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曼谷消息：据曼谷“世界日报”、“中原报”、“星暹日报”１１日报道：联合国大会主席、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１０日说：“我不赞成联合国托管台湾”，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就等于分割中国的领土。这不仅为台湾所反对，也将为中共所不容。无论如何，台湾总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那拉底是在出席苏联驻泰大使馆为苏联文化艺术团举行的酒会上向曼谷报界发表上述谈话的。他以联大主席身份说，他不愿看到亚洲国家被分裂。他愿见中国统一，同时也愿见朝鲜、寮国和越南早日实现统一的愿望。    关于美国在台湾建立原子武器基地问题，那拉底认为，这是美国根据援台协定，加强对台湾的保护，相信对远东的和平局面将无多大影响，中共对此也并不重视。    那拉底还认为，目前国际局势已较过去“冷战”时期和缓了些。他肯定地说，目前中共并没有“侵略”泰国及东南亚国家的意图，但是中共的渗透活动却是始终存在的。    关于安理会否决权问题，那拉底主张在处理世界和平问题时，五大国可保有否决权，但是对会员参加联合国组织问题，则不应采用否决权加以阻挠。    那拉底最后说，泰外交政策仍和前届政府的一样没有变更，仍站在“自由民主”阵营方面，但并不像泰国社会主义政党所说的，是跟美国走，泰国是有泰国自主的外交政策的。

【中央社纽约１４日电】“纽约时报”特派员麦格里哥自越南来电称，现有新迹象显示共党将对老挝发动侵略。据麦格里哥称，有些已获美国观察证实的军事情报显示，老挝北部的寮国部队正大事增强兵力，它们已获得朱毛匪帮和北越的“志愿军”的增援。同时匪帮一营已由云南进入老挝北部，至少另有一营由北越开入老挝边界，两营越共部队亦由奠边府西南开入老挝边界。    据传在老挝政府拒绝共产党所提再统一老挝的条件之后，寮国部队即于４月初开始它的增强兵力的活动，老挝政府已同意合并寮国部队，并大赦寮国部队头目，但寮国部队坚持老挝须接受匪帮给予七千万美元的“援助”作为解决之一部份。老挝为了下列的理由已拒绝匪帮的援助：（１）再统一问题是内政问题，因此匪帮所提的经济条件是不合程序的；（２）匪帮的援助显然旨在增加寮国部队的政治力量，并把共党“技术人员”带进老挝；（３）对小小的老挝而给予那么大的经济方案可能造成一种给予匪帮外交承认的强大压力。    麦格里哥说，匪帮的援助引起了不良的反响，因为它使老挝的政治、民事与商业领袖们相信，共党的势力确实在幕后支持寮国战斗部队，现在共党显然在政治压力之外增加军事力量，以迫使老挝政府接受它们的条件。

【美联社华盛顿１６日电】据说英国和美国放松西方对输往红色中国的战略物品的贸易管制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据了解，英国坚持要美国政府同意把目前对中国大陆的商业限制放松到和对欧洲苏联集团的输出的限制相同的程度。    美国官员反对英国的意见。据说他们争辩说，对中国贸易的管制固然应该放松一些，但是仍应比对欧洲共产党集团的限制严格一些，因为北平政府还没有提出可靠的保证表明它将维持国际和平。    但是据了解，美国官员为了应付英国的压力，已经暂时同意从目前西方的黑名单中取消大约一百六十项以前禁运的项目。    外交界人士说，英国认为应该取消大约三百项战略物品的禁运。英美的争执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担心，首相麦克米伦的政府可能决定单独行动，对运往共产党中国和欧洲共产党集团的货物采用同样的禁运标准。    美国当局希望避免同英国发生任何这类分裂。但是如果英国决定这样干，他们是无力加以阻止的。他们说，要美国同意任何这类行动那是极端不可能的，尤其是因为担心其他西欧国家唯恐英国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上大大超过它们而可能学英国的样。

【法新社伦敦１６日电】法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的代表莫克今天说，小组委员会的代表们目前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今天休会，他们不悲观，也不“过分乐观”。    法国代表总结了小组委员会（它休会到５月２７日再开）在过去九个星期中的工作，并且举出了五点协议，这五点协议可以使得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局部协议。    一、同意了在条约生效后头两个月中建立地面监督这一原则。二、同意在同时建立空中监督，空中监督的范围尚待规定。三、同意交换军事文件。四、商定了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军事部队在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的人数，裁减军备和军事拨款问题尚待解决。五、同意——至少是默默地同意——两个事实：第一阶段可以从条约批准的时候起开始。只有当大家一致认为已经令人满意地实行了第一阶段的时候，才有可能从第一阶段过度到第二阶段。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１６日电】“战斗报”在今天第三版上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政治报”今天在第三版上发表了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自北京发的关于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和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的简要新闻。    【国际新闻社柏林１６日电】据说，铁幕后面对毛泽东的一篇演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毛泽东在演说中攻击共产党使用武力，并且主张共产党世界中有较多的民族自由和个人自由。    关于这个在２月间发表的演说的报道还是零星片断的，但据说，毛泽东主张给普通的共产党员较多的自由，包括有限的罢工权利，并且使卫星国家对莫斯科获得更大的独立。据说，他批评了“教条主义”，并且提出“百花齐放”意思是指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共产主义。    西方外交家正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有关这篇演说的片断报道，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党世界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他是极受尊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者。    波兰和其他共产党报纸评论了这篇演说，但是没有刊登演说原文。从这些消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对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卫星国家的态度。据信，毛泽东攻击“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主张一般给与更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    据说，毛泽东举出中国作为用非正统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国家的例子。据说，在攻击苏联领导人提倡“大国沙文主义”以后，他邀请他们去北平看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工作的。    西方观察家回想到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的反斯大林演说的爆炸性影响。他们在猜想，毛泽东的演说会发生什么影响。

