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大马士革４日电】在叙利亚今天举行的预测今后政局演变情况的选举中，一位美国记者在设法把群众的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吵闹声作了录音以后，一批愤怒的群众就同他胡缠起来了。    一群中学女生高呼：“我们不接受艾森豪威尔计划。”    全国广播公司的维利斯·汉根在观察这次投票。一位警察要求汉根停止把群众的吵闹声录音。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并且开始动身回到他住在半条街以外的旅馆去。    正在这时，一位青年企图夺走这架钢丝录音机。另外一些人把汉根包围起来了，他最后不得不把这架录音机交给一位警察。在这场争夺中，汉根的衣服被撕破了，他的笔记本被人拿走了。    叙利亚官员后来向汉根道了歉，并且保证要捉拿肇事人受审讯。    【合众社大马士革４日电】在今天举行的选举中，叙利亚人出来投票的人数令人失望。在今天选举中表现有激烈的反美情绪并且发生了攻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汉根的事件，要不是警察向愤怒的人群说明另外一个记者是德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他也难于幸免。    但是，尽管群情激昂，到选举时间结束的时候，只有２４％的选民投了票，政府宣布，选举明天继续进行。    大马士革选举中令人注意的是公开的反美情绪，尤其是女孩子们。

【合众社莫斯科３日电】苏联最高的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将在５月７日开会讨论和通过共产党关于分散苏联的工业和改进它的管理的计划。这个在２月间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起草的计划，将全面检查苏联的工业管理制度，并且将在苏联的经济方面引起斯大林在１９２９年开始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最大的变化。    议程至少将包括两个主要的项目：第一，经济的改组或所谓“赫鲁晓夫纲领”；第二，中央委员会在去年１２月的一次会议上下令修改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的修订本。    赫鲁晓夫可能发表关于他的纲领的报告，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他的纲领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征求工厂、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意见。    在过去一个月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活跃的讨论，报纸让人民的意见有广泛的发表机会，并且时常刊载著名的行政官员和工厂经理的文章。    据报纸说，苏联的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赞成赫鲁晓夫的建议。至今还没有公开发表的对他的建议的批评。相反的，工厂经理、各个共和国的部长们和所有的地方行政官员对于改革表现出非常大的热心，他们将由于逐渐得到他们各自的机构内的更多的管理、甚至计划的权利，而从这种改革得到相当大的好处。    最高苏维埃将研究过去一个月中提出的一些小的修改和建议，这些将包括在最后的草案提纲中。预料，草案的细节将在来年中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拟订。    在主席团的所有委员中，赫鲁晓夫同目前的改革关系最密切。    他最初在１９５６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中暗示要对工业管理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赫鲁晓夫在２月间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除开主席团指定党的第一号领导人担任这样一个重要改革的发言人的明显原因之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力量。    他们说，虽然主席因其他委员无疑地承认把工业机构现代化的必要性，推动这个改革的却主要是赫鲁晓夫。他领导乌克兰党组织一直到１９５３年，其间积累的地方经济问题方面的丰富经验使他懂得，把工业管理地方化和使地方积极性有更多的发挥余地是适宜的。    除赫鲁晓夫以外，制定改革计划和修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别尔乌辛大概也将在将要举行的会议的辩论中起很大的作用。根据赫鲁晓夫的方案，国家经济委员会将予以撤销。    最高苏维埃看来会批准赫鲁晓夫的方案，基本上照它目前的样子。然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地方经济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问题，如何最好地保证对是否严格执行厂际供应合同的监督问题，部长会议下面应该设立那些委员会来管理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的问题。这些大概是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最可能讨论的问题。美联社评别尔乌辛任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    【美联社莫斯科３日电】克里姆林宫星期五任命“经济沙皇”别尔乌辛主管中型机器制造部，按照赫鲁晓夫所订的苏联经济彻底地方分权化的计划，这个机构终久是要取消的。地方分权化计划将需要若干月时间来实现，而克里姆林宫素来是惯于在它的经济机器的任何齿轮出现松脱迹象时把它的第一号人物之一派去作临时的排难解纷者的。    中型机器制造部是在１９５３年前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的那个晚上成立的。美国的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证实这个部门是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相等的一个俄国机构的假托名称。在贝利亚下台以前，他曾主管原子能生产。

