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华盛顿１８日电】共产党人今天距离被美国导弹“包围起来”的程度还远得很。但是莫斯科痛苦的嚷叫表明，共产党人知道美国的计划正在迅速发展。    目前在这方面的一些蛛丝马迹：国防部长威尔逊向记者说，正在考虑给我们在南朝鲜的部队配备那种类似设置在欧洲的导弹的导弹。官方宣布，预定“将来”在台湾“设置”斗牛士式导弹。英美协定规定，当中程导弹可供应用的时候即供给英国。美国宣布正在制订计划向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供给“斗牛士”式和“诚实的约翰”式爆击导弹以及“奈克”式防空导弹。交付的日期没有具体规定。    现在美军所部署的唯一的一种导弹就是“斗牛士”式导弹，这实际上是一种无人驾驶飞机，能在五百到六百英里的范围内进行袭击。另一种是现在驻在欧洲的陆军所使用的“下士”式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是七十五英里，而且是循着弹道前进的。    美国空军现在拥有五个“斗牛士”大队，包括第七○一战术导弹联队的三个大队，总部设在德国哈恩，还有两个大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空军基地。在奥兰多的两个大队中的一个或两个大概将去台湾。    在西德的联队每一个都有大约六百人的战术中队和数目保密的投射器，驻在比图格，一个中队在森巴赫，一个中队在哈恩。这些部队已经在利比亚沙漠的惠勒斯飞机场附近受过训练。    共和党人柯尔几天以前在东京提出一个建议说，美国应该供给中立国家可以装上原子弹头的导弹。合众社在中立国家首都进行的调查的结果表明，反应从冷淡漠视起直到干脆反对。只有在瑞士，还有一定的兴趣。瑞典外交部对这个建议“不作评论”。新德里一位高级官员说，“印度肯定地反对这个建议。”雅加达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印度尼西亚“不需要”原子武器。    空军还将把可以“在广大海面上”使用的“斗牛士”安放在其他什么地方还没有透露。但是威尔逊表明，美国正在考虑把和驻扎在欧洲的同样导弹送到南朝鲜去。那些武器是“斗牛士”、“下士”式和“诚实的约翰”式。最后一种是射程二十英里的非导弹火箭。这三种都能装上原子弹头。    【合众社东京１３日电】共和党员柯尔今天说，美国应该向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中立国家提供装有原子弹头的导弹。这位纽约州的共和党员正在日本参加远东的一个原子能会议。    这位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委员说：“假如任何盟国或者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中立国请求给它们装有原子弹头的导弹以备防御之用，我们应该供给它们这种防御武器。”柯尔说，目前具备使用这种武器的技术的两个远东国家是印度和日本。“美国已经保证使用核武器以防御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家。”    “这些中立国家，例如缅甸和印度，应该相信我们是说到做到的。”

【美联社莫斯科１７日电】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星期五说，苏联决不会同意以空中视察整个美国来换取空中视察整个俄国的“开放天空”计划。他在一个外交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这种计划对苏联来说是不公正的。    他说，任何“比例”交换计划也是如此。例如以空中视察美国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领土来换取空中视察比例相同的苏联地区。他说：“你们要向我们建议的下一件事将是以空中视察整个卢森堡来换取空中视察整个苏联。”    葛罗米柯重申４月３０日佐林在伦敦裁军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建议，根据这项建议，俄国将开放西伯利亚的约三百万平方英里地区供空中视察，交换条件是空中视察面积相等的美国地区，其中包括全部阿拉斯加和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全部美国领土。    他说，解决开放天空计划的“唯一公正”办法是这项建议而不是按比例进行视察的计划。    一位记    者向葛罗米柯指出这一点，但是外交部长的唯一答辩是：“据我们看来，这样是公正的，任何其他办法根本是不公正的。”    【合众社华盛顿１７日电】俄国最近愿意谈问题的态度显然鼓励了美国，使美国在今天开始准备新的裁军建议，以便在本月晚些时候提交伦敦会议。    美国决定草拟新建议的消息是国务院在国务卿杜勒斯、史塔生和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二个半小时会议以后透露的。国务院发言人里普说，“    今天的会议只是讨论的开端，这次讨论将根据已提出的各项建议，包括苏联４月３０日的建议在内，进一步拟定美国的建议。”    【合众社华盛顿１８日电】这里和国外的外交权威人士近几天来感到有些兴奋，他们看到世界主要国家在就结束原子武器竞赛达成协议方面可能取得某些进展。

【本刊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公报”５月１５日在“英国的新国防政策会使美国受到什么影响？”的标题下刊登斯坦福所写的文章说：    ……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的军事战略上的重大改变，不能不迫使美国的政策发生重大的改变。但是美国政策上的改变还有待出现。是追随英国的导弹时代防御概念还是倒退到守卫“美洲堡垒”以维护美国安全的那种前题上去呢，这个问题可能引起本世纪空前的大辩论，如果这种大辩论居然得以避免，那倒是一个奇迹。    英国的行动对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伙伴们也将有一种重大的影响。既然英国可以削减它的防御费用并且减轻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义务，那末法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美国不得不以战略空军保护英国，为什么就不这样保护其他盟国呢？由于英国的白皮书，有必要对美国的防御政策进行重新研究并且提出新的对策，至于美国的防御政策究竟如何，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通常总是美国一改变军事政策就势必打乱它的所有的盟国的防御计划；但是这一次却是英国人采取了从根本上革新的途径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安全问题，从而在其他国家里引起了深远的影响。

