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南中国海美国军舰“海伦那号”船上１７日电】美国最大的一支海军作战部队今天把它的威力极大的导弹的罩布脱了下来，引人注目地显示了厉害的“雷古鲁斯”式导弹。    一小批新闻记者在舰上观看用喷气式引擎发动的这种短尾翼导弹从美国第七舰队这艘旗舰上轰出去，穿入早晨的天空飞向二百七十英里以外的一座小岛。    三十五分钟以后，“雷古鲁斯”式导弹到达了地平线那面很远的目标，着地爆炸了；这时从“列克星谷号”航空母舰上飞出的跟踪导弹的“愤怒式”喷气飞机就掉头飞走了。    今天的表演是第七舰队导弹作战能力的第一次公开表演。但是，这种武器成为这个舰队的武器的一部分已经将近有两年了。    “雷古鲁斯”式导弹可以从巡洋舰上发射，也可以从航空母舰上发射，甚至还可以从潜水艇上发射。    第七舰队的武器还包括用于其他目的的其他导弹。第七舰队现在已经正式证实它拥有攻击飞机的“响尾蛇”式导弹和从空中发射去攻击潜水艇的“海燕”式导弹。    第七舰队司令比克利海军中将在一次对记者谈话中总结了导弹时代对现代海战的影响。他说：有了“雷古鲁斯”式导弹以后，海面船只和潜水艇“所能攻击的距离远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打仗的时候，敌人一定会不断向你开炮。这些导弹使得我们有可能开辟一条道路杀进去。在敌人的防御圈被我们削弱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舰队就可以摆开阵势进行‘清算’了。”    虽然“雷古鲁斯”式导弹已经证明作战效力很好，但是它完全不能算是导弹中的王牌。现在已经发明了像“雷古鲁斯—２”式这样更快更准确的导弹，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配备到第七舰队。    比克利解释说：“雷古鲁斯式是我们最初一批导弹中的一个。它使我们在导弹方面可以得到很有益的经验。”    关于雷古鲁斯式导弹实际使用的详细材料大部分都仍旧严守秘密。但是，人们获悉这种导弹的航速刚刚比音速慢一点点，射程大约有五百英里。它可以由发射导弹的舰只指挥，也可以由一架有人驾驶的飞机随它一起飞行来指挥。    比克利还谈到第七舰队希望不久就能得到的新型防空导弹，这种导弹将会大大加强他们舰队击退敌人空军袭击的能力。有了这种新导弹以后，航空母舰上所需要配备的“防御”类型的飞机就可以减少，这样就能使舰队的“攻击”力量加强。    比克利说：一旦同共产党中国发生战争的话，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将是驻在中国大陆上据估计有三千架飞机的空军。敌人的潜水艇将是第二大威胁。    这位三星海军将军说：虽然导弹大大增加了第七舰队的攻击力量，但是第七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仍然是主要的攻击力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情况仍将如此。

【合众社台北１７日电】国民党中国的最直言不讳的刊物今天要求内阁辞职，并说，应该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当行政院长。    “自由中国”杂志主张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结构作全盘调整，要求蒋介石自己的国民党“降到普通政党的地位”。    这家周刊说，由于反美暴乱，行政院长俞鸿钧的十七人内阁“已经失去威信，既不受人民的信任，也不受外界的信任。”杂志说，“最近的事件严重地损害了并且大大伤害了现内阁，使它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像这样陷于半瘫痪状态只能对我们有害。因此我们必须认为，改组内阁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天最宜于当我们行政院长的人是蒋廷黻。这是这里的许多人以及反对共产党、忠于我们政府的华侨的所共有的想法。”    “自由中国”是一家独立的中文杂志，支持他的是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驻美大使、学者胡适。    这家杂志说，行政院长俞鸿钧“真可怜。他有责无权。因此迫切需要改革。这种改革要求组织民主世界信任的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是民主的。”    但是这家杂志说，“为了要完成这个改革，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使国民党降到普通政党的地位，使党政明确地划分开来。政治结构必须使行政院长真正负责，使他能履行他的责任，而没有人在幕后替他拉线……责和权是不能分开的。”    这篇很长的社论说，“改组政府并不意味着仅仅调换人员。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理想，然后改变运用政治的方法。”    社论说，今后任何行政院长“必须是事实上的行政首脑。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任何行政院长将只是俞院长第二。”