【本刊讯】纽约“工人日报”５月３日在国外栏登载了约瑟夫·克拉克的文章，题为“毛泽东的一篇新报告”，文章说：用首要的北京共产党报纸的话来说，“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人民日报”谈到了最近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以后紧接着进行的深刻讨论和所发生的变化。    毛的报告全文还没有得到。但是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出现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了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的民主化过程仍在继续。中国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是强调多党制度，以及需要说服资本家和其它人而不是使用压力，并且还承认了多样性意见和利益的不同在社会所有制下并不会结束。这篇社论还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但是又说，党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必须时常和其它政党和团体协商。非常明显——去年２月发动起来的这一过程离结束还远得很——这只是才开始而已。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４月２８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毛平定了教条主义者的反叛”文章，评论我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说：    在九个月中，毛泽东第二次进行干预，来平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场严重的争论。新的争论集中在去年夏天通过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有思想和讨论自由（在一般支持政权的范围内）的党的政策上，这个政策归纳成为毛的一句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项政策决定是从周恩来的下述指示中演变出来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太珍贵了，因此不能因为他们是在英国和美国训练出来的就排斥他们；这个政策决定也是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反对政治压迫而采取的。而教条主义者们一直在攻击这个自由主义化的办法，说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宪法的。    今年２月，毛向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各阶层一千八百人发表了一篇历时四个小时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演说。虽然这篇演说没有全文发表，后来官方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却清楚表明，毛坚决支持自由分子，向他们保证，思想和讨论自由的政策不变。    “人民日报”说，“这是党的长期的政策”，该报并用了许多听起来像毛自己说的话的词句：它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文学创作和艺术方面呈现了新的生命。许多人觉得，他们的眼睛睁开了，他们的精神为之一爽。他们对教条主义者说，真理永远会占据优势，马克思主义只会从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说理的争论中得到好处，“摆脱片面的武断的宗派主义”。    转而谈到毛的另一个主题人民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人民日报”说得十分坦率，它说，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样多。    教条主义者可能再次反对。但是，自从推翻斯大林主义以来的整个事态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愿意重复莫斯科的错误。如“人民日报”所说，毛在２月间规定的是党的长期政策。

【中央社西贡４日电】今晨九时，一群数约三、四百名土生华侨前赴使馆领取登记证，另有被没收居留证的土生华侨同时前来报案，一时户限为穿，秩序大乱，越警上前弹压，将其驱散，冲突遂起。虽经警察向天鸣枪示威，亦无法制止，成百土生华侨遂将使馆内玻璃门及办公厅全部捣毁，并冲上二楼要求谒见袁子健公使，提出问题获得答复，然后散去。这事发生自始至终历时两个钟头，只一名土生华侨微伤。    【中央社西贡４日电】据合众社消息：数百名华侨青年今日涌入中国公使馆内（本周内的第一次），将楼下办公室打得一塌糊涂。高呼狂叫的群众于今日上午十时左右冲入使馆，并拒绝官员们要他们离去的请求。他们将楼下办公使用的木隔墙打倒，窗玻璃数十块被打碎，墨水瓶及电灯等被掷在地上，公文卷宗亦被乱掷地上。据使馆官员说，至少有三名示威份子被满地的碎玻璃片所割伤，但使馆官员并无受伤者。    在他们冲入使馆后一小时，即上上午十一时之际，示威份子乱躺在地板上及二楼的椅子上，并拒绝离去。使馆外有警察的援兵站立，街上有数百人围观，大部份示威份子都是十九岁及二十余岁的青年。