【法新社伦敦１４日法文电】陆军大臣约翰黑尔今天在下院说明目前在研究的陆军新装备计划有下列数点：一、用无线电操纵的反坦克火箭来代替重型反坦克炮，甚至代替“征服者式”坦克，虽然这种坦克是世界威力最大的。二、用一种长距离核子导弹，来补充美国某些军队已经配备的美国武器“下士”式。三、供目前大炮使用的核子弹头的大炮弹。四、新的中型坦克。五、订购“雷鸟式”新型地空导弹。六、用新式的高射炮来代替第二次大战时所使用的高射炮。    战斗单位无疑地将以独立旅为单位，用减少车辆２０％的办法来使部队机动性更大一些。

【中央社华盛顿２日航讯】若干奇异的新字眼足以显示出美国国防方面前此最为脆弱的一环已经起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其字汇中包括有所谓“第一    武器”“磁场异状侦察器”“浸水音波侦察器”“音测浮筒”及“刺猬状炸弹”等名词。    海军部长托马斯在最近一次众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会议中，以惊人的语气宣称：“我们现在已拥有一种武器足以革新对抗潜艇之战”。托马斯所指的那种特殊武器现在所能透露的是一种极有威力的“深水原子炸弹”，它是在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５日首次试验成功的。自从那时以后，它似乎有改进。    这样一种深水原子炸弹的发明，大大缓和了苏俄庞大潜艇队的威胁。这种深水原子炸弹在距离数百码以内的任何地方爆炸时，可以将潜在水底的敌方潜艇像烂苹果一样压成粉碎，但要使其能作有效使用，仍须仰赖于目前所用所有一切对抗潜艇战争中的复杂武器。    除了“深水原子炸弹”本身而外，对抗潜艇战争最大的进步为“音波侦察器”的改进，“音波侦察器”可借音波的反射侦察出水中的物体，正如雷达反射无线电波一样。驱逐舰与航空母舰全都装有极精巧的“音波侦察器”；从母舰起飞的飞机可投下“音测浮筒”，将“音波侦察器”所测出的情报借无线电发回飞机；直升飞机翻翔于环绕搜索与侦察小组的一个大弧形地区，使用“浸水音波侦察器”侦察敌方潜艇踪迹；当它们翻翔时，它们放下一根装有“音波侦察器”的电毕伸入水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音波侦察器”的有效距离只有一千至两千码，今天它的有效距离已大为增加，而且在报告其所侦察的物体的性质方面，已比较准确得多。    “磁场异状侦察器”是借侦出一艘潜艇在地球正常磁场中所引起的变化而觉察其位置，“磁场异状侦察器”的有效距离虽不及“音波侦察器”，但却有其他许多优点，对抗潜艇战争中的飞机也可使用雷达侦察浮在海面上的潜艇或大多数苏俄潜艇所装置的“史诺克呼吸器”。    当小组终于发现了敌方潜艇的位置时，便放弃其搜索任务而负起追击的任务。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小组也拥有各种武器，而新式的深水原子炸弹则为这类武器中的王牌。“刺猬状炸弹”为其中之一种，这种武器的详细构造现尚保守秘密，但它是一种可以向四面八方发射一团团的爆炸弹的武器，任何一颗爆炸弹都可以将一艘潜艇的外壳穿一个洞。“第一武器”是一种用火箭推进的深水炸弹，可以装上核弹头。追击潜艇的一种主要武器仍为长射程鱼雷，这是用以发射水底原子弹以消灭敌方潜艇的最好武器，它们可由飞机、驱逐舰、母舰及潜艇发射。一个搜索与追击潜艇小组司令官的目的是要确定他的目标的位置，俾使用普通爆炸弹即可将其摧毁。如仅能确定其目标的一般位置，则可使用深水核炸弹将其摧毁。这种原子武器在水底的破坏半径的详细情形尚属秘密，但其威力之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从来不曾梦想到的。

【本刊讯】５月１３日出版的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题目为“‘说服’六亿人——通过残暴的说理、起催眠作用的思想灌输，而不是赤裸裸的武力所进行的统治使中国的群众屈从于这个政权”的文章，作者：理查德·休斯（老资格的英国驻远东记者休斯是深知旧中国的一切的，他最近又回去看了一下新中国。他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驻远东记者，并且还代表着“经济学家”周刊和“金融时报”——“新共和”编者原注）。文章说：    中国内部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维持纪律的办法是说服，而不是强迫。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现在因为利用“残暴的说理”而生气勃勃，非党的王尔德之流反对这种“残暴的说理”，认为这是“不够文明的”，是比暴力还远远不能容忍的。    肉体恐怖和大批处决这个初步阶段，从各种迹象看来，似乎已经过去了，而温和地但是坚决地让位于不可抗拒的群众思想压力这一在西方看来更加可怖的阶段了。今天没有一个中国人是被迫做任何事情的；他被人说服来遵循某种行动方针。没有别人真正“洗了他的脑筋”；他自己手里很高兴拿着变成红色的海绵和肥皂。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化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这第二个阶段，不应该感到惊奇。毛泽东在战争或在思想方面的长远战略一贯重视说服，而不是重视打击。中国农业集体化方面的组织奇迹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适当的例子。毛泽东——凭灵感、知识或者是凭两者——突然决定，实行全面集体化的时机已经来到。对农民已经进行了六年的长期的准备工作，通过互助组和说话温和的宣传员慢慢地播种农业逐渐合作化的种子。但是，在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他心爱的一句政治格言据说是：开头慢一点，后来快一点）宣布１９５７年的春耕是中国五亿农民参加集体农业单位的看来像是不可能的最后完成时间。