【本刊讯】香港出版的“自由阵线”周刊５月２７日刊登了于平凡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和谈、和谣、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蒋经国是和谈的“真正对象”。现在把这篇文章摘要刊载如下：（编者按：“自由阵线”是所谓“第三势力”的刊物之一。由逃往香港的反动文人和政客在１９４９年底创办，受美国新闻处和其它美国组织的津贴。）    下面我们要根据事实来论证这一个假定——蒋经国为中共“和谈”真正对象——能否成立。初步观察与分析显然有利这一假定。支持这一假定的基本前提是蒋经国既有力量（至少有此可能）控制台湾，而且也有意愿与中共言和的可能。    关于第一点，既实力问题，可能不如蒋氏父子的设想，特别是小蒋本人估计得那么高，可是他所控制的范围正日益扩大，是极为明显的事实。观乎他这几年来的动向，他显然是意图在老蒋“驾崩”前完成他对台湾的全面控制。至于他现在距他的目标尚有多远，无人能做明确的估计，不过熟知台湾政局内情的人都能同意，蒋经国距他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关于第二点，是由其他几个条件规定的。第一，反美；第二，崇尚极权，不反对共产主义；第三，和中共无势不两立的冤仇；第四，有野心而好冲动。蒋经国显然是具备这几项条件的人物。    这几年来，蒋经国的权力扩张运动是台湾政权内部最突出的事实。首先，蒋经国控制了特务机构，把戴笠死后留下的四分五裂的军统局加以整顿，并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跟着是控制党和军队，先是通过政工人员以监视部队长官，最后，则制造出戏剧性的孙立人事件，结束了孙立人的军事生命！铲除了他控制陆军的最显著最重大的障碍。控制军队的工作在基本上完成后，小蒋的目光便集中在青年身上。“青年救国团”便是他的杰作。随后，他就控制言论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所以在本年初惨遭“围剿”，险些挨打，不过是蒋经国的权力巨掌稍稍摆动后必有的结果。最近，连台湾的地方选举，也落在他所管的范围中了。    蒋经国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几乎全部是从共产党那里抄袭而来。蒋介石模仿希特勒，他则师事斯大林。同时，我们总该记得，蒋经国曾经做过多年的共产党员，并在苏联留居多年。    在对中共“和谈”上，蒋经国比国民党内其他任何党、    政、军首要皆多一项有利条件，那就是他和中共从无深仇大恨。而且蒋经国对中共目前在大陆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是不反对的，不只是不反对，而且还衷心佩服，这可以从他极力效法共产党的手法上看出来。心理学有个通则告诉我们，没有人会模仿他所瞧不起的人。模仿敌人本身就意味对敌人的重视与佩服。除开蒋经国而外，目前在台湾稍有实力的人，多与中共有血海深仇，讲起和来总没有他那么方便。因为心理上的障碍极大。    足以促成蒋经国动心的另一个因素，可能不为一般人所注意。其实，它的重要性未必在其他三项条件之下。富有野心而好冲动的人，经常有一种“一鸣惊人”的冲动。处于蒋经国今日这样地位的人，更容易为这种冲动所控制。据许多认识蒋经国的人评论，其人并无什么过人才能，甚至比他的父亲还差得远。可是，他的野心却大过蒋介石。作为一个“大人物的无能后裔，每每具有一种毁灭性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可以令人坠落。    ”也可以推动人去冒险。因无能而构成的自卑感愈深，要求表现的冲动也愈烈，蒋经国显然是有这样自卑感的人，而且相当强烈。当年金元券时代他在上海搞物价管制，便是最好的证明。那根本是办不通的事。一个人常常要去做办不通的事，而且做来很认真，不是等于一种变态心理是等于什么呢？不管“和谈”的结果如何，但“和谈”本身以及因“和谣”而引起美国官方的焦急与世界对他的注视，对蒋经国就是一个莫大的满足。

【美联社华盛顿１６日电】民主党人参议员富布赖特今天说，“赤色中国的毛泽东很可能变成第二个铁托”。他重新主张谈判承认毛泽东政府的问题。    富布赖特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的第二号民主党人物。他在一次电视访问节目中说，赤色中国和俄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自然利益是有抵触的。他问道：“为什么它们不能各走各的路？”记者问他，毛泽东是否可能采取像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所采取的那种脱离克里姆林宫而独立的立场。富布赖特在回答时说了上面那番话。    他重申了他的看法，就是美国是“不可避免”要承认赤色中国的。他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做的问题”。    记者问富布赖特，他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将从谈判着手，目的在于以承认中国来换取共产党的让步。他说他将设法获得的一个让步是共产党保证中国国民党岛屿堡垒台湾的独立。他还说，在同毛泽东进行谈判的时候还可以谈到美国和共产党中国恢复贸易的问题，包括开辟航空线在内。    有一个提问题的记者说，富布赖特说这样的话在６个月以前会被认为是“政治上的自杀”，    富布赖特说，他认为，现在有许多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不意味着赞成他们的政权。他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明天早上就承认共产党中国。”