【本刊讯】前英国驻苏联大使凯利，４月２８日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是卫星，还是太阳？”的文章，评论我“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本刊４月３０日曾刊载了法新社报道的关于这篇文章的简短消息，现将该文摘载如下：    “共产党人需要一个永远没有错误的指导。他们可以指望谁呢？……我愿意把赌注压在毛泽东身上。”我在斯大林去世前十个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就冒险作出这个预测；从最近两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中证明，这已经是事实。    北京“人民日报”在去年１２月２９日刊载了一篇官方的长文章。它的直接目的是为斯大林的理论和成就辩护，把这些理论和成就同他错误的个人专断区别开来。文章认为，个人专断“同他的成就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赞成苏联在匈牙利的干预；对南斯拉夫提出“兄弟般的劝告”，认为他们“作得太过分了”。但是它广泛地论述了理论问题，叙述了苏俄的历史，解释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大国沙文主义”和过分的“地方民族主义”之间、各国共产党内部意见的矛盾和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以对付“一心要消灭我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最高需要之间的正确的中间路线。“我们决不能忘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但是，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冷静的、自信的、宏伟的态度，无所偏袒地对俄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分别加以赞扬，也提出了指责，确定了党在将来的方针；它对俄国的成就作了既有区别的、又很神气十足的估计。这是法官在自从“揭露”斯大林运动以来震撼世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对世界共产主义陪审团的总结。    这篇文章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犯的错误只有一个，这就是它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４年接受了俄国共产党的命令！这意思是，斯大林曾经坚决主张，任何共产党的革命必须永远是在“有历史意义的时机”通过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开始，在那时以前，通过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议会、工会、社会党）进行工作；成功时就夺取乡村。    毛泽东认为恰恰相反，（在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民开始，然后才夺取城市；党应该从一开始就进行战斗，应该同宪法改良者断绝关系。他在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的最后胜利是他的农民游击队军队和他的学生的成绩。    中国的情况使他的党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他的党一向是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阴谋。毛在他的著作中总是讲武力。因此，说他们是“没心眼的土地改革者”的理论完全是一种误解；这个运动比俄国的运动更残暴、更坚决、更一心一意。    毛在拒绝了斯大林的劝告征服了（中国）以后，行为从来不像卫星，并且还满怀信心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举例说，所引的这篇文章断言，即使在完美的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在基本的“生产力”和法定的“上层建筑”之间也还有必须予以解决的矛盾。这并不是一种异端邪说，而是一种新的解释。    对我们来说，一种危险的结果是中国经验在整个亚非两洲的影响。斯大林曾经认为“殖民地”人民是不成熟的；中国人现在特别是在东南亚宣扬土地暴动的福音。可是他们并不是专门以原始国家为对象；他们的出版物数量同俄国的一样大，并且遍销世界各地。    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在强大的政府统治下的统一的国家，采用了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并且迷恋于针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热诚的傅道精神。在１９５６年，钢的产量从四年前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四百万吨，１９６２年的指标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一次生产了全套的摩托车辆，谷物收获量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一千万吨。