这种庞大集体化工作已经完成了大约９０％——在表面上看来是和平地和自愿地完成的。参加合作社的人没有一个是被命令参加的；的确，还存在有仍然不愿参加合作社的顽固分子……    这个奇迹是通过也许是历史上成就最大的群众说服工作所取得的……看来并没有实行直接的威胁；而只进行无休止的谈话，谈话，谈话，直到——据说有时是由于生理上真正的精疲力尽——踌躇不决的怀疑者和持不同看法的人愿意屈服，和大多数人共命运。    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甜蜜而残暴的说理办法所取得的胜利仍然基本上是组织方法之一。如果关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保证和好处在最近的将来不能实现的话，可能爆发一场灾难性的事件。但是由于中国农民过去的情况极为悲惨，在合股的集体控制下，熟练的协作和科学耕作方法必然会使水平提高。    北京政权是本质上、而且空前地灵活和现实的。当发现在集体化运动下关于生产政策的过份刻板的执行已经在辅助的但是重要的农业副业像猪，家禽和农民手工业方面引起了严重的缺陷，就立即放松合作的办法，鼓励社员在非合作化和个人得到的基础上从事副业，并且鼓励发展蔬菜、肉类、和鱼的自由市场，在２月间北京曾经有过一个会使列宁同志感到迷惑的足以夸耀的党的正式路线声明；说现在全中国农产品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也就是同国营商店进行公开的资本主义竞争。    在人数日增的工业战线上，对于中国人说服工人使他们具有一种可靠的机器人头脑有多大成就，要提出不肯定的意见甚至更难。中国现在拥有全天工作的劳动力将近二千五百万，在去年增加了将近二百五十万。据官方承认，这项增加“比实际需要更多了一倍”，这一点表明“对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缺乏调查研究”并且“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工人们一般比农民们享有好得多的房屋和生活水平。北京对于上海的工人特别怀疑，因为对于这个巨大海港从前受到的西方野蛮主义、资本主义抢劫行为和独立的“主观”思想的不良影响的残余感到不安。事实上，党本来打算让上海自行消灭；它的工厂和“自愿”集体迁移的工人们将加以分散到新的内地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毛泽东特有的果断因此在去年２月间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日以继夜的会议上推翻了党的政策，今天，访客可以从国际饭店第十四层楼上俯视在全中国最不像亚洲的城市的空中轮廓，眺望从拥有六百万居民的城市的郊区向外伸展的林立的新工厂的烟囱——西面是轻工业，东面是重工业。    毫无疑问，这个政权仍然对上海不大放心……    虽然如此，一个诚实的临时访问的记者必须证明，在上海拥挤的街道上没有足以表明这种公共安全的不安和动摇情况的表面现象。对于一个西方的访问者，今天的上海同我所记得的１９４０年的绚丽的上海相比是沉闷的、单调的和充满了清教徒式的默默寡欢和共产党中国的假正经；可是对于一般的中国工人来说，上海是好得多的、健全和快乐得多的城市。这里没有贫病的乞丐、职业残废者、童妓或短命的黄包车夫。人们穿着修补的衣服，但是并不褴褛。街上没有饿死的人。因此，不管是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非共产主义思想，对于西方人来说，在今天的中国产生了一个长期不能解答的难题：谁能权衡一下少数人丧失思想自由和多数人失掉饥饿的恐惧两者孰轻孰重呢？    不管北京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妇女的思想作了什么工作，他们对于中国妇女的容貌和女性的摧残是残酷的。现在的中国“进步”妇女的衣着、工作和外表必须同男子一样。当然她们是被解放了；有女部长、女法官、女医生、女教师、以及妇女劳动者、女电车司机和女清道夫。她们的脚可能是没有缠过，可是她们的脚穿上男人的靴子使这种改革更加醒目。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举止都受到很大的注意。在地方上有街道委员会和工人家属委员会组织家庭妇女或女工在公共事务或邻居调解事件中进行合作，而负全责的是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这种妇女监视工作又是用说服方法的。负责管理上海妓女改造所的杨同志是一个文雅朴素的短小妇女，她在我问到“逮捕”少数的女郎——她们还陆续地慢慢地到改造所来——的问题时大吃一惊。她解释说，她们从未被“逮捕”过：她们是在邻人或友人向当局报告了她们的罪过以后“志愿”进来的，首先是当地的街道委员会、继而是她们的朋友、家属和亲戚，并且最后——如果必要的话——是警察向她们进行继续不懈的说服，要她们“志愿”接受改造处分。一般的改造期限为十八个月。    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的情况很消沉。在受到屈辱和清洗的胡风及其“虚无主义的亲西方”小集团的人遭到至今仍然神秘莫测的命运以后，一股阴影阻碍着中国所有的艺术和创作活动的发展。于是毛主席在去年发动了他的有名的“百花齐放”运动。现在要估计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时还过早。看来大多数学者在提出新的意见或采用新技术方面仍旧是有着顾虑的。现在在这方面有着一种让别人去做冲天炮的强烈的趋势。没有一份杂志不刊载党的宣传。（我曾经问过“中国文学”编辑、一位有风趣有修养的学者冯亦其博士（译音），他的下一期杂志会不会刊载对毛泽东的任何批评。他听了真的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对毛主席能够提出什么有根据的批评呢”？）    然而，在这种温和的说服气氛中，从最近北京报纸的社论和官方报道的证据来看，在学生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社员中的确似乎发生了“不稳思想”。譬如，（参看“人民日报”）有“极端民主”的错误，这显然意味着有一种想向农庄中党的首领的万能进行挑战的合理意图。