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莫斯科２９日电】刚出版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七期登载了题为“艺术创作中的才能和世界观”一文，谈中国百花齐放政策和苏联二十年代的情况。文章写道，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广大队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只能够说掌握这个世界观在作家们中的深度有所不同而已。    二十年代是另一种情况。那时还有剥削阶级，文化建设还包括大量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知识分子。但就在这种条件下，党一直反对行政命令和压力，党对反革命不妥协，但是，对参加革命而又表示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份知识分子采取谨慎细心的态度。党指出用说服方法改造他们的道路。党在这方面的路线鲜明地表现在１９２５年关于党对文学艺术的政策的决议中。    分析党在二十年代的文学艺术政策，不仅要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执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照起来。自然，对比时应该考虑到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点和特殊条件，但基本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党在１９２５年决议中制定的路线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三十年代初，包括同路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广大队伍，已经站在社会主义思想立场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完全胜利了，这是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及最后剥削阶级的消灭，即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一起到来的。    这样，二十年代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已是很远的过去了。有些同志常常把那时在艺术上有更多流派的环境和现代的环境相比是没有注意具体历史条件。忘记了那时不仅有艺术上并且有思想观点上的各种分歧。    在现在苏联的条件下主张思想意识上的各种各样，不仅不是向前发展我国社会而是意味着后退。

【路透社北京２９日电】（记者：漆德卫）北京大学布告板上出现了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去年在莫斯科党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报告摘要。这些摘要是在早些时候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后发表的，这张大字报表示不满说：“我们要知道赫鲁晓夫报告。美国已经看到了它的英文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看到。”据悉，中国发表这个演说的任何部分，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摘要不知道是谁贴的，今天晚上已经不见了，但是据看到的许多学生说，这是“从英文本译过来的摘要。”    贴大字报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批评和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学生们显然很关心这个运动，用印刷的或是手写的报来发出他们的一些牢骚。    有人甚至在校园里面的一条路面上漆上“真理之路”几个白色大字。大部分的报贴都可以在那里看到。北京大学的许多大楼和布告板，特别是靠近大饭厅的一些布告板上，贴了五颜六色的批评报贴和漫画，批评的对象从理发师技术太差——“我们的头发好像是狗咬的”——一直到共产党在大学事务中的作用。    一个布告问道，在１９５５年被捕的作家胡风为什么不依法审判。但是批评并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许多大字报遭到了有力的答复，例如列举了胡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在今天晚餐的时候，始终有大批的人手里拿了饭碗在布告板前面边吃边看，同时有人贴上新的报或是写上一些意见。

【本刊讯】波兰“青年旗帜报”５月７日刊载了波兰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鲍罗夫斯基的文章。    作者首先引用了他在中国时，中国同志对为何不发表毛主席的报告的回答：‘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的表现，目前在讨论与批评的浪潮中，我们只放报告的录音，收集了意见和反应后，毛泽东同志最后修改自己的文章，然后才公布’。作者说：我讲这点不是为了鼓动我们也采用这方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认为值得提一提这种对讨论和宣传所持的不同的概念。    作者继称：“百花齐放”的原则仅是中国共产党很早以来的总路线中所完成的伟大变革要素中的一个，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个变革，则应该说，这就是十月革命的中国版。接着作者介绍了思想领域中的变革说，这个部门的变革意味着摆脱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排他的圣经。作者说，在党的生活领域中的新政策是进一步发展中共八大所开始的路线，主要是下列三方面：１、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内民主；２、坚决同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作斗争（如高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３、严厉打击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国家范围内，新政策是意味着通过尽量减少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作用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扩大专政的吸引全民共同为国家的命运负责的原则。    作者摘用了中国同志传达的毛主席的关于矛盾的讲话。作者认为从这个讲话中可得出具有巨大意义的结论：第一，尽管我们还一直认为中国是阶级社会和存在着资本家，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间的对立在目前是没有对抗性的，而资产阶级正在通过和平道路，没有震动地改造成劳动知识分子；第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以劝诱和争论来解决，而不要经过粗暴强力的道路来解决。    我认为，这两个结论不只对中国有意义，而是对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意义，因为百花齐放的原则——我们的讲法就是广泛的民主自由——是从上述的情况分析所得出的直接结论。中国同志在谈话中引用了一系列毛泽东同志所列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性，尽管国家的不同特点，所举的例子在我国也有，以劝诱争论的方式来克服这些矛盾就要求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要求改善政权机关，要求灵活的阶级和政治联盟政策。    文章中用强调的线条突出地说：整个的讨论和目前的中国情况发展的特点是运动的单一的方向和长期性……中国同志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到，在进攻时分散力量打击各方面是不利于胜利的，因此全部力量集中在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这里正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障碍。当讨论过程中在人民日报上有某些同志的发言持有宗派主义情绪时，党中央机关报甚至以社论来阐明争鸣是长期政策，不是暂时的政策。    作者最后说：我想经常地继续报导中国讨论过程的消息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公布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后一定会出现许多有趣的新的事物。中国的花一定是不同于我们的，以及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在我们的气候环境中生长的，但是值得努力，使那些能够移植的花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来。