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放出后，台湾、香港等地美蒋报刊发出了一片欢呼和支持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也加入了这个合唱。看看这方面的评论，对我们提高认识，明辩是非，是有好处的。         －－编者    【大道通讯社台北５日电】据５月１日“人民日报”登载：伪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群众要推翻你们，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是一项引起反共怒潮的最激烈言论，这番话，代表了五亿人民的呼声。（编者按：大道通讯社是蒋帮内政部调查局的特务通讯社。）    葛佩琦首先指出了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认为人民牛马不如。他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统购统销”搞糟的，“肃反”运动，也是中共的错误。又说：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中共却硬说生活水平提高，但生活水平提高，是那些人呢？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干部。    葛佩琦继以毫无隐讳的态度指出：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举出历史上的例子说，统治者不顾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他并警告中共说：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太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是很危险的。    他谈到党群关系时说：中共党员，完全是特务。党员只是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但这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他最后说：“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非产党的中国”。他指向中共说：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当因为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又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本刊讯】美国新闻处支持的亲美力量“第三势力”办的香港“真报”９日和１０日连载一篇题为“遥向储安平致意”的文章。作者叫“斯人”，真名叫薛慧之，曾任国民党军、政职务。抗日战争时做过汉奸，现在是美国支持下的“第三势力”人物，拿美国新闻处的津贴，去年１０月曾参与九龙事件的策划。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他对毛周质询，有“轻捋虎须”的勇气。    多谢青鸟使者，还能把大陆的消息转辗传到：最近在一阵“整风”中，不少熟人都在公开吐苦水，原来他们心头积郁已久，过去由于中共的紧紧箝制，一向沉默着不敢说话。此刻却因匈牙利事件而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要处理“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得不勉强放宽了尺度，让一般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份子，都发表了一些批评和意见。这些批评与意见，虽没有像在海外流亡的我们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也已够瞧的了，其中，以储安平所说的话最辛辣，较大胆，在本港各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但左报本身却讳莫如深，没有把原文刊出，不知何故？    储安平，人所共知的“观察”主笔。“观察”这一刊物，在大陆易手以前，以政论与内幕新闻面世，一时风行全国，对全国人心士气影响甚深，至今国民党犹创痛巨深，谈虎色变，例如台北“自由中国”事件，蒋总统即归咎于民主同盟与此类刊物。殊不知储安平这人，本来是中央日报副刊主笔，旋因家庭事故，（这与当时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有关，不赘）一怒而去英国，他渐受费边社诸人的熏陶，归国后，原来写的政论，还是很温和的要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但国民党偏不睬，把党权紧紧抓住不放，且妄欲以枪杆干涉笔杆。于是“观察”乘时崛起，网罗了全国名流学者为之执笔，面对现实，不与妥协；继而战局激变，它的军事报导由国防部一参谋撰作，极为详尽准确，尤为各方爱读，就这样它的销数打破了十六万份的发行纪录。