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纽约１３日电】“纽约邮报”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派一个斗牛士导弹中队驻扎台湾这件事说，“这简直好像是针对国内放的政治烟幕为的是掩饰同时传来的消息，即我们同意放宽对盟国同北平实行贸易的某些限制。”    “邮报”表示担心有关斗牛士导弹的协议可能被北平用做新的进攻的借口；该报说，“只要福摩萨是蒋介石绝望的梦想的庇护所，是毛泽东暴发的野心的目标，”那么台湾地区的危险获得“继续存在”。    为了打破它所谓的“目前的僵局”，“邮报”再度提出了它的托管台湾的建议。“我们相信，对不久的将来而言，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联合国对福摩萨的托管制度并有不受共产党侵略的明确保证作为支持；我们相信，如果美国提出这一建议，他会在欧洲，同样在亚洲，得到巨大的支持。当然如果征询一下台湾人的意见，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目前这样继续无保险状态下去，而不喜欢托管的光荣妥协，那可能是适当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驻扎斗牛士式导弹将能堵塞在负防御责任的美国第七舰队到别处作战时给台湾防御留下的漏洞。例如，在最近的约旦危机中，部分第七舰队舰只被从台湾地区派往印度洋，转往中东，以便在一旦发生纠纷时支持那里的美国第六舰队。派出的舰队由于风暴平息而回来了，但是这件事明显表明，中共如果想做的话，他们同样可以在世界上一个地区制造麻烦以便削弱美国在另一个地方的防御。”

【本刊讯】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１２日发表里查德·休斯的以“蒋介石还抱着希望”为题的香港通讯说：蒋介石又一次发现１９５７年将是“共产党”在中国“垮台的”一年，并且号召大陆上的工人举行暴动，因为他的进攻准备“已经接近高潮”了。他更具体地声称：“由于极端缺乏原料，上海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了一半。”这是一种危险的胡话。这些不着边际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使一些人想入非非，而且可以加深英美两国在对中国政策上的裂痕。英国人对国民党情报的态度也许过于保留，而美国人对于它实在是过于相信了。    由于中国人坦率地承认过困难，承认过物资缺乏和计划有缺点，反对北平的人们就宣告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仅香港的几家得到津贴的国民党报纸不断地宣称“中共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作家——他们不幸地不了解革命以后中国的情况——也满怀希望地喊叫起来。最后的结果自然和由于过高估计共产党的力量和成就而造成的错误概念同样危险。    联合国最近一项独立的经济报告说，１９５６年中国国民收入增加了１０％以上（达四一一亿美元），其中２２％用于工业上的扩大再生产，工业生产增加了２５％。    根据我最近到中国访问期间记者们所能得到的材料，可以相当可靠地预言工业化速度将有所改变，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也将有所更动。现在北平正在公布这些变动，但是人们把这些加以错误的理解，用来证明他们关于中国国民经济破产和政治、经济崩溃的预言。    由于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中国共产主义具有比苏联共产主义大得多的力量和危险性。毛泽东和他的谋士们用这种适应性和灵活性做出一个现实的决定：降低工业化目标以便发展农业。同样地，他们提高了物价，实施了节约措施（主要是使受到宠爱的工人们刻苦，以使农民得到好处），警告了官僚主义者，承认了物资的缺乏，并且鼓励了自由市场。这一切做得都很坚决，确实地反映了当权者的力量和信心，而不是软弱和惊慌。    至于“残废的”上海，三个月以前我——和任何访问者一样——曾有机会站在锦江饭店的楼顶上看到成片的烟囱，看到这六百万人口都市的郊区正在建设着许多新的发电站和工厂——西边是重工业，东边是纺织工业和轻工业，看到新建房屋的鲜红的屋顶代替了陈旧的茅棚。    对于造成这些物质进步的共产主义组织化和极权主义表示遗憾，是有教育意义的。认识到它最后要威胁整个亚洲和威胁西方的利益，这是现实的。但是无视或者否认他们的成就并且预言这个政权即将崩溃，这是一种危险的愚蠢。

【共同社东京１１日电】（特派记者今村天津１１日电）决定搭乘第十六次接侨轮船兴安丸回国的在华日侨，从１０日以来开始向天津集中。据料，回国日侨远远超过前些日子由中国红十字会通知日本方面三团体的人数三百人，约将达一千四百人。    截至１１日为止，到达天津的回国日侨，有被释放的战犯神田久吉、在华达二十年的杉本正枝等二十人。这次回国日侨除去被释放的战犯六人以外，还有回国日侨和回国探亲的人等。其中，小孩子有八百人；回国探亲的有四百人；回国日侨有一百人。    回国日侨所以突然这样增加，是因为在回国探亲的妇女中有不少是在数年前同旅日华侨结婚而后到中国去的日本妇女，而且这些妇女都带着两三个孩子。    从回国日侨的居住地区来看，由黑龙江、长春等东北一带来的人占一大半，另外也有来自福建、山东和广东等各省的人。也有些妇女到达天津以后，被丈夫和孩子的感情拖住而对回国犹豫不决。    又讯，日本政府决定不准许在送还华侨时同中国籍丈夫一起去中国的妇女回国探亲。