【合众社香港１６日电】前法国总理富尔途经这里前往共产党中国，他同他的夫人从巴黎乘飞机来到这里，他们是应北京外交学会的邀请去访问红色中国的。    法国议会的激进社会党议员指出富尔的共产党中国之行：“纯粹是个人的”旅行。    面带倦容的富尔说，他是赞成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    富尔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见识旅行”。他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乐于看看共产党中国的经济面貌。他说，他期望看到红色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并且将同中国领袖举行关于贸易的讨论。    富尔否认他将以官方身份举行贸易谈判。他说：“我到中国并不承担这样的使命，可是我将以私人身份同中国领袖讨论贸易问题。”    富尔曾经当过法国外交部长、预算部长和财政部长。他说，他打算在红色中国逗留三个到四个星期。他解释说：“日期不能肯定，因为很多事情要取决于我的东道主”。    富尔夫妇预定在香港逗留一个星期，然后再动身前往红色中国。

比汽油更好的人造燃料    一种新的高能燃料，预计将使得将来动力的情况有所改变，终有一天会作为动力的来源同汽油竞争。    这种新燃料叫作海卡勒，它的能量要比汽油多５０％。它是从三种元素的化合物中提炼出来的，这三种元素是：氢、硼和碳。    海卡勒是军事方面研究的东西，人们认为它可能成为导弹和空间舨的动力来源。预料在若干年以内它仍将是军事方面的东西。在非军事方面，喷气式客机大概将是最先利用这种奇妙的燃料的，这种燃料的惊人的动力会延长飞机的航程、增加它的载重量和速度。海卡勒的发明者卡勒里化学公司将在今年秋天开始建造一个工厂来生产这种新燃料。（美国“新闻周刊”）直升喷气飞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一架能够先垂直上升然后再进行水平飞行的喷气飞机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试验。    这架飞机是由这里的瑞安飞机公司制造的，定名为Ｘ—１３式直升喷气飞机。这个基地在９日宣布了４月１１日所进行的第一次连续飞行的详细情形。飞机从地面垂直上升，并转为水平飞行，最后垂直下降时就使机首朝上，完全静止下来，然后再慢慢下降到它的“系留塔”上。    瑞安公司的发言人说，Ｘ—１３式在垂直上升和正常飞行的时候完全是依靠喷气发动机的动力。这架飞机将在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主持下受进一步的试验。公司发言人说，这种飞机在性能上大大超过螺旋桨推进的直升飞机。Ｘ—１３式的第一次飞行是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０日，但并没有对它的垂直“飞行姿势”和转为水平飞行的性能进行完整的试验。（合众社）用直升飞机救火    美国海军说：它正在试验使用直升飞机作为飞行的救火机。这个新技术是在每年一度的海军空中武器大会时表演的。它使用一架装备有五百磅灭火装置的西考斯基直升飞机。    ４日透露的这个消息说，驾驶员散佩尔通过一个长喷口喷射出一股蓝白粉——有一百五十磅——去压制住火焰，压制得完全可以使“援救者”把假想的受害者从假想的着火爆炸坠地的飞机中救出来。    散佩尔把直升飞机驾驶到火边离地面一尺左右的地方，在大约十二尺长的木栏处（？）向火焰喷射。几秒钟内，火焰大大减弱，穿着石棉衣衣服的救火人员没有困难地接近了。“座舱”。    所用的化学物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加过压力的苏打水。这个机器不是设计来灭火的，而是要在火焰中开出一条道路，以便援救组能够救出困在飞机残骸中的人员。（美联社）五年内把导弹射上月球    美国陆军的一位科学家已经建议大约在五年的时间把一颗导弹射到月球上去，“如果有人愿支付这笔费用的话。”    陆军弹道导弹署的德国出生的布劳恩博士告诉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说，如果除了发射一颗具有闪光能力导弹，以便可以在望远镜里看到这颗导弹的到达以外没有更多的要求。    关于为什么任何人都要尝试完成到月球的飞行题，布劳恩说，“对于究的基本刺激纯然是好奇心，这应该继续那样。”但是他又说，在空间里的一个站台的某些可能的用途已经很显然——作为到更深的太空中旅行的出发点，洲际电视和广播的联络站，“以及作为世界性的气候预报的基地，单是防止收获的损失就可能每年节省几十亿美元。”（美联社）

【本刊讯】柬埔寨通讯社发表了一则通告说：柬埔寨内阁曾于４月１９日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实施禁止外侨经营若干职业的法令。这个法令规定的十八项不准外侨经营的职业，除少数外，多由华侨经营。    这个法令是在西哈努克同意下通过的，但一年来并未能实行。未能实行的原因是：一、柬埔寨人一时还代替不了，甚至码头工人都不行。据华侨说，今年初曾试行不要华侨码头工人，结果拖长了装卸时间，使船主和商人都有意见，因而只好作罢。理发也有类似情况。至于一些更需要技术的就更有困难。二、华侨商人用钱收买柬埔寨人的牌照或由柬埔寨人出名领牌照；一些柬埔寨人贪图不做事只拿钱的便宜，也愿意这样做。结果是偷天换日。三、直接负责这些事的柬方公务员贪污受贿，因此未能执行。这次内阁已通过决定要严惩这类公务员。    这一措施的执行将影响许多华侨的生活，从今天起金边的许多理发店因未雇柬埔寨人作理发师而宣布停业了。据过去华侨的反映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有办法应付，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忧虑的表示。拖延至今很少有人照办，而且也过去了。不过，如果这次柬埔寨当局真要雷厉风行的执行，情况就会改变，不仅会使一些华侨陷于失业，也会在柬埔寨的经济生活中引起某些混乱。因为不少柬埔寨人一时很难代替这许多行业，有些行业与生活关系密切，短期停止也会影响正常的生活的。事情的发展还要看进一步的变化。