党员有一千一百多万，但是（跟俄国不一样）它试图用授课和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向全体人民灌输思想。虽然他们最近打破了在教育中只学俄文的情况，但是他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支持俄国的方针。在亚洲，他们给予经济援助，并且多次相互访问。他们号称有六亿人口，并且有庞大的天然资源（只有石油除外）。他们的智慧是大家熟知的。    另一方面怎样？最近有人企图证明他们的经济处于实际的危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些证明都是以官方抱怨（物资）缺乏和要求节约为根据的，而抱怨缺乏和要求节约是共产党国家常用的方法。计划工作终是牵涉到各种挫折和障碍的。    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硬说已经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对政府不满的人被杀死，并且说共产党人“极度害怕”进攻。这方面的唯一凭据是国民党自己的话。这同毛泽东最近放宽对知识分子的压力和其他自信的迹象是不符合的。如果蒋介石相信这样的话，他可以在不得到美国的同意下进攻大陆。除非美国参加进来，否则他肯定会被消灭。除此之外，看来最近将来不大可能会在这里发生大规模战争。    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于发展工业，争取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领导，并且煽动“殖民地”人民。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４月１８日刊载了“多列士和个人崇拜”一文说：法共“新法兰西”周刊两个星期以前刊载了中央委员若内斯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文章。若内斯用十分合乎正统的观点叙述了“创造历史的力量是劳动群众”这种说法之后，感到需要特别赞扬一下多列士，于是说道：多列士“在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的国家，最明智地表达了进步力量的利益和需要”。    “法兰西观察家”说，多列士不大欣赏这种偷偷恢复个人崇拜的做法。他给“新法兰西”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若内斯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益的”，但是最后这样说：“不过，在谈论我们党的活动的时候，特别是党总书记的活动方面强调个人这种做法，是我绝不同意的。”

【合众社纽约３日电】俄国在外交政策上掉枪花似乎越来越频繁了。但是，它的目的仍然未变。在斯大林的时代，克里姆林宫在对待西方的路线上总要隔几年才从硬转到比较软，或反之。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政府似乎每六星期左右，有时候甚至更短一些，就要改变一次策略——但不是目的。    不久前，布尔加宁总理送交西欧各国政府一些信件。这些信件听起来就好像是威胁说：如果它们不停止向山姆大叔暗送秋波，就要用原子弹和导弹把它们从地球上干掉。现在布尔加宁已经开始改变方针。他不断写信给欧洲各国总理，恳求他们对俄国更为友好些和进行合作以保持和平，语调是软绵绵的和甜蜜的——更多的威胁。    许多欧洲人似乎表现得急于接受俄国的奉迎——可是谨慎心理乎似压倒这种急迫心情。    据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正在考虑到莫斯科进行一次访问，想要亲自判断，俄国的这种建议后面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希望。    俄国的运动首先是要讨好英国和西德。在斯大林时期，俄国政府用它的大部分努力来设法使法国和意大利摆脱美国。    俄国最近提出了另一个宣传性的建议，表示愿从它的欧洲卫星国家撤出，如果美国同意撤出它在西欧的军队的话。这种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俄国可能以离开东欧作为美国撤出西欧的交换条件——的主张对于许多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来说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    因此，这种情况同人们可以明白看出的俄国使德国脱离西方的新运动是很适应的。莫斯科在这同时还对德国人使用了数种别的钓饵，如苏联在裁军协议方面所作的让步和吁请波恩政府恢复拉巴罗条约的精神。根据在１９２２年商订的拉巴罗条约，年青的苏联政府背着西方盟国同意帮助德意志共和国重新武装和逃避一部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俄国人提出拉巴罗条约精神的问题似乎也是想离间美国对于西德人的同情。它的味道像宣传，目的是使美国人认为德国人将永远不会是一个可靠的盟国，并且也许我们最好像俄国人建议的那样使德国中立化。