此时国民党仍施以压力，实行封门抓人，储安平不得已悄然走石家庄，迫上梁山，去向共产党靠拢，大陆变色后，他在北平续“新观察”，则已面目全非，而他本人也长时期的无声无臭，近年才出任“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而这回冒死质问毛泽东周恩来，抨击中共“清一色党天下”思想，确乎有那付“轻捋虎须”的傻劲勇气，在此，我谨遥向储君致意：你的敢言是对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才是发挥了中国智识份子应有的正义感，海外千万的流亡人士都愿支持你！    “一切宗派主义是党天下的产物”，储安平这些句，颇能代表困处大陆的智识分子内心对中共不满到极点，并且已一致燃烧着反抗情绪。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的领导没有关系”？    这些话，把中共今日“内部矛盾”的根源，直截地说穿了，那就是：过去国民党独裁，今日共产党更专制得厉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共党人士休想获得一些自由。像储安平这般人，本来是很敏感的自由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充满了不满现状，及图改革的想法，在共产党统治的今天，他们更由希望而失望，因为共党一党专政，其手法比国民党更狠得多，毛泽东周恩来等，常爱把这些“矛盾”，归咎于下部的“偏差”，其实关键就在乎上层，上行下效，所以全国皆然。于是储安平老实不客气谈到“国务院”的副总理共十二个，个个都是共产党，一个都没有非党他党人士，这样“民主”云乎哉！“联合政府”放他的庇？    储安平这些不失为快人快语，他竟敢在“天威尺尺”之下，向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大老虎打耳光，所谓“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就打大的，打硬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这等于欺人自欺。”    “整风”整到老毛老周都被牵涉在内，此殆非中共始料所及，看来这个“内部矛盾”很不小哩！挺起脊梁，放弃“分一杯羹”的奴性观念    对于中共政权之抨击，储安平所说的话，似较一般人来得直截痛快，他指出党员低能人心不服的“党天下”现状外，并干脆把“国务院”总理与副总理十几尊老和尚都骂了贼秃，为什么这些人选是“清一色”呢？那当然是共产党师心自用，什么都是一党包办了的，这种矛盾根源，已非一朝一夕，其所以一直忍到今天才吐苦水，这为储安平设身处地，也还是当年中共乱杀人命，树威太多，所以“鹦鹉前头不敢言”而已，直到今天，毛泽东又要“树德”了起来，在“整风到”中让大家发言，储安平才冒死“轻捋虎须”一下，他指出具体的事实为证，他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君最后以软中带硬充满怨愤的语气说：“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这次党的整风，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尊重党外人士的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中共此次展开“整风”目的在缓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个把戏中，它指使那些所谓民主人士提出某一范围内的批评，借以表演伪装的民主所以在这些批评中所提出的，大都是枝节的问题而不敢触及中共的思想和行为的核心，储安平的话，可说是所有批评中的最大胆的。    观察家指出：重要的是，储安平的话充份透露了大陆知识份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    把储君的话抄录如上，同时有人对之加以注解：从此中透露了大陆知识份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实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起点。那说法正与我一样，便是这因了匈牙利革命爆发，所以中共不得不来一套“处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遮眼法。但这般知识份子，却老实不客气乘机借此发泄，今日大陆上人民心坎中一团不可遏止的怒火，亦可以想见。    总之，储安平还不失有良心有热血的一个操觚者，我们要遥遥向之致意：那便是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大家不能再做磕头虫应声虫，该挺起脊梁自力更生。过去要求“分一杯羹”的奴性观念，而此将一扫而空，未来的中国，才会有真正民主的新局出现。至于报载曹聚仁的通讯，他在三度北行中居然又是曲笔颂圣，粉饰太平一番，而且说：“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在此我敢告诉他：羁身在北平的储安平，尚且肯挺身起来说些真话，老兄何以竟又死命捧住了毛泽东周恩来——像过去捧蒋经国一样，而缺少一种“冒死诤谏”的勇气？诚使人大惑不解了！（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中央社台北７日电】自从中共开展“整风”后，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和附庸党派分子，在中共的指挥下表演伪装民主的吐苦水，对中共提出一些不伤脾胃的只针对个人的所谓批评，这些批评，只系以一些无关痛痒的若干共干为对象。