而在大学和一般学校里，有一些“忽视政治”，“混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以及“认为在培养个性、自由主义和个人愿望的问题上的宣传具有片面性，”（参看最近北京和天津的教育会议讨论的官方报道）的令人烦恼的倾向。把上述错误和忽视归因于人民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那会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事实却明明是：——尽管使用暴力或持横蛮的理由，使用说服或强迫的办法——中国学生像所有有文化的中国人一样，现在只能阅读党对匈牙利的论调。而且，下面的看法当然是有根据的，即认为：在大学和一般知识青年中间，某种官方所不希望的毒草正在偷偷摸摸地出现在盛开的百花中。    这个政权已经说服了资本主义所有主和商业经理作为有理性的人在夺取、吞并、而现在则是经营他们从前的工业和工厂方面进行合作，这个成功肯定是强迫说理办法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当然，也可以说，从前的所有主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他们毕竟获得了保证，在五年到七年里面，在新的“合”营之下，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财产的价值和所得中得到５％的报酬。（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宽大政策。）但是，这就忽略了他们向访问者发誓说他们对于失去自己的财产感到满意、发誓说他们忠于和感激新的老板以及热烈赞成共产党的统治时的那种热切、雄辩和自我牺牲的情形。听北京的展览监狱中被判处长期徒刑的政治犯（一千二百个男的，四十个女的）谈话是令人吃惊的，他们痛骂自己，谴责他们的罪行，称赞他们的看守；但是在被剥夺了的，但是能干的、聪明的和肉体上自由的人奴颜婢膝地称赞那些剥夺他们的人的优越的行政能力和正直的本质的时候，是有着恐怖和极端厌恶的含意的。他们正在殷勤地帮助这些剥夺他们的人去管理和经营他们的被抢走的企业。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种表面上屈服于无情的说服和强迫说理的情况是否真诚和是否能持久的问题。这种新的、违反自然的思想改造能牢靠而持久吗？    当然，这里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进行推测和讨论。访问者必须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语言上的坚实障碍；他知道他的旅行和接触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如果他认为他可以同任何一个中国人个人很接近的话，他是个傻瓜；他将坚决认为，他的印象不能不是零散的和表面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和客观的记者，他必须证明，他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火车上和附近农庄里所看到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看来是丰衣足食的，心满意足的和高高兴兴的。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并没有败坏或者甚至冲淡中国民族内在的友情、魅力、人的刚强性和慷慨的本性。    因此，这是世界革命中一种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毛的政权是作为一支组织严密和忠实的队伍而取得政权的。它没有内部的分裂，并且看上去也并没有为个人竞争所削弱。它的年长的受尊敬的领导人并没有受到具有新的名声，要求分享权力和决策权的新兴的新一代的反对。    或许，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过去经历过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及腐败或无能的政府的中国人民将成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群众——特别是因为，巧妙的仔细说服的方针代替了赤裸裸的强迫命令，内部的催眠式的教诲代替了上级的公开指示。这并不只是强迫命令和说服之间的粗略的区别，而且也是争论和说服之间细微的区别：人们可以用他的正当道理来对其他人进行说服工作，但是其他人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正当道理才能信服。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４月２７日刊载题为“土耳其外交上的固定不变的因素”的文章说：美国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是土耳其在外交上取得的一个成就。土耳其有此需要，是因为它的东部边境一向极不平静。而它的巴尔干地区实际上是四分五裂的。加强巴格达条约，安卡拉政府就能够巩固它所认为的本地区防御或政治组织的枢纽。但是，土耳其由于处境特殊而不得不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虽然参加了西方阵营，又是美国的“十分忠实”的盟友，而且是大西洋联盟的成员，但是，它仍有必要补充自己的防御体系，这就是，主要依靠美国的支持来组织传统的区域联防。    因此，土耳其领袖们力求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或外部建立他们自己的防御体系。土耳其应该考虑三个地区的问题：巴尔干、亚洲和阿拉伯。它为了要在强大的国际盟国之外也谋求安全，不得不使其中的至少两个地区协调起来，以使能够更好地对剩下的一个地区起作用。    １９３９年，土耳其借助于用来补充同英法签订的条约的若干协定，做到了使两个地区协调。巴尔干协约使土耳其同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了它的欧洲疆界。同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签订的塞达巴德条约保证了它的亚洲疆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防御体系，此后土耳其外交一直在耐心努力恢复这种体系。