【国际新闻社台北２９日电】美国第七舰队今天驶离台湾，因为对台北美国人的安全已不用担心，中国国民党首都的局势已恢复正常。    舰队随时准备在万一骚乱重新发生的时候，载运全部估计约为八千名的美国人撤退，并且给美国人以武装保护，如果必要的话。    重巡洋舰“海伦那号”是第七舰队一百多艘舰艇的旗舰，它是星期一在舰队司令沃利斯·比克利海军中将率领下抵达基隆。    比克利立即同美国和中国最高官员进行了会谈，据海军方面人士说，曾经讨论过撤退计划。还计划取消新近安装的“斗牛士”式导弹的装置及其美国人员以及其他美国装备和军事中心。    海军作战参谋长阿莱·伯克海军上将曾私人致电祝贺舰队在发生危机时的迅速行动。    【合众社台北２９日电】美国和国民党中国高级官员今天警告说：如果要把美国军事或经济援助立即加以削减的话，那可能危及台湾的稳定。    整个国民党中国政府都对美国可能削减援助感到惊慌和万分焦虑。    中国人民都读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大声疾呼的大标题消息，即美国可能撤出它的一些部队——其中主要是坐办公室的军人。中国的一个重要官员对合众社说，如果立即减少援助或军事人员，就会使人心恐慌，认为“美国在抛弃我们。”    某些美国官员担心现在减少援助会损坏国民党中国的经济，还可能影响到美国援助计划的全部效果。从美国过去四年中给予台湾的很多经济和半军事——军事装备除外——援助中得到的好处在几年内将是看不到的。但是，投在过去四年中开始的工业工程上的５０％左右的美援在今年年底可以看到成效。

【合众社巴黎２９日电】西方盟国关于和中国贸易的谈判在今天休会，而走中间路线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在谋求英国和美国之间对于英国要求放宽对赤色中国的禁运问题实行妥协。消息灵通人士说，在这里商谈的十五个国家“大部份”不愿意支持英国，因为唯恐在盟国之间引起分裂。    “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的会议休会到星期五，这样成员国政府可以研究英美的分歧。英国和美国的立场现在充分表明了。英国坚持它的要让共产党中国得到现在让苏联得到的任何物资的决心。美国愿意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可是不是根据这样的规模。    消息灵通人士说，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的大部分国家在原则上支持英国，可是并不愿意冒使这个委员会解散的危险。据说，它们在谋求一条中间路线。    然而，英国人士说，不可能妥协。他们说，伦敦的议会的情绪这么激昂，以致政府不能够在它的要求上让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已经答应议会，他要在这个星期从巴黎得到决定。把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下一次的会议推迟到星期五，这意味着在下个星期以前大概不会有什么宣布。

【合众社华盛顿２９日电】参议员戈尔今天驳斥了国务院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一直在考虑削减美国驻台湾的人员。    这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去年曾访问过这个国民党中国的岛屿，他说，最近国务院告诉他说，自从他访问台湾之后，美国驻台湾的机构已经又增加了“几百个”美国人。他说，当他在那里的时候，美国大使兰金向他说，用半数美国人员就“可以充分地照顾”美国的利益了。然而，人员的总数一直在增长。    戈尔还批评了国务院在今年年初向国会各委员会说美国驻台湾的人员的总数是“保密的”之后发表了这个总数。    民主党领袖参议员约翰逊说，他不能认为国务院的行动是正当的。    戈尔说，他不知道台湾的事态发展是否能表明，它可能有助于重新估计美国驻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数量问题。    约翰逊说，“我想它会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不必等到发生暴动后才来对我们驻在那里的人员的必要性重作估计。”    【美联社华盛顿２９日电】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三表示，大大削减驻在台湾的一万个美国人将有助于改善同中国居民的关系。    同时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在重新研究它同台湾的关系，以测定台湾作为美国远东防御的一个基地的可靠性。    权威人士私下说，他们想要知道，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偶发的暴力事件呢，还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反美敌对情绪。