被释战犯说监禁期间受到良好待遇    【共同社天津１３日电】（记者：今村）星期日到达天津的六名日本“战犯”说，他们在被监禁期间共产党中国人给矛他们的待遇是非常良好的。    这六个人在服了去年判处的徒刑之后最近从满州抚顺的一个战犯监狱中被释放。其中之一神田久吉服满了他的刑期。其中吉房虎雄道由于表现良好而提前释放。他的十四年的徒刑减少为八年，而且据说，他的释放使得仍然在监狱中的另外三十八名“重刑战犯”对获得自由抱有很大的希望。    神田久吉说，自从去年８月对四十四名日本“战犯”进行了为时很晚的判决以来，“战犯营”改称为“战犯监狱”而对日本人的待遇非常的良好，废除了强迫劳动。他又说，又有六个人将在今年８月服满他们的刑期。    患肺结核的病人说，他的那个营的医院有六个月的时间每天给注射链霉素和给他喝牛奶。他说，他在前来天津的火车上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热情地表示了日本人和共产党中国人之间的友谊。

【本刊讯】据泰国官方报纸“正义报”８日报道，泰国总理銮披汶６日在回答这家报纸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宣称，泰国现政府遵守联合国宗旨，因此不可能采取中立政策，遵守联合国宗旨将有利于泰国。他认为，某些政党和报纸要求政府实行中立政策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各方面都有权利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銮披汶认为，中立政策反而有可能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障碍，假如联合国通过决议要会员国抵抗侵略时，而采取中立政策的会员国却不肯遵守。    銮披汶又针对“美援”问题说，认为泰国接受“美援”便使泰国丧失独立的见解，是非常错误的。他说，泰美援助协定并没有任何规定，可以使泰国在实行自己的政策时的自由受到即使是些微的侵犯，那些协定的重要内容，只是规定美国给予“援助”，而泰国则使这些“援助”获得成果而已。銮披汶最后强调说，现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会有所改变，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将遵守和推崇联合国理想，同时将忠诚严格地执行国际间的协定。    另据“泰人报”９日透露，銮披汶曾在７日由他主持的变政团会议上报告目前的泰国局势说，泰国报纸和群众集会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要求政府和中共政府建立联系；二、要求割断和美国的联系，并且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三、要求让乃比里返国。銮披汶说，这些要求，等于要求现政府变成共产党。关于反对派要求实行中立外交政策问题，銮披汶再次认为，这是难于办到的。他还认为，反对派和报纸目前猛烈地抨击政府，也不能使政府改变政策，同时也不能使政府地位受到任何影响。经济部长主张中立中泰贸易自由开放    据“永恒报”７日报道，泰经济部长裕他吉５日向这家报纸的记者说：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它将对世界的这一地区产生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中立，以便迎接新的形势。但是我们肯定地不接受共产主义到泰国来。    谈到中泰两国间的贸易问题的时候，裕他吉说，泰国政府已经完全开放自由，再没有任何阻挠了。商人也正在进行贸易，由泰国输出的商品也可以直接运往广东。裕他吉指出，那些指责政府阻挠对中国贸易的人，实际上是要政府承认中国。但是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泰国还不能承认中国，这要等到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才能承认。自由民主党议员乃荣要求摆脱美国枷锁    泰国自由民主党发言人、议员乃荣·炎是拉７日发表谈话说，泰国政府同意把梭桃邑军港作为马尼拉条约组织的海军基地，是破坏和平、危害泰国人民安全和“引狼入室”的行为。他要求政府撤销这项决定。    乃荣在自由民主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泰国政府答应将梭桃邑军港作为外国的海军基地，使泰国丧失主权，是违反宪法的。政府并未获得议会同意，就答应把梭桃邑军港转移给东南亚条约组织作为海军基地。    乃荣还要求政府摆脱美国的枷锁，采取中立政策，接受各方面的无条件的援助。他说，目前美国完全控制了泰国的军事，泰国对美国已经没有军事秘密可言。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在４月１１日刊载了自己的外交观察家的一篇文章：“最近五十年来的政变牺牲者”。文章说：由于近半世纪发生的各种政变而离开自己祖国的难民的一些大约数字如下：俄国革命在１９１７年革命以后，约有一百八十万人离开了俄国，其中有一半去法国。由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取得了别国的国籍，这个数目减少了一半，在法国的俄国难民人数最多（三万三千二百二十人），在英国有一万八千人，在中国有一万五千人，在比利时有九千人，在美国有一万人。