这种结果已经获得了，那是由于土耳其参加了大西洋公约，同希腊和南斯拉夫订立了巴尔干公约，又同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伊朗订立了巴格达条约。这两个地区既已协调，照道理说安卡拉是本可以对第三方面，即对阿拉伯国家起作用的。事实上却未能这样。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用保证土耳其亚洲地区的办法来加强巴格达条约，是不是就会使得土耳其政府能够把它的阿拉伯地区组织起来。稍后并且恢复巴尔干地区的防务。巴尔干地区    今天，土耳其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维持着正常的关系。同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不断在增长。土耳其在某些情况下，还曾坚决要求改善同保加利亚的关系，这样做也许是希望抵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密切合作。但是，这种微妙的均衡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一种实质上的外交方向，不如说是一种由于暂时的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外交战略。    从另一方面看，土耳其同希腊和南斯拉夫有着联盟关系。但是，安卡拉条约现在已经搁浅，土耳其人似乎并不特别希望使它起死回生。安卡拉人士着重指出：使得不牢靠的巴尔干联盟崩溃的，并不仅仅是塞浦路斯问题，也是由于安卡拉和贝尔格莱德无论是对于重大国际问题，还是对于军事合作问题，意见上有重大的分歧。的确，在军事合作问题上，安卡拉和贝尔格莱德在互相推卸责任：土耳其指责南斯拉夫过于多变；贝尔格莱德则认为土耳其有时候过于倾向于“在巴尔干公约中代表意大利”。这些意见显然都是值得争辩的，因此现在争论还没有接近于结束。因为不仅仅是塞浦路斯问题阻碍着巴尔干地区的防务。其他问题也很有可能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４日签订的巴格达条约似乎是符合土耳其外交的心愿的，必须承认这个条约经受住了近东的激烈动荡局势的考验，不仅签字国之间维持了密切接触，而且美国的参加大大加强了条约。巴格达条约的主要目标中间有一个目标是还没有达到的，那就是：拉拢阿拉伯国家。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不会总有一天达到这个目标。阿拉伯地区    直到苏伊士冲突以前，阿拉伯地区始终是土耳其势力所不能打进去的。埃及成功地击败了土耳其的外交活动，土耳其未能把约旦和黎巴嫩拉过去，虽然这两个国家是很受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前景的诱惑的。土耳其领袖们认为：今天可能完全改变这种形势。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利比亚和约旦已经改变态度，叙利亚—约旦—埃及联邦计划已经破产。安卡拉认为：只要叙利亚一旦孤立，把阿拉伯地区和亚洲地区协调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总之，土耳其将积极努力逐步争取前此始终倔强的阿拉伯国家的信任。    总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要把两个地区协调起来以便对另一个地区起更大的作用，因此，剩下的问题只是：土耳其将选择亚洲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呢，还是将再次转向巴尔干地区和亚洲地区。目前，土耳其外交的中枢线还没有完全显现。随着阿拉伯国家的形势发展是否有利于安卡拉，由于已经适当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将有利于巴尔干复兴，我们将看见土耳其使这两个地区之一同它今天唯一感到满意的地区：巴格达条约所包括的地区协调起来。

【美新处日内瓦１７日电】瑞士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之声报”发表文章，批评苏联政府镇压匈牙利自由起义的行为，并且批评在自自由起义被粉碎以后所建立的卡达尔政权。    这家共产党报纸的１６日版要求共产党当局在正式声明中有更多的真实性和更加尊重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工人之声报”说：“无疑地，华沙条约给予被格罗请进来的苏联军队的行动以法律上的依据，但是，１０月２３日布达佩斯的游行示威实际上纯粹是内部事件，因此，苏联坦克的第一次干涉具有干涉匈牙利内政和侵犯国家主权的性质。    “我们必须同样地指出，去年秋天匈牙利人民的自由抉择并没有受到苏联的尊重；我们必须向苏联同志们表示，希望这种侵犯行为不再发生。这是因为对我们说来，民族独立的原则必须继续是有效的，不管哪一个国家企图破坏这一原则。”    这家共产党机关报接着指出，在卡达尔的一些公报中充满着“令人痛心”的欺骗。该报说，被谴责为“法西斯匪帮”的叛乱队伍中事实上包括共产党人，甚至也包括已经脱逃的红军士兵。    这家瑞士共产党机关报在谈到卡达尔政权和莫斯科自从匈牙利争取自由的叛乱以后所发表的一些文告时说：“关于匈牙利十月惨剧的官方论调使得为每一共产党人和每一正直的人所理应关心的，并且他们也有权利要求有关的人回答的下列这样一些问题隐晦起来：有什么理由要让拉科西和格罗耽在莫斯科？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公开提出对纳吉·伊姆雷的控诉而却采用说成是自愿流亡的绑架这种办法？如果纳吉是个卖国贼，难道他不应该在自己的祖国面对这种控诉吗？”    这家瑞士共产党报纸指出，共产党人在抨击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侵犯民主权利的现象时很锐敏；可是对匈牙利和苏联其他卫星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却抱着“令人不安和沉默寡言”的态度。