【本刊讯】捷“红色权利报”４月１３日刊载了一篇“讨论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谈到南斯拉夫报纸的某些言论。这家报纸指责南斯拉夫“青年报”上刊载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文章中“大肆谈论所谓斯大林主义和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制度的存在”。    “红色权利报”写道，作者用最难听的话攻击这种虚伪的“制度”。可以理解，如果南斯拉夫青年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政治制度，那么，这并不能促进互相的接近，反使彼此疏远。“红色权利报”继续说道，这已经不是对于具体问题的讨论或者是论战，而是有意识地污蔑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种制度正是对青年具有最大的好处。    这个报纸还谴责了南斯拉夫报纸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害怕货币贬值而在商店排队买东西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似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没有增加的这种说法。该报还驳斥了“经济评论”报对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改革国民经济领导的实质所作的不正确的评论。    报纸谈到南斯拉夫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以及关于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所抱的态度时写道，南斯拉夫同志们的言论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者阴谋的斗争是无所帮助的。报纸指出，“战斗报”对匈牙利事件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同匈牙利共产党人自己和其他各国共产党对这个事件的估计相抵触的。这非但不能促进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接近，反而使得它们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彼此疏远。

【美联社柏林３日电】共产党东德星期五宣称，它的新空军已经由俄国装配了最新式的苏联战斗机——超音速的米格十九喷气机。这个消息是正当盟国专家们对于东德军队在全国规模的“五一”节游行时展示的新式俄国武器的规模表示惊讶的时候宣布的。    看来俄国决定把十万人的东德武装部队变为有效的战斗机器。共产党宣传说，东德加强军备“是对西德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原子某地一事的答复”。    东柏林的共产党报纸“柏林日报晚刊”刊载了可以飞得很高的掠翼式米格喷气机在“五一”节的检阅飞行中经过德累斯顿上空的图片，并且注明这些飞机是“最新式的米格十九喷气机”。其他东德报纸只标明这些喷气式飞机是东德空军部队。东德地方报纸刊载的图片表明，东德陆军开出新式俄国中型重坦克通过马格德堡街道。东德军队只在距西德边境二十五英里的马格德堡开出了这种坦克参加“五一”节庆祝式。    研究东柏林“五一”节庆祝式图片的盟国专家们发现，东德军队装备着许多配有以前从未见过的观测仪器的高射炮。东德还第一次显示了新型俄造大炮、反坦克炮和两栖装甲运兵车。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４日电】今天据说有一位南斯拉夫共产党高级领袖对苏联副总理、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了个人的攻击。报纸“解放张”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理、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卡拉贝戈维奇星期三在萨拉热窝的五一集会上批评莫洛托夫，这篇演说是今天在这家萨拉热窝报纸自五一以来发行的第一期上报道的。    对莫洛托夫的攻击似乎打破了思想争论中的“停战”，自从匈牙利１０月起义以来，莫斯科同贝尔格莱德之间一直在进行着这种思想争论。    卡拉贝戈维奇提到了莫洛托夫发表在４月２２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曾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滞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有关国家如果这样作的话就会被削弱。卡拉贝戈维奇说，这似乎是指南斯拉夫。卡拉贝戈维奇说，“自从１９４８年我们拒绝了莫洛托夫攻击我国政府和党的整个政策的他同斯大林联署的信件的时代以来还没有过去很多时间。因此我们了解得很清楚，当他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合作的时候，在集团范围内的合作的掩饰下究竟是隐藏着什么。”    卡拉贝戈维奇说，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后接着就对他们提出了“不正当的、无原则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官员们表明有企图毁谤南斯拉夫的“很显然的趋势”。卡拉贝戈维奇又说：“由于干涉别国内政，在今天不仅是非常不得人心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也没有好处——关于这一点的最好的例子是最近的匈牙利事件——这些批评家企图表明，似乎我们是在干涉别国的内政。难道这不是很愚蠢并且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们的倾向和意图？也许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政治与国家领导以及我国人民，应该保持缄默和不理睬所有他们的批评，而不顾他们意图破坏南斯拉夫人民的信誉这个事实。”