【合众社华盛顿１４日电】美国公共卫生官员今天说，在新加坡感染了十多万人，在香港和台湾也感染了很多人的“甲型”流行性感冒是同今年曾经在世界其他广大地区流行的症状轻的病同型。    他们又说，然而没有证据证明，从任何其他地区传到那里去的这种疾病是亚洲的这种流行病的根源。去年１２月日本发生了一次流行病，但是很明显，那次以后已经很久了，不可能是日本以南大流行的根源。医学依然没有找到关于全世界流行性感冒时常流行的解释。    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多尔博士指出，它是“流行性的”就是说，“大概会在任何地方突然出现”。多尔是收集世界所有地方的流行性感冒资料的机关的首脑，他说，在１９５７年，到现在为止广泛地流行了这种病，但都是“甲型”的症状轻的病。    多尔说，今年流行性感冒到了传染病程度的国家有美国、波兰、日本和德国。    官员们说，正在进行不断的研究，以弄清楚流行性感冒到底是怎样从世界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去的。然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解释。同时在世界广大地区流行的这种疾病通常是同型的这一事实更加增加了其神秘性。他们说这种神秘是传染病“播种”的神秘。

【本刊讯】５月１１日的英国“经济学家”登载了驻金边记者的一篇题为“柬埔寨：外援和自由”的文章说：柬埔寨是周恩来的格言明显的反证，周的格言是，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以它不依赖外援的能力来衡量的。这个不到五百万人的国家从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得到了援助，并且利用它的中立相互抵销了从两方面来的压力。一年前，这里的观察家们一心注意着柬埔寨几乎公然侮辱它一年从那里大约获得价值五千万美元援助的美国，并且对这种情形感到焦虑。在“如果你们停止了援助，我们也许要共产主义化”这种含蓄的讹诈之下，这个美国巨人继续拿出钱，而且尽可能显得很威严。    这四股外援的风——来自美国、法国、中国和俄国——正在柬埔寨掠过，有时候结果是稀奇古怪的。法国人正在磅顺湾建筑柬埔寨的第一个深海港口；而美国人贡献了一条要用一千八百万美元、长一百四十英里的公路来穿过丛林把这个港口和首都金边连结起来；当这个港口和这条公路明年完工的时候，通过这些港口和公路也许将运来七个月前到金边的中国和俄国援助代表团所答应的设备。    就象四个巨人挤到一个小房间里一样，提供援助的人互相踏到脚指头。俄国人答应提供的一个五百张床位的医院，正在美国人所准备的地点建造；这是有象征性的。最奇怪的可能是这件事：俄国人去年秋天到达金边殷立大使馆的时候，的确拜访了美国新闻处征求关于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意见。象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贫困的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就是忘掉政治，问双方为什么不把力量联合起来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进行合作，而毫不具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有人认为，在柬埔寨，这几乎是能够发生的。    事实上，西方援助管理人对于俄国和中国的援助代表团自从到来以后就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结果是很看不起的。中国人曾经答应援助建立“四个工厂”——水泥、纺织、造纸和夹板。柬埔寨的石灰石——据说是很丰富的——的样品已经送到中国去化验，以确定这里是否真正能够制造水泥；中国代表团现在已经回到北京。至于俄国的援助，除了答应建立而迄今仍未实现的一个医院以及只运来了价值约七十镑的外科器材（据美国人说是生了锈的）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    中国援助的数目相当于八百万镑，据估计，其中三百万镑将用来建设四个工厂。这三百万镑的工业设备是政府之间的直接赠送。另外五百万镑是在商业援助的基础上提供的，这种对等基金制度与美国在柬埔寨、越南和其他很多国家内所使用的制度几乎是相同的，虽然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美国的制度，货物是由私人公司进口的，它们以当地的货币交付价钱，作为对等基金，然后，把这笔基金用在国内援助工程方面。中国给予柬埔寨的援助的不同之处将是：购买的机构不是私人公司，而是柬埔寨政府，中国的“对等基金”（这种基金将有不同的名称，但它的作用是与美国的基金一样的）将由柬埔寨政府向私人企业出售它所购买的货物而筹集起来。这些技术上的问题表明，共产党人在援助中立主义国家方面仿效美国。    柬埔寨的政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在东南亚的这一角防备共产主义的方法哪一个最好？南越的方法呢还是柬埔寨——它比分裂的越南不易受到攻击——的方法？在南越，共产党人是完全非法的和受到逮捕的，那里，只有一条官方路线，报纸受到严格的箝制。而在柬埔寨，双方都被容许自由地发挥，只要不污蔑王室，他们可以出版他们所希望的东西。在柬埔寨，的确在自由方面是有进步的，问题是：这种做法是否聪明？大批的中国和越南少数民族（中国人有三十万，越南人有四十万）倾向于同情北京或河内，金边的书店里充满了中国的读物。

【波兰通讯社华沙１５日电】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今天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九届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的报告的摘要。八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他一开头说，党中央委员会第九届全体会议的任务是发展八中全会决议中所包含的问题。    哥穆尔卡说，“十二年来，我们在波兰建设了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只有当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建设者是工人阶级的时候才有可能建设这样一个制度。在为社会主义战斗的时候，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运用的办法和手段表示了不满。就是在这种不满的背景下召开了八中全会。    八中全会的根本意义就是：它摆脱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好的办法，摆脱了行使权力的不好的方法和手段，并且它把党的政策加以纠正，使得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候，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知道今天他们的斗争是为了什么，这个斗争明天将为他们带来什么，而且他们对社会主义应当有深切的信念。    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把人们之间的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转变为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是个困难和长时期的过程。它包括生产的各个领域，以及人的物质生活，他的思想方法、精神生活、社会觉悟和道德观等。