【合众社巴格达１７日电】伊拉克发言人今天对合众社记者说，由于埃及和叙利亚显然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就“很可能”在最近宣布它们准备向约旦提供大量财政援助。    发言人强调说，约旦迄今没有提出给予援助以代替随着英—约条约废除而终止的那种援助的正式要求，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这个问题是国王沙特、国王费萨尔和伊拉克首相赛义德商谈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些人士引述沙特的话说，他曾经同伊拉克人士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帮助约旦这一个哈希姆兄弟王国。据外交人士说，安曼和巴格达之间外交活动频繁，这同稳定约旦的财政进而进一步巩固三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一事有关。当沙特不久访问安曼的时候，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给予财政支持。    这些外交人士说，侯赛因所以未按原来宣布的那样来到巴格达，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为的是使国王沙特有可能成为新的三边联盟的奠基人。    纳赛尔在苏伊士危机从头至尾没有同国王沙特商谈重要的决定，致使沙特重新调整了他的共处政策，并且最后又重新估计了埃及和叙利亚关于彻底进行反帝政策的计划。自从去年七月他同纳赛尔在运河声明上发生了分歧以来沙特就抱有的一些想法都由于这些行动而具体化了。    但是，沙特和纳赛尔多半不会断然决裂。经济、贸易和交通因素的重要性和宣布费萨尔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答访沙特这件事，表明今后将继续强调积极的一面。

【法新社巴黎１５日法文电】关于法国共产党及其五百来万追随者目前的情况，“巴黎新闻”发表了政论家罗特旺领导进行征询意见的结果。    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共产党选民的３８％是工人，８％是农业工人，２２％是没有职业的妇女，其余的是职员、公务员、小商人、农民、收租者、学生、工程师、工业家。因此，第一个结论是：共产党是一个有大多数工人支持的党，而数目很大的小部分选票则是来自各方面。    其他两个特点是：党的选民都很年青，１９４９年时，４３％的选民都在三十五岁以下。相对地说，党在小市镇中取得的成就大于在大城市中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共产党远不是全体工人的政党。１９４８年，４２％的工人投票支持其他党派。    据罗特旺说，共产党人中有三个主要集团：人数最多的是先进社会主义者集团，这些人是反美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对于改革、议会制度和自由有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代表共产党选民的５０％到６０％。第二个集团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集团，代表共产党选民的４０％到４５％。最后，四分之一的选民都承认，法国共产党是同苏联密切联系着的。    农民可能是最“强硬”的，这些最“坚硬”者大多数都赞成革命。    调查人强调指出，长期说来，在学校中宣传的收获是比较大的。据估计，有一万八千到两万小学教员是共产党人。    调查人最后写道：但是这种“显著的集中”有若干弱点。可能蜕化成官僚主义的“集中”和硬搬外国口号，可能大大损害民族感情。最后，这支很有组织的部队采取的是不战而胜的非常危险的办法。击退共产党的主要方法就是要比它更活跃，在干部和宣传方面比它更有组织。

【合众社莫斯科１８日电】苏联高级领袖们突然在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出现，使得西方观察家们今天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苏联人正在加速进行他们“让我们成为朋友”的攻势。    以第一副总理米高扬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共产党主席团高级领袖们昨天晚上参加了挪威大使馆的招待会。外交家们说，这种新的“和平攻势”的出现似乎是由于克里姆林宫感到现在的国际局势比一个月以前缓和了一些。这些外交家们说，现在可以预料俄国人将用比较温和的语气来讲话了。    这些外交家还指出，俄国人可能仍然抱着某种微弱的希望，即现在仍旧可能把挪威拉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挪威首相基哈德森已经在上个月给布尔加宁的信中肯定说明这是不可能的。    外交家们和外国观察家们提出的苏联在昨天晚上所以表现友好的另一点原因是：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计划在下个月去芬兰旅行，他可能要利用它作为重新努力怀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手段。

编者按：今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１９日，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结束访问的时候，代表团团长、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阿尔图罗·科隆比发表了一篇访问印象的谈话。下面是这篇谈话的摘要。    我们要特别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不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成绩，而且还主动向我们介绍了困难、缺点和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为克服它们而进行的努力。