【本刊讯】英国“当代评论”一月号登载了约瑟夫斯鲁契克写的一篇题为“铁托的国家访问记”的文章。文章说：    由于我出生的故土是捷克斯洛伐克，我带着一种事先就喜欢南斯拉夫的每一样东西的心情到铁托的国家去，因为我属于把南斯拉夫人民看作是“我们斯拉夫民族的兄弟”的一代。我带着奇怪的印象：对普通人民的钦佩、对百分之百的官方机构（生活中没有一个方面不是直接或者间接地由国家——具体地说是由共产党——管理的）的深刻的厌恶和不能了解南斯拉夫为什么还留着那么多巴尔干传统这样复杂的感情离开了这个国家。    当我一处处访问时，我试想客观一些。但是当我一离开这个国家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南斯拉夫的空气对任何想做一个人，而不是党的机器人的人来说，呼吸是有些困难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还是获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就。人们对这些成就（新房子、若干所实验学校、飞机上周到的服务）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过一个时候，人们就逐渐发现了作为那种进步的代价——掩盖着的吃力和半压制着的恐惧。南斯拉夫人有时也高声谈论，但是只有在谈论非政治问题时才这样。当人们提到铁托或者共产主义时，他们的声音就低到耳语那样，他们的眼睛开始往四周看，看是否有任何人在听。    所以，人们可以模模糊糊地感到普遍存在着一种灰色的忧伤的气氛，这种气氛由于普遍存在着争取仅够糊口的生活的令人厌倦的斗争的环境而变得更加浓厚。乞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应当有的，但是的确存在）和农民服装上明显地打着补钉。商店橱窗里的货物永远是劣等的；一家珠宝铺可能只摆着一件商品——橱窗里一只古老的美国闹钟。如果从第纳尔和美元的比率来考虑，所有物价都是高昂的——除去歌剧票和斯利伏维卡白兰地酒以外。人们只能够看到公家的小汽车，因为即使是一辆旧车大约也要卖一万五千美元，一架修过的打字机索价一千美元。    即使是这样，人们可以听到笑声，特别是在市场上的农民中间。要和南斯拉夫的一个官僚打交道真正是锻炼恐惧、失望和灰心的一课。没有一个人敢不请示他的上级而自己作出决定，由于最高的上级在贝尔格莱德，因此要等一个答复是没有希望的。南斯拉夫人自己用一句俗语来刻划这个问题：“我们能向谁抱怨呢？只有向上帝！”由于朝令夕改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改变显然是从贝尔格莱德的卡德尔的写字台上作出的。    为什么这一切要归咎于卡德尔呢？因为整个国家就是那样来管理的。这位共产党理论家一直想向全世界证明南斯拉夫的领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起初，他的政策把农民赶入城市，而这些城市中没有一个有过足够的住处给每一个人。今天，政策是要把他们赶回到农村去，但是农民们一经尝到了城市生活的滋味，就拒绝再走了，而他们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到城里来了。人们告诉我说，就是农民顽固的抵抗才使得社会主义天堂的诺言不能实现。在战前，南斯拉夫曾经生产了足够的粮食来供给它自己和它的一些邻国。今天，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群众就要饿肚皮。因为农民们被永远在改变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弄得团团转，他们往往只生产刚刚够维持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属的粮食。卡德尔是坐在共产主义制度上面的共产党集团的空想和理想派的典型。概括地说，“新制度”的社会结构包括划分得很清楚的几个阶层：统治集团、城市群众、农民和可能还有乞丐和不幸的人。对乞丐和不幸的人来说，连健康保险也是不够的。    铁托是公认的主人。我们所碰见的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承认，尽管他好虚荣，但是他不仅是个领袖，他不仅创造了现在的南斯拉夫，而且他使南斯拉夫团结一致，特别是消灭战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为害极大的冲突。南斯拭夫的知识份子骄傲地着重指出，他斗智斗胜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人们爱戴地把他和已故的弗朗西斯·约瑟夫相比（弗朗西斯·约瑟夫是南斯拉夫敌对的各民族都喜欢的人）。铁托被共产党的执行者们所包围。由于人们一般认为警察部长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计划工作负责人爱德华·卡德尔是铁托的继承者，他们大概最接近他了。    宫庭统治层以下是部长们和共产党其它高级执行者们以及陆军和警察的官员们。由于个人买不起汽车，因此，统治集团成员的重要性可以从小汽车的牌子和他们私人的房子或者公寓的华贵程度中看出。城市群众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医生和律师（还可以私人开业的只有那么两个职业）、大量国家工作人员和官僚构成社会结构的上层。后者的重要性可以从他们的公事皮包的大小和种类来衡量的。公事皮包越大越胖、拿着这种公事皮包的人在城市的街道上跑得越快，这些人就越重要。他们的下面是退职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五十岁以下，他们通常都以搞副业来补他们微薄的养老金的不足。艺术家、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属于特别的一类。他们享受特权，并且由于他们的工作而正式地和非正式地受到尊敬。在这个基层中的中层和低层的特点是，有一种新的人，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烙印——衣着、谈吐、一般作风和生活方式。农民自成一个阶级，数目多、好心肠、坚忍不拔，仅仅由于反抗一切共产主义的东西的倾向就在慢慢破坏铁托的共产主义。尽管农民们普遍贫穷，特别是在铁托使农庄“集体化”的年代，但是到处可以看见遗留下来的鲜艳的农民服装。这次试验失败了。原因之一是，机器的缺少。