样的呼声，问道：为什么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为什么共产党应当在国家中据统治地位等等。    【中央社纽约１７日专电】“纽约时报”现已一反其前此之强调毛泽东最近演说中的“铁托主义”性而断定毛泽东的演说系因北平遭遇经济困难而起，并非基于主义上的考虑。    “纽约时报”在过去两天曾刊载专文及新闻报导专门讨论共匪在这方面所遭遇的困难，“纽约时报”似乎相信美国应“让中共这些困难自然发展下去”。    “纽约时报”记者麦克格里哥发自香港的报导说，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曾承认军队中各政治派系之间及军队与平民之间存有紧张状态，“纽约时报”在其星期新闻评论版中刊载该报苏俄问题专家施瓦兹一篇讨论匪区政治及经济不安的专文，该文与蒋廷黻一封强调同样看法的信同时刊出。

【本刊讯】“纽约邮报”６月１４日以“百花政策”为题发表梅伊·勒纳的文章说：近日来真正富有戏剧性的消息是经由华沙傅来的北京消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说明全世界舆论的气氛了，即使共产党独裁者也必须在这种气氛中行事。赤色中国统治者希望作为一个大国被各个世界组织接受。他们希望得到外交上的承认。他们希望同日本和西方贸易。他们希望参加联合国。这是他们让毛在２月和３月所作的两个重要演说传到华沙的政界和知识界中间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演说又从华沙透露给美国记者。    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显然，中共领袖们觉得，他们的政权现在已很稳定，因此他们不必继续施加恐怖压力了。同样清楚的是，他们觉得，让反对政权的情绪通过某种安全的孔道发泄出来，比让它郁积到爆发的地步要好得多。    曾经到过中国的“印度时报”的主编弗兰克·莫雷斯说：“在民主国家中，政府在想要做什么事情时就通过一项法律。在中国是发动一个运动。”毛现在发动了这个“百花运动”。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有着一种诗意，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那些冷面无情和没有风趣的人所作不出来的事情。毛一向有从古代中国传统吸取它们的生动比喻的习惯，他把它们同共产主义的残酷无情熔和起来。    在中国，知识分子害怕由于他们离开党的路线的真理而受到惩办，因此，他们等待毛给予他们护身符。请注意，毛说，“让百花齐放。”重要的是那个“让”字。    中国新方针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对于这个方面可能是太幼稚了。如果认为恐怖政策永久结束了，那都是危险的。但是，重要的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是：现在毛在谈论说“强制”时代正在为“说服”时代所代替，在目前看来，他不是说着玩的。    至少，他的说法是颇有说服力的。他使用了每一个共产党干部必须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他说，甚至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也可能产生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冲突的形式出现的“矛盾”。看来毛急于指出，流血的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乃是镇压政策的结果，匈牙利共产党几乎在一个晚上就瓦解了，而且这个政权原会已经垮台，如果不是俄国干涉的话。    这对共产党人说是一服猛药。无怪乎它使中国小官僚主义者感到惊慌了，他们恐怕反对派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并且要求分享政权。无怪乎俄国人不喜欢它。无怪乎波兰人喜欢它，因为它给予他们一种希望，就是他们在努力摆脱克里姆林的暴政方面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者。    毛并不是笨人。这有助于达到他的目的——成为仁慈的独裁者，领导他的人民走上说服的道路。这使他成为不满的卫星国家的领袖们的一个力量。这使他在印度、缅甸以及整个东南亚和西方交了许多朋友。    此外，如果出了毛病，他总归可以恢复他所长期奉行的那种残酷无情的政策。列宁给恐怖所下的定义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权力”——这就是这个仁慈的东方专制君主仍然拥有的那种权力。

【美国之音２０日１７点半华语广播】北平中共政权现在正加紧的向批评中共政权的人们展开攻击。因为他们利用中共允许批评的新措施来做苛刻的批评。最近中共抨击的人物是以前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北平“人民日报”痛骂龙云说，他的批评是对苏联绝大的侮辱。“人民日报”又说，龙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所搬走的东北的机器设备表示很关心。由于批评中共而受到严厉抨击的还有章伯钧、章乃器和储安平等人。