其中只有“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比较大胆一些，竟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领教”，他不满中共实行清一色的家天下思想，并肯定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是党天下的产物”。储这些话，颇能代表困处大陆的知识分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对老和尚提出意见    储安平继续指出具体的事实为证，他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大家做事各得其所    储最后以软中带硬充满怨愤的语气说：“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这次党的整风，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尊重党外人士的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中共此次展开“整风”目的在缓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个把戏中，它指使那些所谓民主人士提出某一范围内的批评，借以表演伪装的民主，所以在这些批评中所提出的，大都是枝节的问题而不敢触及中共的思想和行为的核心，储安平的话，可说是所有批评中的最大胆的。借机发泄促成行动    观察家指出：重要的是，储安平的话充分透露了大陆知识分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点。观察家于此特别以去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事件为例，据称：匈人在去年十月以前，早已提出争自由的要求，十月事件的爆发就是这种争自由的呼声在一定时间内转变为行动的表现。中共这次“整风”，目的在表演伪装民主，但久蓄在人民心坎中的不满情绪，必然在中共这次伪装的民主把戏中借机发泄，其势将使中共无法遏制而成为反抗行动的导火线，储安平的话，似已透露了这一端倪。（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雅加达亲蒋汉文报纸“自由报”６月１日发表题为“中共整风声中的尾巴党派”的社论，诽谤中共统战政策，并给右派野心分子打气说，政权“不是哀鸣可以乞求的”，而是“要斗争才能获得”。社论说：    当中共提出整风运动的时候，大陆尾巴党派的政客们摸不着头脑，立即随声附和，说：他们自己也要来举行这种运动，因为他们的党派里面，也存在着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十足的奴才姿态，令人齿冷。    不料，中共叫他们不要急，且先帮助中共整风。这样一来，那些政客们更摸不着头脑，不清楚中共的邀请是何用意。说是帮助，怎样去帮助呢？难道世间竟有请他人去反对自己的吗？这想法当然要除去。    有的人猜想，中共不过是虚应故事，并非真是要他人批评他们，闻闻善言，借此改善自己。共产党人是十分有自信心的，向来是专横的，那里有这样的虚怀？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主持人）在中共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里开头便说：“过去对统战部提意见不止一次，但都没有下文。”他希望该部将去年所提的意见检查一下，并个别访问一下民主党派的成员，“这样还可以谈出一些东西来”，“单靠开会提意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还责中共中央，对统战问题重视不够，无论从理论上，政策上，贯彻执行上和宣传教育上说。章氏这些话已将统战部的真相浑含地全盘地说出来。但他恐怕外间人不能够深切了解他的话，故又特别指出：党外（即中共以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的根本原因，是“非（共）党人士名义上虽说是担任领导，而（中共的）党组织却要负责，既然要负责，他们（中共）就不能不要权”；他们既要权，那党外人士便不能再有权了。    国民党叛徒陈铭枢接着章氏再放一炮，要求“党外人士在机关中参加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希望“党和非党人士谈交情，改变彼此间冷清清的状态。”由陈氏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不止凡事不和尾巴党派政客们商量，且简直睬也不睬他们。    又一民盟政客责“现在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笨重”；“结果出现了包办代替，以党代政，以行政代替业务的现象”。这就是说，行政大员也是傀儡，事务人员更是从仆；总是中共党要们才是主人。    另一农工民主党人也劝“中共要让他人来分挑建设社会主义的担子，不应把这担子单独挑在自己的一党身上，否则党外人士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作客思想。”“消极的不会转变为积极，积极的不会转变为更积极。”那末，何不加入共产党，直捷了当？大概加不进去罢？    所以，另一个国民党小叛徒却主张要更积极，不管中共怎样：“加强对群众的联系，收集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意见和批评，反映给共党组织”。