【中央社纽约２９日电】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断然否认台北暴动是“有组织”的谣言，他坚信这是一次“单独”事件，因此不可以认为它是台湾民众的反美运动。    蒋氏昨晚出现在全国性的国家广播电台无线电广播网发表演说，他告听众称，“此次骚动纯由美国审判引起”。蒋廷黻说，“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命案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不论动机与情况如何，谁造成命案，谁就得受相当的刑罚”。蒋氏继称，“在另一方面，我明白美国的法律与传统，和中国的法律与传统不相符合，此案牵涉到中国与美国正义感之不同”。蒋氏称，此次骚动的报导使他感到“震惊”，但他坚称“这完全是一项单独事件，不应认为它是台湾民众的反美情绪”。    在答复此次骚动是否系有组织的问题时，蒋氏强调称，“经过中国政府的调查后，此次骚动绝无有组织的迹象。但蒋氏承认死者刘自然寡妻的亲友可能曾请求援助，而且可能有其他同情者在示威期间自动去援助他。”    蒋氏并斥外间揣测共党份子煽动此次骚动之说。他说，截至目前为止，并无若何证据足以证明此事系由共党煽动，但共党自然会利用此案件，以图破坏中美两大民族之友谊。    蒋氏随即呼吁中美双方人士不要让情绪蒙蔽判断力。他说，“反之我们应坚持事实”。

【合众社东京３０日电】一个自称是“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人今天在东京对台北反美骚乱进行了谴责。廖文毅指责说，这次骚乱是“由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国民党官员们制造出来的”，他又说，台湾人没有参加。    廖文毅在他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中国警察、宪兵和消防队都在卡车上袖手旁观而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暴民侵入美国大使馆让他们把大使馆打烂，焚毁停    在大使馆停车场的美国汽车和卡车，扯下美国国旗并且在原处升起中国国民党旗帜，这就是证据。”    廖文毅说，“大华晚报”在骚乱发生的那个早晨刊载了一篇文章“煽动人民说，一百亿    美元的美援也不能平息由于开释雷诺而激起的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他说，这家报纸是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主持的。    廖说，刘自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中国人，他是属于‘保密局’的、一个军衔相当于上尉的便衣警察，直接受蒋经国指挥。只有像他这样地位的人才能在被中国‘外交警察’或美国宪兵发现以前进入草山美国军事机关，这种说法是最有道理的。而且，为什么刘要到雷诺的房子那里去呢？真是一个好偷看女人的人吗？或者是一个贼？或者是别的什么？”    廖说：“我要在这里声明，没有台湾人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和骚乱，因为我    以前曾经教导他们不要那样做。我们台湾人是感激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在军事上的保护这个岛屿免受中共的进攻。我们台湾领袖们认为宣判雷诺无罪是适当和公正的。我还命令过我们本地人警惕中共的卑鄙的煽动，并且同美国合作来防止这个岛屿落入中共的手中。”    廖说，中国国民党政府必须付给美国“大笔赔偿金和向它提出诚意的道歉。荒乎其唐的是，赔偿金终究将从贫困的台湾人所缴纳的赋税中挤出来，台湾人是被    奴役的人民，他们没有参加这次骚乱，他们自从上一次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彻底的剥削”。    廖以前曾经指责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秘密谈判停战和它归并于北平政权的问题。他指出蒋经国是国民党方面负责这次秘密谈判的人。国民党当局已经坚决否认这一点。合众社内部报道谈廖文毅声明   【合众社东京３０日发内部通报】福格逊注意：看到你２７１７４条消息。这条消息里所提到的接到了秘密消息的那些先生们会对东京的ＴＫ１０和ＴＫ１１条消息——在日本流亡的台湾政府领袖廖文毅的声明——很感兴趣。廖文毅提出的关于蒋经国在幕后支持暴动的说法是和住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所赞成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些中国人中间包括一些为了健康的原因而留在日本的以前的中国高级官员们。廖文毅是第一个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发言供发表的人。老实说，我并不知道这些话是否有价值，因为这里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中国派系，而且每一个都兜售自己的说法，都有一些他们希望击败的敌人。霍布雷奇特