【法新社巴黎２０日电】（代发越南新闻社）“法兰西晚报”驻香港特派记者报道：今天北京电讯说，在北京大学共产党会议厅中扔了两枚手榴弹。    “这是在共产党中国一次发生的惊人的袭击案。    “这可能是北京大学（原文如此——编者注）两派人——共产主义死硬派和共产主义自由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的一个后果。    “此外，几周以来，相当多的学生曾经抗议该大学内存在的思想压制和恶劣物质条件，他们非常猛烈地在各学院的墙壁上贴了标语。标语说：‘把我们当成狗，学校理发师给我们乱剪一通，好像是把我们当作比狗还不如。’    “官方的第一个反击措施就是停课一周，让学生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演说，演说强调指出，应该用自由讨论代替强制。学生们可能不大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容许你随便干什么了。    人们认为，投掷手榴弹可能是那些受到谴责的最激动的学生表示的反应。人们谴责这些学生的批评是敌视政府的，对政府没有建设意义的。”    【法新社香港２０日电】依据北京“人民日报”收到的工会人士的来信，人民中国正在面临一种工会危机，这种危机已经从上海某些工厂所发生的骚乱中表现出来。    对工会内部存在着可忧虑的矛盾而感到遗憾的工会人士在这些来信中坦率地说：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员们对抗群众的意志，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工会领导人被各种规则和老一套的工作办法缠得束手束脚。这些规则和老一套的办法妨碍工会领导人遵照工人们的愿望和解决工人阶级所存在的问题。    “人民日报”所收到的这些来信中的一封信对工会内部情况是这样总结的：同共产党的观点不一致等于不服从党的领导，不同意行政的看法，就是干涉行政的管辖权。因此，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跟随党和行政。    最后，“人民日报”的通信员们要求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并且强调指出，应该尽快地使工会成为它们本应该是那样：成为独立的组织。

【本刊讯】６月１４日“苏格兰人报”“世界景象”栏中以“中国发生的口头上的反叛，矛盾运动”为题发表它的外交观察家的文章说：以毛泽东主张扩大民主的要求为基础的中国“矛盾运动”，快要弄得不可收拾了。它已经造成了一些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具有叛变性质的现象——迄今还只是口头上的叛变。官方报纸已经称这些反叛分子为“右派分子”。他们的口号是：共产党应当放弃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在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生活没有改善；没有共产党，中国仍旧会存在。    在反叛分子中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员葛佩琦，他公开支持“反革命分子”的权利。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发表了“反社会主义意见”。    这个政权很难转而进行镇压，因为中国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了遏止灾害或是弥补损害，需要全体人民的合作。中央气象研究所已经预告今年夏天有旱灾、水灾和台风。据水利部说，许多地区连续不断地在下大雨。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特别是在广东省，已经被水淹没。各城市正在把装备赶运危险地区。军队也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前往支援。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６月１８日以“对北京政权的批评，党受到攻击”为题刊载了一位外交记者的文章。文章说：中国共产党要求非共产党人士帮助纠正党的工作方法，这种要求引起了对这个政权的潮水般的批评，党的支持者现在正在回答最坦率的批评。    在著名的非党人士和共产党统战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要求调查肃反运动。好几位非党人士希望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就各种弊端提出报告。    有许多人对于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统治地位表示不满。在上海大学（按指复旦大学——编者），一位教授在作关于目前“整风”运动的发言时被一位副教授所打断，这位副教授喊道：‘“请别向我们发表你的教条吧。    对于这些批评的答复主要来自工人们在报上发表的信件和文章。这种言论在北京大学显然得到一些支持，而在上海、北京和鞍山举行的工人集会纷纷谴责“反动的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