这就是说，“民革”的成员要加紧做中共的间谍。这正是中共所以要各尾巴党派帮助他们整风的主要目的，要它们一方面把小事情批评中共，另一方面传达中共的圣旨和转呈人民的心情，做做两方的桥梁。    总上观之，这班尾巴党派政客们不外在中共面前撒娇哀鸣，希望中共多给一点权力与他们的党，并不是为今天的人民解除痛苦，更不是为人民争取自由或民权。这企图是一种妄想，无异“与虎谋皮”。虽然他们在中共造乱时，曾立过“为虎作伥”之功，和在中共秉政时，也有“摇旗呐喊”之绩，然中共党人早已自命“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并骂各尾巴政客今已坐享其成，虽无权，也有位，总算有一碗饭吃，难道还想得陇望蜀吗？    而且，政权是要斗争才能获得的，不是哀鸣可以乞来的。这班政客们各自结合一小撮同类，挂一块什么党的烂招牌，既无武力，又无民众，——民众实在厌恶他们极了，因为看见他们只是为虎作伥，——凭什么去和中共争权？而中共又怕他们什么，要给他们多一点权力？还是依照上述的那个国民党小叛徒的建议，好好地给中共做间谍罢，也许中共念其微劳，会多少延长和他们“共存”的期限。    然世间也有很天真的人，竟会多少相信，经各尾巴党大“鸣”大“放”之后，也许将来可能由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逐渐转变为多党的真正民主政治，此无以名之，名之曰痴人说梦耳。

【本刊讯】纽约“工人日报”６月１２日刊载威廉·福斯特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于美共代表大会的不同的估计”。    文章说，阿兰·马克斯（美国“工人日报”编辑主任——编者注）在６月４日的“工人日报”曾表示他极其不同意许多共产党刊物——“真理报”、“人道报”、“世界新闻”、“国际事务”以及若干拉丁美洲报纸    ——的意见，因为这些报纸在评论和分析中强调了修正主义在最近的美共代表大会中遭到的失败，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失败上。马克斯声称，它们这样做是错了，没有了解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    但是事实证明，错误的是马克斯自己。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虽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一般说是一次富有建设性的大会。大会取得许多主要的成就，其中之一是它严厉地批判了党过去狭隘而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和它对待其它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批判的态度。大会指出许多其它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并且警告提防党内的右倾危险等。它强烈地反对了党的官僚主义，并且草拟了一项正确的群众工作计划。    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假如大会同时没有使党内的强烈的修正主义企图遭到严重挫折，那么这些成就原会是微不足道的。党内曾有人企图改变共产党的性质，阉割它的基本理论，削弱它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破坏它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因此，马克斯所不满的那些共产党刊物特别提出下列主要事实加以强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确的：大会拒绝了修正主义也拒绝了教条主义，特别拒绝了关于成立政治行动协会的建议，赞成共产党继续存在和加强建党工作；它拒绝了错误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强烈地宣布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不断地攻击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统治世界的野心。因此大会拯救了和加强了美国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组织。马克斯的文章的缺点就是轻易地抹煞了这种基本发展。    如果马克斯所不同意的这些共产党刊物不曾具体地强调大会的这种决议——例如要求在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少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的决议，要求对其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更具有批判性态度的决议，以及要求全力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决议，那显然不是由于它们低估了这些成就的价值，而是由于它们不认为这些成就特别是美国的，不认为它们是美共代表大会特有的。