【美新处华盛顿２９日电】杜勒斯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国务卿先生，你认为台湾的骚动会使美国在处理国民党政府问题上的政策有什么改变吗？或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它会影响我们对远东的总的政策吗？    答：我认为它不会牵涉到我们在远东的基本政策或是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任任何改变。它也许会加速已经在进行的那种研究，就是如何设法减少一些在大批军队——特别是在一个外国的军队——驻在外国领土上时会引起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和爆炸性的问题，已经进行了一些时间的研究，目的是要看这些危险是否能够缓和。我认为，问题的这个方面将牵涉到某些改变。我希望会有某些改变。但是就政治政策而言，我并不预料会有任何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你有没有作出这样的判断：在台湾驻扎大批美国军队是这次骚动的根本原因？    答：我们还没有作出任何最后结论，因为证据还没有搜集齐全。但是就迄今已经得到的证    据来看，我认为证据表明这是这次乱子的基本原因。    问：国务卿先生，关于台湾暴动，有消息说，实际上是中国国民党政府鼓励在台湾的独立报纸消息中宣传它抗议开释这个美国兵的事件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中国政府无论如何是帮助鼓动了这种情绪吗？    答：没有，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帮助鼓动了这种情绪。也许他们没有表现他们本来应当有的那种警惕来设法采取措施把这种局势控制住他们可能对这种局势和那些聚集在各个美国建筑物门前的群众的爆炸性质估计错误了。    你们知道，外国军队这个问题是很困难、很困难的问题。如果我可以占用一点点时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一段小事，这件小事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那是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的冬天，在巴黎，我和美国代表团一起在那里参加和平会议。我们住在克里荣旅馆，克里荣旅馆前后左右的街道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守卫和控制着。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腰弯的木拐棍的法国老妇人，她在那里大骂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并且向他挥舞着她的拐棍，要把他赶走，并且大叫：“这是我的家。”这是深夜，下着雨，周围也没有人群。但是，我怀疑，如果周围有一群人的话，她会得到许多人的同情，这件事就发生在停战以后不过几个星期。美国军队刚刚结束解放法国的战斗，伤亡惨重。我永远记得这个苦风凄雨的夜晚，这位法国妇人用她支撑身体的小拐棍同这位海军陆战队员纠缠的情景。    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比现在已经找到的要好的方法来处理它。差不多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在一个过去忍受过治外法权而对这种特权感到愤慨并且有强烈的反感的国家里，特别可能发生这个问题。有这一类的表现是毫不奇怪的。    我不认为这些事件丝毫牵涉到我们同中国国民政府的根本关系，而这些事件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很不幸。我们必须采取更好的步骤来处理这些事件。而我认为这个具体案件中的事实是往往会激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这样一种事实。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人是生性喜欢干这种事情的。在长时期里，在中国有过排外的骚乱。你们当还记得五六十年前的义和团暴乱。我并不把这看作是表明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的事情。我倒是认为它表明某种来源已久的东西——那就是深藏在所有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种情绪。    问：国务卿先生，关于台湾骚动，有些记者说，大使馆的密码室是给配备着某种钢锯和那种很难在街上偶然找到的东西的人打开的。接到的报告表明这是否确实，美国的密码有没有遭到所说的那样严重破坏？    答：我们接到的报告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在今天上午刚接到一个报告说，我们的密码设备并没有受到破坏。    国务卿先生，再谈一下台湾的事，你说它不会影响我们对国民党中国或者对远东的政策，但是你的确曾经说，我们驻在那里的军队可能要减少。你是否认为台湾目前仍然像过去那样是有利的投资呢？它是否像过去一样地继续获得我国那样多的援外款项呢？鉴于这次示威，你是否认为可以说他们连自己的暴民都控制不住呢？    答：我知道，在美国也有无法控制的暴民，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政府的一切支出。

【美联社华盛顿２９日电】“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星期三在一篇评论台北骚乱的社论中说，美国绝对信赖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而完全排斥最后同北平达成解决的可能性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    这篇社论宣称，上星期的不幸事件如果会促致“比较远大的看法”，那就是有好处的了。社论继续说：“美国根据条约有义务帮助保卫台湾，不应该想到背弃条约。应该彻底审查的问题是保有台湾到头来是否行得通。（国防）部长威尔逊保证说：中国国民党人将仍然可靠的，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个保证并不完全令人安心。”    社论说，显然有这种可能性：主要靠重回大陆的“幻想的”希望而撑住的蒋介石政府“有一天将在共产党的甜言蜜语之下干脆衰退灭亡”。可以认为这次骚乱是一个预兆，表明“衰败的过程正在发展着”。