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据测，由于１８９０和１９２０年之间的时期的土耳其迫害，约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流亡。他们大多数人去到俄国，然而在１９３９年，西欧共有十一万五千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共有十二万五千亚美尼亚人。在１９４６—４７年，约有六万名亚美尼亚人从中东、希腊和法国去到苏联。现在在欧洲，大多数亚美尼亚人是在法国（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在希腊有六千人，在比利时有五百人。西班牙的内战目前有十万零二千二百二十名西班牙难民住在法国、五千五百名难民住在英国、九百名难民住在比利时和约有一万九千名难民住在北非。出洋的西班牙难民有多少还不知道，不过有人认为，在墨西哥共有二万五千名西班牙难民。德国、奥地利和苏台德犹太人１９３９年，四十万犹太难民分散在许多国家，但主要是分散在下述各个国家里：美国（六万三千名），巴勒斯坦（五万五千名），英国（四万名），法国（三万名），阿根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二万五千名），荷兰（二万二千名），比利时（二万名）。德国和东欧的难民西德目前的五千万人口中间，约有一千二百万是１９４５年以后移来的。东德每月居民的外迁量仍约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许许多多来自东欧的难民仍住在西德的有：八万名波兰人，二万一千六百五十名南斯拉夫人，一万五千名俄国人（战前迁来的在内），一万二千九百名匈牙利人（１１月暴乱以前流入的），一万一千名捷克人。在英国有十一万四千名波兰人，一万七千五百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人和八千五百名南斯拉夫人；在法国有七万三千一百五十名波兰人，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名匈牙利人，九千七百五十名南斯拉夫人；在奥地利有五万四千二百十九名南斯拉夫人，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名捷克人，二万一千六百九十名罗马尼亚人；在比利时有三万一千名波兰人；在希腊有四千四百四十九名罗马尼亚人；在意大利有六千九百名南斯拉夫和三千四百名波兰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人们估计，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在１９４７年获得独立同时发生的规模很大的移居约有八百五十万印度人来到印度，约有七百五十万穆斯林到了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战争在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国家成立和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结束后，国际组织开始关心八十八万名难民。阿拉伯难民的总数没有确定，但是根据得到援助的人的名单判断，阿拉伯难民在约旦是四十七万人，在加沙地区是二十万四千人，在黎巴嫩是十万四千人，在叙利亚是八万四千人，在伊拉克是五千人，在以色列是一万九千人。中国内战从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逃亡到香港的约有八十万人。逃亡到福摩萨的更多。有数千个欧洲血统的难民仍然住在中国。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在南朝鲜登记的难民有二百七十五万。实际难民人数还要多一些。匈牙利起义截止４月５日的统计，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离开匈牙利的难民有十八万九千零七十六人。其中有十七万一千零七十六人是逃亡到了奥地利，一万八千逃亡到了南斯拉夫。现在有一万五千八百名还留在南斯拉夫。仍然住在奥地利的难民的数目降低到了四万二千五百八十名。离开埃及的难民根据２月的消息，有五千难民从埃及来到了欧洲；此外，预期在７月１５日以前还有一万三千八百人去欧洲。预计约有七千难民将被安置在以色列。

【合众社华盛顿１２日电】美人口调查局今天说，研究人口问题的斯克利浦斯基金负责人韦耳普汤认为，按“每人平均计算的经济福利”来看，美国最适当的人口数目应该为一亿左右。这个局接着指出，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６年，在美国共生了三千八百万婴孩，美国的人口不久将增加到这个数目的两倍。    人口调查局是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它说美国婴孩的突然增加是由于繁荣，不是因为战争年代中的迟婚和那些年代中的节育的缘故。目前结婚的夫妇都比较年轻，并且在结婚的头几年就生了孩子。美国趋势是在朝着人数中等的家庭发展，即有两个到四个孩子。但是很大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    人口调查局转而谈到了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它说，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将妨碍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清楚，在教育方面，数量已经在威胁着质量，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快要挤破了。”    