相反地，目前在所有的共产党中，不管这些共产党是否掌握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建设性的发展，作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惊人的过火行为和弊端的普遍的反应——虽然我们有些同志似乎错误地认为，这种重大的改革主要是起源于美国的。    伊莫伊耶夫（在１９５７年３月号“国际事务”上）说得对：“在克服过去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的同时，西方国家共产党（包括美共在内）在有力地反对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倾向。”    不过，就美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而论，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个总的方面，它没有像例如最近召开的英国和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大会所作的那样彻底，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被以压倒多数击败了。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１８日电】明天的“战斗报”和“政治报”刊载了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纪念的文章，它们在文章中写到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人格和生活，叙述了他在世界进步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战斗报”写道，季米特洛夫毕生致力于最伟大的理想，他是保加利亚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是胸怀广阔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是现代的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战略家，是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一位巨人。季米特洛夫很幸运地天分很高，具有智力上的和体质上的能力，他的名字和工作同他生前发生的每一次历史转折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千千万万法西斯监狱和进行抵抗的斗士来说，季米特洛夫是道德标准的化身，是在阶级敌人面前保持勇气和立场的榜样。他在来比锡受审时的行为成为千古不朽的佳话。    季米特洛夫去世得太早了。这家报纸强调说，他在发生了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转折点的那些事情之前就去世了。    “政治报”强调说，季米特洛夫的人格和行动，特别是他在来比锡审判中的行为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坚决斗争已经成了许许多多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们的典范。该报着重谈到，他在南斯拉夫是人所熟知而且受爱戴的。一直想要并且争取同保加利亚人民的友谊的南斯拉夫人民非常高兴地欢迎季米特洛夫领导新保加利亚的消息。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保加利亚所发生的变革中，南斯拉夫曾看到了互相谅解，和睦、合作，友谊和联盟最好的保证。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在这许多年中，南斯拉夫对保加利亚友好的政策从来未改变过。    这家报纸强调说，季米特洛夫是争取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友好的战士之一。这种友谊的顶点就是签订了友好、合作和互助协定，只是在他逝世后这个协定才被废除掉了。    “政治报”最后说，南斯拉夫得到季米特洛夫逝世的消息曾完全沉浸在悲痛中，由于他的逝世，国际工人运动和何加利亚人民就丧失了一位可贵的战士和伟大的革命家。

【美联社东京１６日电】岸信介首相在１６日离日本赴美，他将要携带一份由政府的保安机关编纂的“关于日本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白皮书”到华盛顿去。    公共保安局今天说，这是一份三十页的文件，它提供目前日本共产党组织状况的全貌。它还揭露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员目前仍在设法决定是实行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    这份文件的其他要点包括：    １、全部党员据估计约为四万五千人，这也就是说不到１９５０年人数的一半。    ２、另外有三万五千人被列为积极同情者，因为他们经常向共产党捐赠款项并且经常积极地支持共产党。    ３、党员有３０％从事实业和自由企业；契约劳工人占２８％；从事农业、林业和海运业的工人占２６％；被列为职员，政府雇员，学生和教员的党员各占６％到７％；不到３％是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构成了党员的７０％左右。    ４、共产党共有５，７１５个小组，这是它的基本力量。