【本刊讯】５月２６日“纽约邮报”在“台北叛乱”的标题下刊登了勒纳所写的一篇文章说：    国务院发言人硬说台北的黑色星期五骚乱只是一个“不幸事件”和一时的“裂痕”，那是没有用处的。我猜想，一世纪以前在印度的那些获悉印度兵叛变的消息时还镇静地继续吃喝的英国将军们也同样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一时的插曲而已。可是，整个纪元就是由于那次叛变而完结了。    如果说我们不能说台北叛乱是一个纪元的结束，它至少也是表明一种幻想的结束。我所谈到的幻想是：我们同一个独裁者结成军事同盟，把他的岛屿变成一个堡垒林立的岛屿，从而买得他的人民的友谊和支持。    与其去谈论这次闹事的责任，还不如去问一问这次闹事的根源是什么要好得多。把攻击美大使馆的人们称之为“暴徒”并且暗中提到煽动他们的“亲共产党煽动分子”，而且就到此为止不再加以研究，这是不够的。事实上，如果的确不错，在台北市居然有足够的亲共产党煽动分子具有这样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世界上可以使得敌人颠复分子不能渗入这个堡垒中心的最有力的反共政权的效力的估计将是怎样的呢？    我们有危险忽略的一点是：这次示威反对蒋介石自己和他的政权的程度几乎不亚于反对美国军事法庭的程度。我们决不能忽视的有关一点是，煽动分子们很难以使一大群人暴乱起来，除非那里有着易燃的物质让他们去点燃。    凡是有美国军队盘踞的地方必然要发生摩擦。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他说，华盛顿的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人们彼此不通消息，结果，对我们在亚洲的政治地位具有爆发性的可能性的雷诺案件是用军官们的例行的方式处理的。    但是，肯定地说，这是不深入的。即使有相当健全的“部队地位”协定，而且即使华盛顿的杜勒斯的人员和五角大楼的人员彼此通消息，暴乱仍然会爆发的，因为它的根源远比我们所想像的深。雷诺案件和哲腊德案件都竟在远东发生难道说是完全偶然的事情吗？我认为在这些事件不仅是日本人民就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我们仍在进行的原子核炸弹的试验都感到的激怒之间有着强固而深刻的关系。我们选择太平洋地区进行试验是因为我们把整个亚洲人的生命看得不值钱。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目前举行的关于原子政策和裁军问题的会议期间可能要加以考虑的某些意见。

【合众社纽约２８日电】在“我们狂暴的朋友”这个标题下，“华尔街日报”在它今天的社论中说：    “很容易说，台湾的骚乱是一场孤立的事情，从中得不出什么一般性的结论。”    “实际上，这次骚乱所象征的反美情绪决不是孤立的；一个相当小的火星竟然发展到这样的一场大火，这个事实就说明了潜伏情绪是多么的深了。    “……美国曾警告共产党说，他们对非共产党世界内任何地方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都可以引起美国的回敬。莫斯科和北京的领袖决不可能愚蠢得相信这个危险，除非他们能够真的看到美国兵……    “……现在我们不主张一个晚上就把我们的国外军事活动放弃……我们是说，有人主张美国应当继续无限期地每年在军事援助上化三十亿左右的美元和在七十二个国家中保持军队，这种主张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主张。    “……其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从长远来说这些国家必须自力更生，即便是在美国对共产党人总的警告的保护之下，否则，我们在世界上的盟友就会全都软弱无力。”

【中央社华盛顿２８日电】随着最初的震惊逐渐消逝，美国人在从两个大的方面研究台北发生骚乱的原因。    在第一方面探求骚乱原因的美国记者们过去两天中从台北发来的电讯给人的印象是，骚乱是有组织的，并且同政治因素有关。据说，这种意见是匿名的美国官员们发表的。    凯斯·比奇在“华盛顿邮报”刊载的一则台北电讯中说这次事件是有计划的抗议，后来它变得无法控制，以致变成了一次无计划的攻击。他的判断是根据镇压的军队很迟才到达出事地点的事实，并且还根据下面这样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一、美国人事先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了警告。二、暴徒是由英文相当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三、这次攻击是明明白白分几起进行的，人们都手持旗帜。四、骚乱者只是在进攻警察的时候才遭到杀害的。五、官方广播作了录音。六、警察并没有坚决阻止攻击。    康斯坦丁·布朗在华盛顿“明星报”今天刊载的报业辛迪加专栏中根据台北消息分析了这个局势。他说，尽管蒋介石颇得人望，仍然存在着隐蔽的反对派，他们对于在台湾的流亡生活已经感到不耐烦，并且接受了北平的“和平回到大陆的”甜言蜜语。    华盛顿“明星报”今天也发表社论说，“看来非常清楚，这次骚乱是有组织的，而不是自发的。”但是社论认为很难疑心国民党政府是这次骚乱的幕后支持者，因为它同美国疏远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家报纸说，这种怀疑如果证明属实的话，那“肯定是远不能令人心安的”。    在第二方面的探求中，美国报纸指出，台湾的反美骚乱着重说明，亚洲人要求在审讯海外的美国人的时候得到同欧洲人同样的待遇。    “每日新闻”发表社论说，目前朝鲜和台湾两地在审讯美国兵问题上发生的争执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一项美军地位协定。    社论又说，“像这种事件只会证实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指责，从而使当地的人民相信他们。像我们目前这样，我们就是假冒为善。我们不能继续高谈尊重新国家的完全的主权和独立，而又在影响我们的时候予以否认。”