人口调查局说，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５年这十年可能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因为这些突然增加的婴孩都已经长大成人，要找工作，要结婚，并且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问题将是这样：会有足够的工作让他们做吗？工业技术是否会制造出为代替目前正在减少的许多资源所需要的替代物吗？    人口调查局说，俄国及其卫星国的人口统计资料是有限制的。但是它从所得到的材料估计俄国的人口增加率大约同美国的差不多。根据俄国最近的统计材料，俄国在１９５５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二十五·六，而在１９４０年为千分之三十一·七。    在西欧，出生率的猛烈上涨趋向在１９４６年或１９４７年达到了顶点。报告说，法国、挪威、荷兰、芬兰和瑞典（出生率）增加了５０％以上。奥地利、英格兰和威尔士、丹麦、瑞士和爱尔兰增加了２０％到５０％。但是自从那时以来，北欧和西欧几乎每个国家的出生率都下降了。这个局又说，到１９５５年，荷兰、英格兰和威尔士、丹麦、瑞典、法国、挪威和奥地利的出生率从它们战后最高纪录下降了１５％到３０％。在北欧和西欧的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现在这些地区的出生率跟１９３５—３９年时间的水平相接近，或者甚至低于这个水平。法国和挪威除外，那里的出生率从它们的战后最高纪录下降颇速；但１９５５年的出生率仍然比１９３５—３９年的出生率增加了将近２５％。    南欧在战后十年中的出生率普遍下降，意大利出生率的下降最为惊人。到１９５５年，意大利的出生率只有千分之十八·一——低于包括法国在内的若干北欧和西欧国家的出生率；它的出生率几乎比美国的低了千分之七。

１９７５年前钢产量将增加３０％    【合众社新泽西州荷波根６日电】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勃劳今天说，美国钢铁工业为了配合经济发展，必须在１９７５年以前把制钢能力扩充３０％左右，即增加钢的产量五千万吨。为了使美国的钢铁公司维持它在未来市场上的地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必须每年增产一百万吨左右。    勃劳在这家公司股东大会上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钢铁工业已经用去八十亿美元，它的生产力增加了四千一百多万吨。他说，在这八十亿美元中，美国钢铁公司占三十亿美元，它在今年第一季度结束时要另外用去七亿七千五百万美元。    庞大的美国钢铁公司目前的生产力大约是四千万吨。全国的生产力是一亿三千三百万吨。勃劳对股东们说，今年以来，这家公司体验到对某些钢产品的需要有“一些下降”，但是，“一切迹象表明，１９５７年对钢铁工业来说，将是很好的一年。”去年棉花生产１３３１万包    【合众社华盛顿８日电】农业部今天宣布１９５６年的棉花产量为１３，３１０，０００包（每包五百磅）。    这些棉花的价值以到５月１日为止的每磅３１．７分的季节平均价格计算约为２，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美元，而１９５５年的棉花价值为２，３７９，０００，０００美元。１９５５年的平均价格是每磅３２．３３分。１９５６年的产量是根据实际净花估计的，在１９５５年，产量是１４，７２２１，０００包，而十年的平均产量是１３，０９８，０００包。    农业部说，农场经营者出售棉子得到的季节平均价格是每吨５３．５０美元。所产棉子共值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在１９５５植棉年度，棉子季节平均价格是每吨４４．６０美元，所产棉子价值是２６９，０００，０００美元，１９５６年棉花和棉子总值是２，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０美元。比１９５５年少２４７，０００，０００美元或少９％。    农作物报告局说，在去年７月１日１９５６植棉年度开始的时候，耕地面积是１６，８３３，０００英亩，有收成的是１５，６１５，０００英亩。在１９５６年收获的每英亩地的平均产量估计是４０９磅。在１９５５年，在植棉年度开始的时候种植面积为１７，５０６，０００英亩，有收成的是１６，９２８，０００英亩，平均每英亩产量是４１７磅。十年平均产量是每英亩２８３磅。    在１９５６年，规定的植棉面积是１７，３９１，３０４英亩。在１９５７年，植棉面积是１７，５８５，４６３英亩，即国家规定的植棉面积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１９４，１５９英亩。研究工农业的“技术革命”    【合众社华盛顿５日电】本星期美国自己觉察到它历史上的一个新问题，即美国的经济系统是否能够吸取科学和技术的飞跃进展而不需要在商业和农业方面进行痛苦的重新调整。    科学研究工作、生产自动化和原子核的探索正把空前数量的新发明、新发现和新工作方法投入农业和工业。许多负责人员不得不承认，想把这一切有效地融合于整个经济是困难的。    