这意味着集体农庄的生活对于被引诱加入的人来说并不好些，当同斯大林闹翻以后，政府决定准许农民回到他们农庄的时候，大批大批的人很快地退出了。总的来说，男男女女都宁肯穿不触目的普通服装，好像如果一个人穿得好，他就几乎会被当成反动派看待，年青人认为穿得漂亮是表示资产阶级思想。    虽然大多数南斯拉夫人都坦率地谈到这个政权的弱点，许多人对于不断的官僚主义压力和要求感到愤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群众已为思想灌输所打动。凡是希望不被指责为不爱国或反南斯拉夫的，必须参加社会主义联盟。它渗入人民的深处，随时随地到你家中去，因为它什么事情都管。一个外人一到这个地方或者可能在那里停留，它就马上报告警察。“学习”会，“自我批评”会和“讨论会”经常是列在日程上的。    报纸和电台是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的主要手段。外国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可以自由流通，并且可以在大城市的咖啡馆里买到，但是群众们读“战斗报”和这家官方报纸的化身。电台补充报纸和学校，乡村文化站也是补充。电台只是用来补充，因为收音机很贵。书店里摆出了一些美国作家（布罗姆菲德、杰克·伦敦）的译本，包括侦探小说的译本。大多数流行音乐是来自美国。最重要的是，教堂仍然开放。在复活节，天主教教堂挤满了人，大多数是老妇人和一些比较年轻的男人，但是没有年青人或十几岁的人。目前的困难可能主要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怕的牺牲和当斯大林企图推翻铁托的时候发生的危急状态所产生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行了过多的投资，牺牲了人民日常的需要和愿望。

【本刊讯】“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５月１日登载一篇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的专栏文章说：英国谋杀独裁者纳赛尔的阴谋已经悄悄地改变了，但是这决不会公开承认的。    英国在埃及的工作人员现在奉命不惜任何代价保护纳赛尔。理由是英国现在认为纳赛尔可能的继承者将比诡计多端的独裁者本身还危险。纳赛尔在自己周围保持这样多的共产党同情者，以致一旦他逝世，共产党大概会完全控制埃及。    美国特务人员是知道英国原先的谋杀阴谋的，这种办法似乎是解决埃及问题的猛烈手段，但是在充满阴谋的中东，就是这样玩弄政治的，美国特务人员还说，英国在认为谋杀的惨剧会对自己不利以后，改变了指示。    他们认为共产党会把纳赛尔宣传成为一个殉难者，利用他的死来激起阿拉伯人的情绪，从而控制政府。纳赛尔的可能继承者是现在的内政部长毛希丁，他控制着秘密警察。人们认为他是莫斯科的傀儡，残酷透顶。    埃及政府中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物是另外一个奉行莫斯科方针的人教育部长侯赛尼，他还指挥着所谓“民族解放军”。他最近号召埃及学生恨西方“敌人”，这就是他那种“教育”的一个例子。侯赛尼喊道，“打垮他！杀死他！消灭他！每一个同胞，每一个青年，每一个老年人必须记得，毁灭我们敌人的第一个因素是恨他，鄙视他，心中充满对他的愤怒和憎恨。”

【本刊讯】据国际新闻社报道：一个日本人在１８９７年设计的一种新的日历制度，据傅正准备提交联合国供全世界采用。这种由工藤茂三郎发明的日历，曾在１９２５年被提出来请国际上采用，但是遭到了国联的拒绝，从此就一直默默无闻。    据发明者的儿子工藤龙治说，这种“折衷日历”把３月４日，就是春分那天，定为一年的开端。工藤说，在温带气候转为温和的春分时节来开始一个年头是最最合乎逻辑的。    他又说，现在的日历的缺陷是，一年的开始没有意义，各月份日数的次序和长短不规则，每周的各天由于闰日造成的推迟总是落在不同的日子上。他指出，这个日本的制度将使春、夏、秋、冬四季开始的一个月是三十一天，而其它的月份是三十天。多余的一天将放在一年的中间而使得日历年和天文学年一致，而闰日将被移到一年的末尾去，这样即使是在闰年，日子的次序也是不变化的。多余的一天和闰日也都将不包括在星期中。    工藤日历不同于德国西夏特在１９０３年所设计的世界日历。这个世界日历于去年被联合国搁置起来，因为它对宗教生活有着不方便的影响。西夏特的制度是把一年的开始订在星期日，而在１月、４月、７月和１０月四个月份是三十一天，其余的月份是三十天，把闰日放在年中６月３０日之后。这个日历也同样不把闰日和一年的最后一天包括在星期中，以便保持月份的日数的有次序。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４月８日在“商业要闻”栏刊载一篇题为“服务性行业景气”的文章说：    尽管消费品畅销，钢铁工厂的生产打破纪录和各方面都有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但是这个国家商业的最生气勃勃的一角却是根本不生产任何有形东西的一角。    美国的服务性行业，从美容院到指甲美化师，到电话公司，始终比货物生产行业增长得快，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经济的方向。    好莱坞的西埃斯特旅行社作的广告说，“要在墨西哥结婚或离婚吗？让我们为你安排旅行。”西埃斯特的工作人员自然是特别擅长于向那些对边境以南结婚和离婚情况感兴趣的顾客解释墨西哥的法律和居住必要条件的。在芝加哥，有些人显然感到在歹土举行葬礼的时候需要保镖，明星侦探事务所把它自己说成是“芝加哥第一流的送葬护送服务社”，并且提供受过训练的身强力壮的人来维持坟场旁边的安全作为证明。在洛杉矶，一个名叫奥利弗的人干交通罚款公司的生意，他在过去两个月净赚了一千美元，办法仅仅是站在那里代付罚款（每人收费一美元）。    对各种各样服务的需求逐月地增加——服务业急速地增加来赶上消费者的需要。它们使消费者活着，不坐监狱，它们为他出主意，使他美化，给他娱乐，给他分析问题；给他的东西生热，发光，油漆、修理、洗涤和烘熏；它们为他的事业提供工作人员，为它宣传、油印、整理，使他的生活轻松舒适，而最后，它们为他埋葬。    