农业中的情况    我们看到，目前有两种因素可以概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村情况：经济繁荣和逐步地（决不是激烈地、戏剧性地）争取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化    农村的经济繁荣不仅是善于经营的结果，而且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远见的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促进了整个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社会主义成份的发展。    参观时，我们在合作社社员家中对他们生活条件的直接考察，使得我们有可能得出结论：现在在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中等教育越来越多地深入到农村。消费的迅速增长使人吃惊，这种消费在资本主义国家被看作是奢侈的消费（汽车、摩托车、电视机、冰箱、电灶）；另外居住条件也是非常好的。农民介绍他们劳动条件和劳动成就的热情和骄傲感使人惊奇。    我们都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早就摈弃了认为在农村中可以从上面用行政措施来迅速改变生产关系的那种廉价的和虚伪的观点。过去所犯的错误被英明地改正了。党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一方面在发展组织和技术的基础上，而另一方面在同中农进行认真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的成份上（目前只有部分中农被组织到合作里）。和平地争取中农走上这条道路被看作是合作成份走上高涨和胜利的主要因素。（据１９５５年的估计，捷农村中的阶级结构是：工人兼作农民的有七十七万一千三百人，小农二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人，中农二十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人，富农约一万一千人。其中，有两公顷以内土地的小农占有全国农业土地７．６％，有二至十五公顷土地的中农占有３８．９％，有十五公顷土地以上的富农占有５．６％。中农占有个体农民全部耕地的一半，中农向国家交纳的农畜产品１９５５年占国家全部谷物收购量的４２．３％，牛奶占收购量的４３．７％，猪肉占收购量的３８．６％——编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斗争就失去了它的戏剧性，从前那里是笼罩着分裂和怀疑，今天则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合作社社员和个体经营的农民之间进行着讨论。这当然不是说一切都是合乎理想的，没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以及由于缺点和错误而产生的障碍和阻力。但是总的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繁盛的前景是很明显的。１９５６年经济上繁荣的合作社数量的大大增加也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个体经营农民的产量。这样它就在农村里取得了优势。（１９５３年好的合作社和坏的合作社的比例是８：１，１９５６年已上升为１２：１：１９５６年合作社在主要农作物和畜产品的产量方面都高于个体农民，如小麦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高于个体农民１５．６％，大麦高于个体农民８．５％——编者注）。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工业在经历着巨大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那些关键性的工业部门，钢的生产、煤的开采、动力资源、化学工业，同时在消费工业中都有大规模地发展（捷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的总支出为９７９亿克朗，其中用于发展国民经济者５３２亿，占总支出的５４．３％，在发展国民经济的拨款中，用于重工业者１７９亿，其中以采煤、机械、采矿冶金和化学工业的拨款为最多，用于食品消费工业者３３亿，用于交通运输业者６１亿，用于农业者１０３亿——编者注）。    捷克斯洛伐克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正在有效地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工业化，并同以前的殖民地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供应它们工业设备并向它们提供技术援助。此外还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有利的商品交换，这在客观上就有助于同一切国家的爱好和平的关系的巩固。我们看到的主要成就是：    需要强调指出，这些年来捷共产党和政府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它依靠新的年轻的一代建立了一支工人阶级出身的技术干部大军（１９３６年在大学里学技术的学生只占全部大学生人数的２７．２％，１９５５年则占到５３．６％）。这一成就超出了技术范围，而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在这里就体现了工人阶级在发展国家基本生产力的真正指导权。    根据我们的看法，进一步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和提高劳动人民福利的根本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看来好像这一发展时而为劳动力的不足所阻碍。很清楚，在这样的国家，它的一切劳动资源都被利用，那里劳动力的数量低于需要（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像逐步缩短劳动时间这样的进步社会措施只能通过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进一步利用新技术来实现。    这个问题已在最近一次捷共中央委员会上提出来了，现在正在研究解决中。