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种建设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普遍的形式。虽然社会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它的建设的形式是由地点和时间的具体条件形成的。必须根据自己的和别国的经验寻求新的形式或者改进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这些原则为了使工人阶级同社会主义成为一体、为了在广大的群众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建立起更巩固的联系、为了使劳动农民更加接近社会主义，八中全会拟订了关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的发展的三条路线。第一条就是通过工人委员会，第二条通过扩大人民会议的权力，第三条通过发展农民自治的各种经济形式。这三条路线构成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某些因素。”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    但是不同国家应有不同的道路    哥穆尔卡说，社会主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具有国际性。哥穆尔卡说，强调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意味着——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把在某一个国家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苏联所遵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区别开来。应该同时指出，决不能把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比较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即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个人崇拜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哥穆尔卡说，这种错误许多同志都犯过。诚然，个人崇拜在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留下了痕迹，并且曾经造成了许多错误和偏差，但是，尽管这样，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主要特征并不是这种崇拜。    “因为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苏联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或者严格说来在这条道路的某一具体阶段上——避免了个人崇拜的毛病，那末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是就可以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所接受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就为这些国家所必需了呢？大概不致于罢；可以肯定说不致于。证据之一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说，在某种具体的条件下，通过议会途径而不用暴力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将决定于具体的总的历史条件，决定于某一特定国家国内方面以及国际方面具体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其他国家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已经创造了新的历史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不同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可以采取不同于苏联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采取的形式。”    哥穆尔卡在叙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的困难的历史条件后强调说，苏联由于它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对于人类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有的那些巨大困难，其他正在或者将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一定会碰到，虽然每一个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各有其自身的困难。    不一定具有这些困难首先是因为若干国家××××将在比革命前沙皇俄国所能支配的更为强大的生产基础上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是因为有关世界规模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些国家能够以较慢的速度来发展它们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在乡区。第三是因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再需要像苏联那样单凭自己的力量，而是能够并且的确利用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但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问题并不是到此就算完结。    每一个国家，虽然它参加了总的历史发展，虽然它形成这种发展，而它自己又被这种发展所形成，但是它总有它自己的发展的具体特点，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它自己的由历史决定的民族特性。人们不能泰然地忽视这个事实，在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不能忽视它。    不同国家的这些不同特性反映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并且构成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一个因素，这种道路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    由于历史而造成的一般情况的不同之处和具体情况的特有的不同之处决定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范围。    