这些小组由九十六个参加委员会的负责人员领导。这些小组织有３６％是建立在私人住宅中；２６．１％在农村中；１４．８％在车间和工商业机构中：６．３％在政府机关；５％在学校；２．５％在公共组织中；而有２．３％在共产党的各机关中。    ５、党员中被选入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有８８８名，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也可从这一点衡量出来。这些人中包括选入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二人；参议院议员二人；县议会议员十四人；镇和村委员会委员八百六十三人；市长或村镇首长七人。    ６、党的机关报“赤旗报”（日报）发行量是六万五千份；正式的月刊“前卫”发行量二万三千份。除了这两种报刊以外，共产党还出版大约二百种小册子和杂志。    ７、共产党财政情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它方面的捐款。它每年的活动经费大约为四亿四千万日元（一百二十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二美元）。它的开支包括“赤旗报”和其它刊物的经费一亿零二百万日圆（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美元）；薪金五千四百万日圆（十五万美元）；地方费用四千七百八十万日圆（十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八美元）；办公费和选举费用四千万日圆（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美元）。收入包括党费二百七十五万日圆（七千六百三十八美元）；“赤旗报”和其它刊物收入九千七百万日圆（二十九万六千四百四十四美元）；捐款一亿四千四百五十万日圆（四十万零一千三百八十八美元），其中包括从对赤色中国贸易中得来的佣金以及友好的商业组织的捐款。

【美联社华盛顿１７日电】许多高级美国官员星期一对俄国提出的新裁军建议的看法，比目前在伦敦讨论这个问题的西方外交家中间明显表示的看法要谨慎得多。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苏联提出的以视察办法在两、三年内禁止核试验的计划仍然过于含混，西方没有理由因此感到真正高兴。他们隐约指出，在伦敦的西方人士发表的许多乐观主义，是故意用来鼓励俄国在裁军问题有关方面采取其他在接近西方的主张上更为重要得多的步骤。他们表示，这种表扬俄国“让步”战术，还将使苏联在谈判人员日后把这种思想拟订成协定时更难收回它的主张。    据说国务卿杜勒斯正在谨慎地注意着伦敦五国会谈的发展，他没有发表任何正式意见。杜勒斯同白宫保持着密切接触，以使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讨论重要的来往电报。    详细分析过苏联代表佐林上星期五提出的建议的负责官员们说，在这些建议被提出讨论以前，还需要问好多问题。    他们说，这些问题是：１、俄国是否同意在禁止试验的禁令生效的同时禁止所有原子核武器裂变物质的生产？他们说，禁止生产仍然是美国认为不可缺少的原则。２、苏联人认为应有什么样的视察去监督禁令的实施？由谁来组成国际监督小组？它们的职责是什么？苏联的否决是否能使它们的工作瘫痪？３、俄国人是否将提议分开处理试验问题，把它和全面的裁军问题分开？他们说，不管是否有相反方面的推测，美国政府的看法是：如要禁止试验，就必须同时采取其他裁军步骤，例如削减国防开支，裁减人员，减少生产常规军事武器和建立旨在防止偷袭的空中视察区。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有一派的看法是这样：俄国人正在发动一个全面的宣传运动，以迫使美国放弃以后的试验。理由是：莫斯科之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它认识到由于实行了这种禁止，它一定可以比美国政府得到多得多的东西。看样子，这是政府中少数派的看法，但是却很重要，它将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估计俄国的建议或在提出美国的让步时特别谨慎。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四版）    【路透社华盛顿１６日电】华盛顿今天继续有更多的人主张“从长远观点，仔细研究”苏联关于停止核试验二、三年和建立国际监督站来保证监督的建议。    对于苏联代表佐林在伦敦裁军会谈中提出的这个建议还没有官方评论。但是在整个周末国务院官员都在对这个建议进行最认真的考虑。    无疑地，当史塔生本人在上星期早些时候从华盛顿返回伦敦，准备代表美国建议实验性地停止试验十个月到一年的时候，佐林的建议使得美国感到震惊。    华盛顿现在承认，佐林的建议已经使得美国无法得到它打算用试验性停止一年的主张夺得的主动权。据了解美国官员将仔细考虑重新取得主动的办法。    官员们说，对苏联建议进行的仔细研究并不表示美国同意。恰恰相反，专家们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指出它的缺陷。    华盛顿非官方方面指出，停止核试验二、三年可能是一个障碍，就是它将使得美国不能继续完成所谓最后的武器——五千英里洲际弹道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