仅美国各工业公司１９５６年用于研究工作的开支即达六十亿美元，美国政府用于各种科学部门的开支可能有三十亿美元，而无数的大学实验室、私人基金会和州实验站还不断地把经费投于技术工作。    虽然这些对生产的特殊新贡献一般地是受到欢迎的，但是愈来愈明显的是：想要有效地吸收所有潜在的新生产，必须大大扩展国内外的消费市场。    本星期农业部长本逊突然谈到“技术革命”对美国农业的影响，这就引起人们对技术革命的注意。商务部列举了由于技术的进展而产生的一百种“新工业”。商会的会议讨论了普通动力同原子能的比较。    技术人员们是不甚关心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如何适应他们的巨大成就所带来的经济迅速变化的，但是官员们和政治家们已经在着手研究这些影响。国际专家们已经开始用新的观点来观察和考虑“技术革命”，特别是它对国际贸易和不发达国家的进展可能发生的影响。

【美联社纽约４月２８日电】苏联的统计数字表明，苏联在以后几年中将要开始感到人力上的危机，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低下的出生率的结果。    在不久及以后五年到七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的苏联青年的人数将比最近以前大大下降。在这一段时期内，每年人力不足的差额将高达二百万青年男女。    具体一点，这就是说，苏联要就是不得不裁减它的军队，要就是遭到由于劳动力不足而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克里姆林宫去年采取了使军人复员和削减军队规模的措施，这可能是由于预见到这种情况的缘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在前线死了七百万或更多的人。在战争的年代里，后方人力的丧失甚至更为严重。在战后一年到三年的时间内，婴儿的人数每年下降了二百万左右。    这种丧失现在在苏联学校的统计中表现出来了。从１９５０年起，苏联学校儿童的人数开始下降。在１９５０年，共有二千万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儿童。到１９５３年，人数下降到一千二百万。在１９５４年，人数稍有上升，到了一千三百万，在１９５５年，到了一千四百万。“没有”上学的儿童是战争期间没有出生的儿童。在以后几年内应进军队的时候也没有人了。    这种情况具有军事和经济意义。这种人力的差额可能会产生这种希望，在以后的六年中，苏联政府由于到达服役年龄的人数不足，将急于避免战争。

【本刊讯】巴黎“费加罗报”４月３０日刊载一篇题为“苏联威胁着美国的空军优势”的文章说：如果不从数量上看，只从质量上看，美国空军目前对苏联敌手仍然占据着优势。但是，俄国人在不断地努力，而且在冷酷无情地逐渐侵夺美国的优先地位。    美国飞机制造技术人员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俄国人能不能够在无人驾驶洲际导弹肯定地代替已经过时的喷气飞机以前，在有人驾驶的喷气飞机方面完全改变落后一步的状态。华盛顿消息灵通人士一般认为：这种洲际导弹的大量生产，在五年之内还不可能考虑，美国空军要到１９６３年、甚至要到１９６７年才能够用这种革命性的导弹全部装备起来。    因此苏联至少有五年的时间、至多有十年的时间，可以用来试行夺取美国的世界空军优势。目前两国力量对比情况如下：中距离轰炸机方面：优势显然属于美国，美国拥有一支由一千六百架Ｂ４７飞机组成的现代化飞机队。Ｂ４７这种飞机是由六个喷气发动机来推动的。它可以运载十吨以上的炸弹，航速为每小时一千公里，不着陆飞行远达五千公里。    苏联的相应飞机是“獾”式飞机。这是一种双喷气发动机的飞机，时速和航程同Ｂ４７相等。飞行质量稍稍优于Ｂ４７。苏联空军究竟有多少架“獾”式飞机，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们知道这种飞机的生产率是相当大的。因此，在中距离轰炸机方面，俄国正在迅速赶上美国。远距离重型喷气轰炸机方面：竞赛现在才开始，美国在多次摸索之后，造出了Ｂ５２。俄国人则有“野牛”式。这两种飞机性能似乎是不相上下的。它们都能运载原子弹，时速为一千公里，航程为一万公里。美国空军拥有Ｂ５２的确切数字是个秘密。大约有一百七十架的样子。据美国牒报机关的报告，“野牛”式生产率略略次于Ｂ５２，后者最近已经从月产二十架减为十五架。滑轮轰炸机方面：美国没有可与苏联“熊”式飞机相抗衡的。这是美国空军的最大弱点，因为“熊”式是一种现代化快速飞机，航程达一万六千公里，这是很可观的。至于驱逐机，苏联显然占先。苏联不仅现在拥有的驱逐机比美国多两三倍，而且苏联新飞机出厂的速度也比美国飞机工厂大三倍。苏联的最新式驱逐机是“米格１９”。它装备着两三门炮，时速可以达到一千三百公里。美国的相应飞机是超级“佩刀”式Ｆ１００，时速超过一千三百公里。海军航空队：美国的优势似乎是很大的。在这方面，俄国只有三千五百架飞机来同美国海军可能拥有的五千至六千架战斗机对抗。    总起来说，据美国谍报机关估计，苏联空军共有两万零五百架飞机来同美国空军一万六千架至一万七千架飞机对抗。此外，美国拥有一个广泛的空军基地网，紧紧包围着苏联，其效能将可能大大弥补数量上略差的缺陷。从欧洲的和中东的美国基地起飞，美国轰炸机不到三小时就可以飞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上空。而苏联轰炸机，距离美国最近的北极圈基地起飞，需要六个多小时才能飞抵底特律或纽约。最后，还有一个因素是对美国有利的，那就是质量。朝鲜战争就是证明。苏联飞机在那里的表现几乎同美国飞机一样优良，但是，炮的性能、炮火准确度、装甲的优越性，往往是美国空军占先。