这样一种道路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模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毫无共同之处。当个别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缺乏它们自己的经验时，它们在许多方面曾这样模仿。由于在对斯大林的崇拜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同苏联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这种模仿受到了鼓励。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由于历史而造成的不同条件和民族特性，决不是意味着否认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得出来的普遍原则的总的规律。如果在实践中否认这些原则的总的规律的话，就会直接导致取消社会主义。低估或者否定苏联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规律，那就是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必须反对这种修正主义，必须保护党和工人阶级，使它们不受其侵蚀，因为它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低估或者否定民族特性和具体特性，那是虚无主义的教条主义，也必须把它根除掉，因为它阻碍和歪曲社会主义建设，结果，使劳动群众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    由上面所说的看来，每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包括波兰在内，都应该以一切国家所共有的、总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国际道路。总的、国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以每国所特有的本国基础为前提，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我们讲，就是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    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概念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社会主义道路因国而异的概念是列宁提出来的。”    哥穆尔卡继续说，普遍适用于社会主义斗争的总的法则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一）组织一个在民主集中原则的指导下执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的联盟的政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二）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无产阶级对剥削者及劳动人民的压迫者的专政；    （三）资本主义生产手段的社会化，逐渐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集中计划和管理的明确的范围；    （四）执行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的政策方针，尊重一切国家和民族间的平等和主权、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    发言者着重地指出：“这些总的、普遍的法则构成了每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遵守这些法则，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人委员会的作用和任务    哥穆尔卡接着谈到工人委员会的作用和任务。他说，一般地讲来，工人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内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它包括生产方面、工业管理方面。    工人委员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机关——它起的作用是工人阶级运动史上工人代表苏维埃所起的作用。工人委员会也不是人民国家的行政机构单位。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这比它到目前为止参加担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即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职责来，做得要更加广泛和更加彻底。    工人委员会的概念是作为治疗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弊病的一剂解毒药，作为在像工业设施管理这种重要领域内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民主的本来意义的一种手段而产生的。    工人委员会的概念也是由于寻求关于经济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新的、更好的形式的结果而在波兰产生的。    这位演说人说，虽然，波兰的工人委员会的起源是来自南斯拉夫，但是对波兰的委员会说来，有必要采取不同于南斯拉夫所采取的发展方针。    哥穆尔卡详细谈到关于工人委员会权力范围方面的一些不同的概念，他表示反对全体人员对工业设施的集体所有，主张工人委员会只设立在工业设施中，而不是设在更高级的工业管理机构中——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中央局中。    哥穆尔卡说，工人委员会的权力绝不是不足以取得伟大经济成就和履行工人委员会概念中固有的最高原则——在工业设施中的工人阶级民主。    哥穆尔卡在谈到工人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时说，它们的任务是使工人了解过去几年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费用方面的情况，详细知道工厂的生产能力以及工厂能力被利用的程度，详细审查工厂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对生产（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方面负责人员在业务上是否称职发表意见，并且提出有力的措施来反对工厂中的盗窃、行贿和其他的犯罪行为。    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包括工人委员会活动的范围。