我们看到，在捷克斯洛伐克有用高度技术装备起来的并有着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工厂（奥斯特拉发哥特瓦尔德冶金工厂、奥斯特拉发捷军队矿井、哥特瓦尔多夫光明工厂），它们比起西欧最现代化的工厂来毫无逊色。    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革新的问题，而且它还具有明显的政治内容：它关系到劳动人民积极参加经济发展和实现计划的方式。这个问题在１９５６年６月捷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在不久前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又重新加以强调。它所追求的目的是通过分散到目前为止仍集中着的职权和加强作为工厂中劳动人民代表的工会的责任来在经济计划中实行有效的民主集中制。    上面在谈到农村贫困消灭时所强调的，在谈到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时就必须更加强调。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很高的平均工资（１９５５年的平均工资为１２５３克朗，—编者注），还有这个事实，因为根本不存在着失业，在家庭的收入中可以包括几个人的收入。社会保险的高度组织和效用在一切形式中（从儿童时代到学校教育，从生产到患病、残废和养老金）都代表着全世界劳动人民最进步的成果之一。一些基本生活需要的低廉价格（房租、煤气、电力）提高了已经是很高的工资的购买力。这就使工人越来越多的购买这类东西，如住宅、汽车（现在有四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订购新式斯科达牌汽车）和其他类似的东西等。    在工厂参观时特别是定额工作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积极的和有组织的活动，这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工厂所特有的“地狱般的速度”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工人和工厂领导之间的互相尊重，坦率和诚挚的关系使我们很惊奇。我们看到定额和生产任务的改变（这关系到奖金）经常是同劳动人民一起协商的。在不少的情况下，提高生产任务的主动性是直接来自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劳动人民。同时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又由促进生产发展的进步的奖金制度结合起来。没有向我们隐瞒这一事实，就是在这里就有可能由于同劳动人民接触不够而犯错误的结果产生了困难和阻力。党和工会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民族团结的巩固    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年代里，必须把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看作是最大的成就之一。过去它是共和国内部分裂和严重矛盾的因素。在这一问题的面前资产阶级是破产了，它无能为力，只能使问题尖锐化。工人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也证明了自己的民族使命。如西罗基同志所说的，人民政权使斯洛伐克的社会结构改变了，在农村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工业的迅速发展，根本地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通过自治加强了共和国的团结。这一深刻的复兴过程也发生在匈牙利，波兰和乌克兰少数民族内部。充分尊重他们的民族和种族特点，从一切方面吸收他们参加共和国的生活。去年秋季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匈牙利少数民族是坚定地团结在捷共和捷政府的周围。    我们深信，在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８年２月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政变准备复僻——编者注）以后的年代里，工人阶级是逐步地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开展了把经济导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过程。肯定成绩的范围内，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着１９４８年达到高峰的工人阶级斗争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后果。反动派的复辟尝试和随之而来的冷战时期迫使工人阶级把对国家组织、经济生活中的关键部门和对国家行政的监督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结果所产生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这涉及到文化的发展和更加深刻地从思想上争取青年学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等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并且可以看出，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在实施中，部分地还在寻找解决的途径。最近一次的捷共中央委员会也强调指出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吸收旧的技术干部和知识份子来积极参加“改善生产和发展技术”工作的必要性。就在许多方面遇到特殊困难的这一工作中，在我们看来，基本的方面，是在逐步发展着从思想上和实际中吸收这些阶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    （原载４月１９日捷“红色权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