美议员说中射程导弹方面苏联比美国先进得多    【美联社华盛顿１２日电】参议员薛明顿１２日说，俄国在发展中射程导弹方面比美国“先进得多”，美国还要等“多年”以后才能有射程超过二百英里的可以实际使用的导弹。    前空军部长薛明顿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答记者问时说，他认为美国公众“所知道的”关于美国的导弹发展的“情况是非常错误的”。他说，比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造的Ｖ—２式导弹射程更远的可以实际使用的超音速导弹发明成功的时间比公众所知道的要“    晚得多”。Ｖ—２式导弹的射程是一百七十五到二百英里。    陆军和空军目前都在试验预定射程约有一千五百英里的导弹试制模型，这样的距离一般被列为中等射程。但是薛明顿说，苏联在改进这种武器使它达到完善的地步方面是大大领先了。    薛明顿说，在发展具有五千英里射程的洲际导弹的竞赛中，俄国和美国大概是“差不多相等”。

【美联社华盛顿１２日电】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１２日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求给予南期拉夫更多的线以便运送军事装备到那里去，那末他就要设法阻止。    预料艾森豪威尔总统几天之内就要命令恢复向南斯拉夫运送军火。在要运送的东西当中包括大约价值一亿美元的装备，其中有两百架第二线喷气战斗机。    诺兰说，他无力阻止运送这些军火。但是，他在对记者谈话的时候说，他认为，阻止给予更多的援助款项，是会得到参议院的支持的。诺兰说：“我将在适当拨款法案中提出关于款项的限制，借以取消今后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    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在同记者的另外一次谈话中说，他支持这样的行动。布里奇斯和诺兰都是将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拨款委员会的委员。    诺兰说，就目前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的恶化情况来看，他仍然反对给予南斯拉夫军事援助。诺兰说：“我们是在把军事援助给予对我们的共同防务大愿承担丝毫义务的一个独裁者，这是显而易见的确定事实。铁托甚至不愿表示在共产党发动侵略时保持中立。还有站在我们这一方面的许多国家希望得到我们现在打算送给南斯拉夫的那些喷气飞机。”    诺兰说，他所持有的反对给予波兰一亿美元左右的信用贷款的那种意见，也暂时受到了阻梗。他已经表示反对这种贷款，理由是它会加强波兰的共产党政府，但是，据悉政府已经准备按照原来计划给予这种贷款。

【合众社梵蒂冈８日电】波兰大主教韦辛斯基红衣主教今晚到达罗马，来同庇护十二世就“新面貌”的共产党波兰的天主教政策问题进行重要会谈。    这位五十六岁的红衣主教是在七个月前才从共产党“扣押”下获释的，他从华沙坐了三天火车到达罗马。和他同来的有五位重要的高级传教士，他们在战后领导了波兰的二千五百名天主教徒进行激烈的斗争，反对共产党迫害。    自从俄国在斯大林去世以后采取的政策使波兰和其他莫斯科卫星国家内对教会的迫害略有缓和以来，他是访问教廷的第一个来自铁幕后的大主教。    梵蒂冈人士说这个访问是一种极有说服力的迹象，表明天主教在波兰的力量，在波兰这个国家，教会作为反对压迫的长期斗争的象征存在了许多世纪。    韦辛斯基红衣主教及其一行是在极保密的情况下前来罗马的。鉴于他们留在后面的教会情况，由于这次访问的极端微妙的性质，他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同报界接触。    【波兰通讯社罗马１０日电】波兰大主教红衣主教韦辛斯基昨天没有离开过他在这里的住所。安东尼·巴兰尼亚克主教（他是陪同红衣主教旅行的人之一）昨天同特别布道事务大会秘韦安托尼奥·萨莫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讨论了教皇召见红衣主教等问题的细节。    梵蒂冈人士暗示，考虑到波兰大主教要同各个教会办事处举行各方面的讨论，他将在这里逗留一个月左右。    【法新社梵蒂冈８日电】在韦辛斯基主教前来罗马之际，教延的半官方报纸“主日观察家报”今天对波兰的宗教情况表示了梵蒂冈的态度，该报主要写道：波兰的领导人仍然是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只是他们的方法同他们的前任有所不同。韦辛斯基没有同共产主义缔结任何协议，甚至也没有同民主社会主义达成协议，而在波兰民主社会主义只存在于外国观察家的幻想中。    “主日观察家报”写道，当波兰民族处于悲惨的时刻，当人们可能担心一个天主教民族快要陷入象匈牙利人民的悲剧那样的黑暗厄运的时候，掌握权力的人部分地取消了对教会所采取的苛刻措施并且释放了大主教和若干主教。作为交换，他们要求教会运用它的道义上的影响使人类免除再一次流血。没有提出同教会的使命有丝毫抵触的要求，这样就创造了使这种使命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因此丝毫不存在人们所说的那种协议。