根据法律，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和任务还包括这样一些方面：组织工作，技术进步，劳动纪律，分配工厂基金等等。    为了解决工人和工厂行政之间可能产生的意见分歧，发言者认为，在中央局、部中建立仲裁委员会是适当的，仲裁委员会将由这些机构和有关工会的代表组成。    工人委员会是工人的自治和民主的机构，其目的是共同管理工厂。必须有某种机构来发展他们的管理能力，尽管工人委员会本身必须在它们自己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学习。    对工人委员会给予必要帮助的问题应该是工会所关心的。    为了能够完成它们的任务，能够实行工人自治的概念，工人委员会必须：第一，在社会观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必须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只有工人和共产党员才能被选为工人委员会的委员。    党员对工人委员会和它的任务采取积极态度是工人委员会得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企业中的党组织仍旧是属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它组织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争取更高的技术水平，争取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产品而进行斗争。扩大各级人民议会的权力问题    哥穆尔卡然后谈到巩固各省，特别是较低的各级人民会议的威信和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问题。    根据这位发言者的意见，为了顺利结束国家行政分散以及人民会议民主化的过程，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有关中央和省当局间权力划分的争论纷纭的问题，确立各级地方人民会议间权力划分的总的原则，把监督移交给人民会议的工作领域的各个部的活动限制为监督某一同性质的国家政策在这些领域的执行情况，同时必须结束（如果可能的话在今年年底）改组小型国营工业的工作，办法是把这种工业的厂矿移交给地方人民会议，拟订人民会议行政机构的新结构并使之适应人民会议的活动的具体形式，实行人民会议机构的分权，并且保证地方人民会议的财政独立。    哥穆尔卡说，“我国关于民主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会议的政策的主要方针是增加它们的权力和独立性。”新的农业政策    在谈到农业政策问题时，哥穆尔卡说，由于八中全会决议而在党的政策中发生的最根本的改变是规划了导向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道路，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的任务。    他说，“我们只知道一种使小规模农业走上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形式，这就是合作化农业的形式。这是一个好的形式，但是我们大多数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没有经得住生活的考验。我们曾多次讨论过这一情形的原因。我们正在从实践中得出结论，我们正在消灭过去的错误，并且支持健康的合作化农业的发展。我们也正在寻找新的道路，这些道路在它们的发展前景中应当使农民经济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性质。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必需在农村中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化农业和集体活动——这种集体活动首先应当集中在农业团体中。    农业团体，生产队和合作化农业反映了农民的经济自治的观念。    工人自治体现了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社会主义的自治。另一方面，农民自治的基础是土地和生产工具的私有制，这是一种小生产者的自治。在农民自治中只有当加入了农业团体或生产队的农民成了农业机器、也就是说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者的时候，才能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    分别农民自治和工人自治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农民在财产方面的差异，这只是农村的阶级差别。这只是为什么农民自治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富农和贫农间的斗争阵地的原因。    消灭由于农村的阶级差别而产生的剥削，就有赖于这种斗争的结果。    贯彻发展农民自治的方针取决于党在农村中的活动程度和国家在农业地区发展过程中的政策的调节作用。党组织在农村中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方面。    党在农业政策上采取了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的方针。由农民自己起来组织的供销合作社、牛奶园艺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农业自治团体等自治组织可以使农民工作方便，并有助于提高农业水平和增加生产。这些组织将在农民中间鼓励共同工作的倾向，将会教导他们如何组织共同经营，将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生产资料。    党的农业政策的新方针是在我们党的领导和统一农民党的领导共同作出的指示中规定的。这些指示曾受到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指示据说是规定了一个农村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    哥穆尔卡说，我认为，我们党内没有人想在波兰发展资本主义。也不会有人希望以上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的陈旧的妥协的办法来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应该请问那些批评党的农业政策的指示的人们，他们是否还有更好的更有效的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如果他们的计划证明更好和更有效，我们愿意接受它。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和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计划。他们的批评是空洞的、教条主义的。    