【本刊讯】印度的“献地”运动到今年４月１８日已经六周年了。这个运动是印度有名的社会活动家、甘地—阿查理雅的继承者维诺巴·巴维在特仑甘纳区创始的，那时候这地方刚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农民运动。“献地”运动本身是对特仑甘纳区这个农民运动进程中实行过的激烈的土地改革的一种独特对策。    为了纪念这个运动六周年，全印各地在４月１３到１８日举行“土地革命”周，举行群众大会和小型集会，纪念“献地”运动。许多报纸发表文章对这个运动作出某些总结。巴维仍然是这个运动的思想领导人和主要积极分子。这些年来他徒步走过了印度许多省，宣传自己的学说并且在农村中进行和平的土地改革。此外，起积极作用的还有人民社会党的领袖——贾雅·普拉卡希·纳拉扬，他决定要脱离政治生涯毕生献身于“献地”运动。据“印度快报”报道，参加“献地”运动的积极分子总数有一千七百人以上。    现在，巴维起初想的把地主自愿捐献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献地”运动，已经在无地的农民当中发生了某些变化。出现了其他一些变相的运动，例如“桑帕提丹”（捐献多余的收入）和希拉姆丹（捐献劳动）等等。可是据巴维的意思，在运动现阶段上，具有主要意义的应该是“格兰丹”（捐献村庄），即在成批村庄中或甚至在成批的县城中进行土地改革，并且加入某些合作化的因素。    巴维指出，他将努力在１９５７年完成和平的土地改革。到那个时候，任何想要土地耕种的人都应该得到土地。巴维在确定这个运动的目标时说：“在目前这种建立在不平等、战争和冲突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为以平等和相互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以前，人类是不会得到拯救的。我的目标要实行三方面的革命。第一，我要改变民众的心，第二，我要改变民众的生活，第三，我要改变社会结构。”（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２日“印度快报”）    但是，预定完成“献地”运动的目标的一年就要到了，而获得的成绩离预定的目标还很远。巴维计划在今年底要征收五千万英亩土地，可是到目前总共才征收到四百五十万英亩，而被分配的只有五十五万七千英亩。某些人解释征收的土地和分配的土地数量之间的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地主献出的土地或者是完全不适合耕种的，或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资金才可以耕种。运动的这些比较不大的成果特别证明了这点：这次运动正得到印度国大党大力的支持，这个政党认为除了通过立法来实行土地改革以外，这次运动是和平解决印度农村土地问题的最好方法，印度农村的土地问题同过去一样一直是一个极其尖锐的和很难解决的问题。    现有一千五百个农村作为“格兰丹”交给了巴维，此外，一年中用“桑帕提丹”形式征募到一百一十万卢比。巴维最近化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远征马德拉斯省，他征募了十二万英亩土地和四十一万八千卢比。现在巴维开始远征喀拉拉省。他受到了喀拉拉省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和政府其他人员的迎接。    南布迪里巴德在为巴维这次访问而发表的演说中答应，政府将给予巴维及其运动各种支持。南布迪里巴德和巴维在会谈中，他们商讨了喀拉拉省总的土地问题，喀拉拉省十一个农村二百二十五英亩的土地已经归为“格兰丹”运动。“印度之光报”和“自由新闻”评论说，巴维访问喀拉拉一事是向共产党提出别出心裁的挑战，因为共产党曾阐明坚决在喀拉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家报纸指出了“献地”运动在思想上跟共产党纲领的对立性。    据“印度之光报”报道，巴维在内亚廷卡拉“献地”运动工作人员代表会上讲话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共同繁荣”（即“献地”运动所争取的社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能否共处？巴维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得到发展，而最后，终将变为“共同繁荣”。他说：“马克思主义正在估计到并且在适应在它发展的现阶段中所具有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能修改的绝对理论”。    巴维认为，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适合印度传统和条件情况下才能够成长发展，因此最后终将变为“共同繁荣”，这种“共同繁荣”其实质就是“印度的生活方式”