在整个关于改善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我们想略微谈谈过去时期的成就和错误。在国内和党内都有人想完全否定过去时期的成绩，假如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将对未来失去信心。因为他们说我们建成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毫不巩固的“画片”。当然，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他没有看到几百万人在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新经济的这样一个事实。有人说我们的生活水平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要低。这是事实。同时党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但是党却没有谈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较高的水平，让人民首先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好的一面，对波兰实际工资下降的事实保持缄默。但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发展了、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发展了我们的经济。这也是事实。这样我们自己管理国家的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距离的缩短。如果有人想知道，假如我们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战后的生活将会是怎样时，请不要和西德、法国、荷兰、比利时去比，而是去和西班牙、希腊甚至和在战前居民平均收入比波兰高半倍的意大利去比。这里引证一些材料，就波兰、西德、法国、意大利的情况进行一下比较：电力棉纱（表格见原版面）生钢食糖（表格见原版面）    我们努力的结果缩小了但还不能勾消我们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这是因为战前我们经济的落后，战争时期破坏和对发展的阻碍，要想勾掉历史的欠债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现在再看看消费品的改变，按每人每年的消费量计算：肉类脂肪食糖（表格见原版面）材料根据联合国农业粮食年鉴和波兰统计年鉴（１９５６）。可以看出由于战前的水平低我们还没能赶过西德和法国，但我们已赶过了意大利。这样说来过去时期就不是停顿，尽管放过了许多可能利用的东西，没有避免掉一些损失，但过去时期还是飞速发展的时期。这是对过去时期的全面估计。谁也不能夺去波兰共产党员们在国家工业化；由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工作中的历史功勋，谁也不能否认正是由于他们，我国的工业才提高４倍，我国的工人阶级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并成为人民的先进力量。    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波兰人民为新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的意义。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谈过去时期的缺点。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下可以得到比这更好一些的结果。如果在１９５０—５３年间能够用在投资，国防上略少一些；扩建重工业的速度略慢一点，并把由此而节约出来的资金用在轻工业上；采取更周密的农业政策；在生产中和投资中浪费更少一些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多有几十亿兹罗提来化在消费上。少建一些新工厂，多用点钱来搞革新化，也许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工业用近代化的技术武装起来，也许许多商品的质量会更好一些，品种也许会多一些，假如当时更多地注意这些问题，并坚决地为此而斗争，这一切都会得到。    假如党的政策能够更好地照顾到我们社会关系的特点，创造性地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别人的经验；假如党能和群众有更好的联系，更好地引起他们的经营积极性，更好地运用生产和节约方面的物质刺激的话，我们应该有更大的成绩。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时期经济政策的基本弱点。错的并不是我们经济变革的总方向，而是在许多方面变革的速度以及过多地依靠强力作为实现变革的手段。错的并不是我们很快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我们没有在这过程中和劳动群众商量，结果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就不能使人民满意。因为人民希望能够显著地提高生活。在经济上造成这种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是党和经济机关工作中的过度集中。（这种方法在最初还是必须的，但后来就成了过火的了）过度集中造成了机构庞大，从许多条例堆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主义。