【中央社时事一周】匪帮整风玩火自焚    最近匪据大陆许多原来受骗靠拢、经匪帮八年来的奴役迫害已恍然大悟的知识分子，把握匪帮所谓“整风运动”的机会，不惜冒生命危险，如火如荼地展开口诛笔伐的反共斗争，不仅给予匪帮统治阶级以无情的惨重打击，而且更彻底地暴露出匪帮众叛亲离的危机，这无疑是匪伪政权崩溃前夕一个强烈的信号。    所谓“整风运动”，是匪帮依据毛匪于本年２月间提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口号，而于４月２７日宣布开始发动的。为了讨好一般知识分子，又故意伪装民主，“欢迎”非党员自动参加。    却不料这一套玩火的戏法竟闯下了烧破自己脸皮的大祸，许多知识分子真的“大放大鸣”起来，对着匪帮的要害大施无情的攻击，其中最大胆的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公开指责匪帮“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伪“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更痛快淋漓地说“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不能说不爱国”。这一来，才使匪酋们大惊失色，而不得不揭去假面具，唆使喽啰们施展“围剿”和“反击”了。    我们敢于断言，匪帮在这次“整风”之后而来的，必然是对知识分子和尾巴党派的大“整肃”，然而大陆知识分子的反共斗争已经开始，决不是暴力所能压服，当他们口诛笔伐的力量和广大民众的革命武力结合之时，便将是匪伪政权走向坟墓之日。    【中央社香港１８日电】正当共匪对“批评者”实施斗争性“反击”的时候，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也不顾生命的危险，又对共匪提出严厉的抨击。他不但指责共匪独裁专制、清一色、箝制人民生活、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并暗示共匪与过去历代暴君的统治无异，人民终将起来推翻伪政权。

【中央社台北１９日电】蒋总统最近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英文版即将于６月２４日在国内外同时发行，中央社特将本书内容摘述其要旨提前报道，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是一部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的重要纪录，亦就是中国这三十年来在反共斗争中所受的惨痛教训。本书将此一教训贡献于今日自由世界同遭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深望其对于苏俄及其傀儡工具之中共匪帮加深其认识，提高其警觉。    本书的正编共分为三编，其第一编的主旨就是叙述我中国政府与苏俄及其侵略工具——中共匪帮在三十年中三次“和平共存”的经过事实及其最后的结果。只要看了这一编之后，就可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与国民永不会重蹈过去三次与俄共及中共匪帮“和平共存”的复辙，而与之作任何方式的谈判和妥协，不仅我们中国对共党不会再存“和平共存”的幻想，凡是自由世界任何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只要他们对于我们中国三十年“和平共存”的经验能留意考察一下，亦就不会发生这种幻想，这亦无异是我们对于共匪最近三年来不断的和平攻势，就是他们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与“和谈可能”等等所散布荒唐无耻的谬论作一个总的答复。    第二编的内容是对七年来许多人士所常提到的问题，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不出四年即为中共所败，终使世人无法了解这个原因究竟在那里”，本编就是对于这一个问题作正确的解答，且说明了我们的惨痛经验。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俄共的侵略政策所以步步胜利，并不是他苏俄本国及其侵略工具之中共匪帮真有什么力量足以纵横欧亚大陆，而他们每一步的胜利都是由于他们的对方之错误所造成的。本编首先检讨我们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所有的错误，就是唤起自由世界反共国家和人士要检点他们今日所行的政策组织及其他措施上有否如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反共者的错误如能及时改正，就是共产主义今后失败的开始。    第三编的要点是解答中外人士所常常讨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可否避免，自由世界能否消除苏俄统治世界的野心”的问题。如果自由世界对于本编中所提供的反共政策和战略方案能予实现，深信世界毁灭性的战争不致发生，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可与共产国家“和平共存”，乃是说自由世界不必经由世界大战即能瓦解苏俄共产帝国，消除其统治世界的野心，使世界成为真正和平安全的世界。    本书在上述三编之后还有一个补编，分析俄共及其中共匪帮三十年中对我们中国所使用的各种战略和战术，及其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魔术，这一分析今后对于自由世界的反共斗争的方法必有其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