【法新社东京２９日电】目前正在日本访问的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今天说，俄国共产党的党史正在重写，以便删除原来对斯大林个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的夸大的估计。    目前正在日本作友好访问的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古贝尔教授在大阪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一部苏联共产党的正式党史和一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史将在今年秋天出版，以庆祝俄国革命的四十周年。    这位苏联历史学家指出，原来的俄国共产党标准党史有一部分是斯大林执笔的，而至今为止所流行的一切历史书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他提到在去年２月的党代表大会上，曾经严厉批评了对斯大林个人在党史中的作用的夸大估计。古贝尔又说，现在正在重写党史的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将改正这些不正确的地方。    【本刊讯】巴黎“人民报”４月２６日刊载一篇文章：“苏联人怎样重写历史……”。摘要如下：    大家知道，仿照苏联共产党的先例，各“兄弟党”打算重编历史，铲除其中的“个人崇拜”（多委婉的词句啊！）残余，再一次使历史事实屈从于当前的政策要求。苏联的新领袖们跟旧领袖们一样，也渴望突出自己的作用。而在保存着像多列士、陶里亚蒂那样的斯大林派首领的那些党内，表明个人崇拜的许多迹象也预示着要这么做。    任何制度、任何哲学体系，都没有共产主义那样一贯地无耻，竟然把历史纯粹作为从事宣传的附属工具。伪修正主义今天自称要考虑“客观事实”，其唯一的目的不过是给予渴望享有某种科学研究自由的历史学家一根骨头啃，不过是要象在文学、艺术界一样，在这一方面避免“思想波动”的泛滥，同时确保领袖们得以重新振振有辞安稳执政。但是，这种骗局，这些细微末节的让步，这种红色的家长式照顾，毕竟证实国内存在着相当强大的潮流，迫使“最上层”采取比斯大林时代高明一些的思想战略。    斯大林死后不久，人们便开始怀疑某些做法的价值。人们承认，把富兰克林说成具有终日梦想美国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统治者特点的人，这样的反美宣传是过火的。人们开始怀疑，例如从法国史教科书中把伏尔泰和罗伯斯庇尔删去，是不是反西方斗争中见效的做法。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冬季，领袖们决定来一个审慎的转变：知识界的闭关自守有所改变，部分地恢复同外界的接触。例如，苏联参加了１９５５年９月在罗马举行的历史科学国际会议，同意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史、文化史的纲领。另一方面，又指示苏联历史学家，叫他们不要把最近的过去描写成“直线的完全平坦的道路”；或描写成“一种纯粹是胜利的经历”。总之，人们企图以或多或少变相的方式提出几十年来被禁止提出的一些问题。    早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一次历史学家的会议就暴露了在若干根本问题上存在“怀疑和严重的分歧意见”。于是规划了新的前景。在斯大林政权下，就必须用某种方式证明历史规律永久万能，同时歌颂领袖的天才所起的作用。而现在却应该走中国人说的著名的“群众路线”了！    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学家可能至少能够参考布勃诺夫、波波夫和雅罗拉夫斯基著的被斯大林列为禁书的共产党史教科书、能够追溯原始材料和过去共产党大会的速记纪录。显然是由于政治原因，这些文件成了“稀有图书”。无论如何，应该指出：１９１７年前后反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今天都被认为是真诚的反对派，而不再被认为是“罪恶昭彰的间谍和破坏分子”或“阶级敌人的特务”了。    人们似乎也不那么无视“西欧进步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想减轻沙文主义的影响。在斯大林时代成为“个人崇拜”对象的恐怖伊凡，已经被放到比较正确的地位上去。一直被赞扬为军事天才的苏沃洛夫元帅，受到了严厉的评论，说他曾经镇压布加乔夫的“进步的”暴动、攻打法国革命军队。人们不大强调大俄罗斯的优越性和它在发明方面所起的先驱作用了。人们也不大把它在十九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和远东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说得如何了不起，因为总得避免损伤中国人的感情。……最后，对于沙皇并吞的土地也不大谈了。在斯大林时代，沙皇并吞土地的事实被认为是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进步，就是说被认为“并非那么恶劣”，因为并吞使居民摆脱停滞不前状态和英国的统治。过去人们谈论俄罗斯人同帝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兄弟精神”。这种“兄弟”联系的必要性是始终予以突出的，不过采取了沙文主义不那么露骨的方式。而这个问题却是复杂的。正如某历史学家曾经公开强调指出的那样，有一个时期，中亚细亚的一切民族运动都被说成是“进步的”；后来，“某些同志”又认为都是“反动的”。不可能同时既是这样又是那样：那末应该怎样办呢？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当局宁愿不发表意见。