使经济决定脱离了群众的直接的、有效的监督。由于一切由上级决定，地方党组织渐渐地失去了活动的积极性。也就使这些党的组织失去了自己作为群众政治领袖的特点。有些地方党组织完全脱离了群众。结果群众再不了解党的政策而党再也听不到群众的意见。    经济活动的机关更严重，上级通过千万个条例来领导下级，下级不再自己思索了，逐渐变成了完成上级命令的机器。这样即使上级的指示是正确的也会变成有害的东西。这样上级就在工人群众的心里慢慢地变成了一小撮不知下面实际情况的人。过去时期的大缺点除了计划的失却比例外还有过度的，官僚化的集中制和宗派主义的因素。这一点大家都同意。但是，有人却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说这种集中制在我们这里造成了新的社会统治阶级——官僚集团。这个结论的不正确可以从社会本质和社会地位两方面来看。奇怪的是这个“统治阶级”的“群众”的平均年收入，是低于技术工人的收入的。其中挣得最多的那一部分和最好的熟练工人挣得一样多。（据５６年９月统计，月薪在２５００——３０００的，有８７８００名脑力劳动者，和５３８００体力劳动者；３０００——５０００的，有４５８００名脑力劳动者和６４７００名体力劳动者；５０００以上者４８００名脑力劳动者，６２００名体力劳动者。９月分以后的工资改变还更有利于体力劳动者）。这个奇怪的阶级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和工人一样，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并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因此“官僚”不是个什么社会阶级。这是代表我们社会的基本群众管理行政和经济的一部分人。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这一部分人，但是谁也没有作过梦，想把它叫作独立的阶级。行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分开主要是由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可以附带地提一句，有些人的理解里是不彻底的，一方面他们叫嚷说“官僚”是新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宣传对专门技术的崇拜，对文凭的崇拜，使工人、农民不能担任经济和国家工作中的领导工作。这里是不是某种烟幕呢？真正的不好，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存在，而是它的过度膨胀，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坏的是缺乏群众对这些机关的有效监督。有人要求取消一切集中制，取消国家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取消一切带有指示性的全国计划。这些人使我们想起了某些牧人，他们怕狼窥伺羊圈，因而就干脆把羊圈拆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民主集中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也正是它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地方。没有全国的经济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如果没有国家对构成国家经济命脉的生产的管理就不可能使千万个企业的活动溶合成一个整体。假如国家不掌握这些企业的生产，不给他们指示出生产的大小，那就不会有计划。那时国家就会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进行推测；研究行情；将用关税，税收，信贷政策等手段来间接地影响生产，甚至部分地还要采用价格政策来影响生产。那时计划将不能起促进和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发展才使社会主义经济能在两个经济体系的竞赛中显示出优越性来。与生产资料公有化有关联的计划经济是我国人民伟大的历史成就，是保证我国经济迅速并适合社会要求地发展的根本因素。正是根据这个，那些要求把全民所有制变为职工集体所有制或由国家出租给国营工厂职工的说法是错误的。假如大企业自己决定其生产规模；自己决定产品的用途和价格，以自己企业的利润为唯一的活动准则，那时将会怎样呢？这就会引导到混乱，国民经济整体的分裂和结构性的危机。    基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是，也必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这种形式就要求国家集中管理这些资料。至于这种管理究竟应该走多远，多深，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以保证集中制有必不可少的民主性质。对于这一点值得，也应该举行全面的讨论。但是应该冷静地，心平气和地，不要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    （原载波兰４月１４日“人民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