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对人力的剥削可以而且一定要通过小农和中农的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以及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制止。不仅如此，在这些问题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调节因素就是人民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哥穆尔卡强调说，党和政府决不会硬把农民逼入农业合作社；在组织这类合作社时也不会行使压力。农民们早晚会自己懂得，党在巩固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中并不希望要损害农民，而是要促进他们的利益。但在这些问题上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工农联盟问题    哥穆尔卡接着谈到了工农联盟的问题。他指出了这一联盟对波兰的重要意义，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约４５％。    哥穆尔卡说，工农联盟并不一定要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之间的合作才表现出来。对这个问题历史在许多国家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工农联盟也可以——好比说——在没有农民政党的参加下实现。这种联盟的实质在于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政党所奉行的政策，而不在于某一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    由于我党政策的实质所产生的工农联盟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两种组织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我党通过它的组织在农村中的直接活动，在政治上影响农民群众团体；第二种形式就是我党与统一农民党的合作；该党在农村中也有自己的党组织网，并足以代表波兰农民运动的主要传统。    工农联盟这一特色是我们称为波兰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过去党的政策的偏差对于我们同统一农民党的合作也起了反作用。这个党的独立性大大受到限制。    在弥补过去的错误时，我们党也改变了它对它的盟友——统一农民党的态度。我们的确承认这个党是一个独立的党，而且正在实践中在这方面给以更多的证明。我们认为，统一农民党的力量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同盟军，而这就是我们所以希望看到它的队伍壮大的道理所在。    我们认为，统一农民党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我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永久性的因素。我们很高兴，这个国家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它自己的农民党，这个农民党十分懂得波兰的未来和劳动农民的未来、同社会主义、同这个国家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同农业的机械化、同农村经济的自治的和集体的形式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党对于一些异己分子，一些甚至敌视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分子渗入统一农民党的某些队伍中去的情况必须表示越来越大的不安。我们对于一些统一农民党的领导机构对待这些现象所采取的容忍态度表示严重的不安。有些统一农民党的组织以敌对的态度公开攻击我们党、我们的人民政权、两党之间的合作。我们党不能容忍这样一种状况。因为这些并不是统一农民党的内部事务，这等于是破坏我们的人民社会制度。奠定我们党同统一农民党、同民主党的联盟与合作、奠定我们的联合竞选纲领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巩固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原则已经为两党所接受和承认。现在该是实际履行这一原则的时候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问题    哥穆尔卡在谈到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问题时说，我们的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观点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它毫不相容，这是无需强调的。然而，我们已经和天主教会取得了谅解，甚至同意在学校里实行非强迫性的宗教教育。在这方面，波兰的情况不仅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找不到，而且在像法国或者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找不到的。很明显，这种情况同我们党的世界观是不符合的。    我们的党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将长期同唯物主义世界观一道存在。教徒和非教徒、教会和社会主义、人民政府和教会的教阶组织也将长期地同时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必须从这种情况中得出结论，不仅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教会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得出我们的结论了，我们在得出结论时是以有必要实行共处这样一个假定为基础的。自然，共处并不排除某种明确的形式的思想斗争，但是应当排除政治战斗。在信仰问题上，我们并不阻碍教会沿着它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的道路前进。教会也应当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波兰已经改变了它过去的社会制度，它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关系到人民波兰和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我们希望教会同我们一起沿着波兰的道路前进。人民的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长期以后是否能形成主要将取决于这一点。    （未完待续，文内插题是本刊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