【新华社布拉格航讯】捷克斯洛伐克陆军报纸“人民防线报”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２日发表了陆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少将对于该报向他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内容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的党工作人员现在接到捷共中央关于部队党组织工作的新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指示是规定了部队组织的工作和任务。所强调的主要一点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中间进行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同时，指示也强调指出，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不断地、有目的地随着人民军战斗力和战斗训练的提高而有所改变。    实现这一点特别必要，因为在过去，军队党组织的思想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大部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政治机构和党组织的工作中的无生气的实践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党受到了损失。    新指示也十分明确地解决了指挥员、政治机构和部队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组织应该与指挥员经常保持联系，帮助他提高军队的道德政治条件和加强他们经常的训练工作。同时，指示要求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与党组织委员会经常保持联系，使委员们了解将要向部队提出的任务，并且在进行解释的同时，向党的委员会提供意见，如何来保证完成这些任务。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必须在他们的工作中从党组织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党和军队是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为基础的，因此，有必要迅速消除向党组织发号施令和对它们保持优越关系的这种残余。    与上面有联系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新的指示规定，部队党组织有权在党的基础上讨论党内生活和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有义务批评党在政治工作和思想活动方面的缺点和部队生活（即军队的战斗训练和政治训练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缺点，并且提出旨在消除这些缺点的措施。    当然，指挥员的命令和军事活动是不能批评的。但是，为了揭发所有削弱军队战斗训练工作中的缺点，党组织就需要了解所有有关的问题，并且以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知识来分析这些问题。这也要求提高警惕，一方面防止压制批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部队组织的这种权利和义务被煽动分子滥用来反对军队组织和指挥的基本原则。    指示也强调部队组织的成员——职业军人——有必要积极参加他们驻地的群众活动和政治活动。执行这些原则是消除军队脱离人民生活的一切残余的关键，是加强军队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关键。    新的指示的目的是要正确贯彻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加强它的阶级性。当然，这些指示是党的规则的一部份。

【波兰通讯社华沙２６日电】今天的“人民论坛报”刊载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党的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作者一开头就说，目前政治情况的特点是：工农和知识份子基本群众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八中全会纲领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党组织在执行这个决议方面不够积极，甚至在执行过程中犹豫不决情况之间的悬殊。谈到党组织在执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和第九次全会纲领的基本任务时，萨姆布罗夫斯基说，判断社会主义民主化政策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把他们同他们的先锋队——党的基层组织团结起来。    谈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成绩时，作者说，对伴随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消极现象也应予以注意，萨姆布罗夫斯基举出其中的一个现象是：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和党的“机构”部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它的工人阶级骨干的积极性之间的悬殊。在发展工人民主的过程的同时，没有一个有意识的目的在于使大量党和非党工人积极分子更积极起来的一个活动。萨姆布罗夫斯基说，因此，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紧急任务：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来大大地扩大工人积极分子的队伍，并且从而改变迄今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积极分子组成方面的不适宜的比例。    作者继续说，党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大工业设施中的党积极分子的工作问题是目前为了掌握全部环节而应该抓住的一环。萨姆布罗夫斯基在谈到必须加强各级党机构积极分子同工厂间的联系的时候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已经就党机构工作人员的××从属于工厂党组的问题通过一项决议。    作者说，在从党机构中调出来的总数８６６９个政治工作人员当中已经有３８３８人被派到工业设施中去工作。×××意见，这个事实将有助于工厂中党组织地位的加强。    作者继续说，我们不应该低估对反动分子正在排挤国家机构中的共产党人或从经济机构中剔除有经验的工人的各种企图所进行的斗争。萨姆布罗夫斯基谈到党基层组织在工厂中的领导作用时强调说，工人委员会在工厂中进行了几个月的工作所取得的经验表明，在党积极活动的那些工厂里所取得的成绩最好。    萨姆布罗夫斯基接着讨论了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工业和农业基本组织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任务。作者在谈论党的社会组成时着重指出，有必要对这一点进行比以前更有效的调整，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不利的。例如，如果工人加上农业工人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构成了全部党员和后补党员人数的５０．７％的话，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的相应人数只是４４．５％，而脑力劳动者的百分比在这些年中从３３．５％增加到３９．５％。    作者最后说，“党的领导在八中全会以后在两个阵线上领导进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倾向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为党的团结而斗争。党将在九中全会的决议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力量来领导这个斗争，九中全会的决议构成了党的队伍获得团结的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