这种负有这个重大责任的服务性“行业”根本不是一批行业，而是商人和专门职业者的大杂拌，它们除了都没有货物可卖以外，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出卖劳力、智慧和货物的使用办法。从精神分析家和曼哈顿摩天楼的打杂女工到植物病医生和西雅图的出租椅子公司，这些五花八门的服务是美国经济中成长得最快的一个部门。    自从１９４８年以来，消费者用在服务方面的费用增加了７４．３％，几乎比用在货物方面所花的费用所增加的数目多一倍。在服务方面花的钱在１９５４年增加了四十六亿美元，１９５５年增加了五十八亿美元，去年增加了六十八亿美元。自从去年１２月以来，仅仅是消费者在服务方面所花的钱达到年率一千亿美元大关——比１９３９年国民生产毛值还要多——占消费者全部花费的将近五分之二。    债务和赋税：所得税顾问这行职业勃兴而起，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被列入比较高和比较复杂的赋税的一类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服务性行业普遍的景气只是对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事实是，没有比一个国家日益着重非物质的东西这件事更能可靠地说明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了。    居住和房屋经营：消费者们现在每年要花三百多亿美元在住房方面，而在十年前是一百二十亿。除这以外是大量的水电交通，修理、清洁、刷新和租赁行业，它们是靠房屋业繁盛而兴起的，它们现在已经是一百五十亿美元的行业。    汽车业：汽车使得全盘的服务花费大大增加了，因为汽车修理、洗车、停车、租车和其他服务业是靠汽车为生的，在过去十年中它们在消费者花费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两倍，达到三十多亿美元。    衣著业和个人享受服务业：洗衣房、乾洗匠、制鞋匠、理发匠和美容店，据说在消费者服务性花费总数里，得到五十亿以上美元；十年间增加了７５％。亚特兰大的温尼—爱伦鞋跟修理店，只修理鞋后跟（店主解释说，“这是修理皮鞋这回事儿当中我们懂得怎样干的唯一的一部份。”），但它的营业额在五年中间一直是直线上升，尽管它的极端专业化，尽管修鞋业是过去十年中没能增加收入的很少的几个重要行业之一。    文化娱乐：有些服务性行业的目的是增加消费者空闲时间，而有些行业则从中取利。参加运动的化费，从草地费用到私人飞行训练费，在十年中间从二亿八千四百万增加到六亿三千一百万美元；合法的戏院和歌剧院的收入从一亿四千八百万增加到二亿二千一百万元。    事务服务业：广告业本身就是一个九十亿美元的企业，虽然在去年美国工业部门的生产工人数目减少了十万人，但是保养、文书和其他服务工人却增加了二十五万人。    乍看起来，服务业似乎是美国商业的最不实在的一部份，但是尽管剪狗毛或教跳舞这两个行业显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整个服务行业实际上是越来越强大，比其它经济部门更不容易受萧条的影响。商务部首席统计专家帕腊迪索指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了，你还是不会不打电话或不开电灯。“事实是，如果境况不好了，你可能会去把你的旧皮鞋换个底，而不会去买一双新的。”    货物制造商可以用自动化和其他的新技术来抵销日益增加的成本，但是服务业（除非水电交通方面）却没有这种好处；它们的成本几乎全是劳力成本；这种成本必须随着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提高。结果是，在战后，日益增加的服务业成本远远超过了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增加的数目。譬如在过去十年中，医疗费用增加了３７．７％；个人享受费用增加了２１．４％；各种公共运输扶摇直上，增加了９４．１％。比较起来，粮食费用只上涨了１５．６％，衣着费用在过去十年甚至下跌了８．７％。

【合众社华盛顿２日电】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一致通过出借四十五艘舰只并且另外出卖四艘船只给美国的盟国的法案。海军作战参谋长伯克海军将军说，这些舰只将从美国后备舰队中抽调，万一发生战争，美国的盟国可以用来布置水雷、进行反潜艇战和护航。    这项法案将批准出借四十五艘驱逐舰、护航舰和潜水艇，出卖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潜水艇。这四十九艘舰只中的十九艘可能给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二十一艘可能开往拉丁美洲国家。有两艘可能给台湾和泰国，另外七艘将留待紧急时加以分配。    伯克说，海军有足够的后备舰艇，可以付出这些舰只。他说，海军现有九百八十三艘现役舰只，另有一百二十艘驱逐舰、五十艘潜水艇和一百五十艘驱逐舰护航舰用作后备。伯克说，并不打算根据这项法案把美国的两艘原子潜水艇中的任何一艘交付给其他国家。在这些舰只出卖或出租以前，美国需要用八千九百万美元来修理和改进它们。出借的期限将为五年，但是可以延长。将由外国为这些舰只配备人员维持这些舰只。    西班牙不属于预定获得这些舰只的国家之中。美众院农委会通过追加剩余物资援外    【美联社华盛顿３日电】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今天表决通过授权政府追加价值十三亿美元的剩余粮食供给友好国家。但是同时，农业委员会再次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解除不准同赤色卫星国家交换粮食的禁令的要求。    农业委员会同就美国给予波兰九千五百万美元援助的计划达成初步协议更加趋于接近了。在这项援助计划中，大概有九千万美元是剩余农产品，大部分是棉花和小麦。在政府以外国货带出售剩余物资的权力以外增加十亿美元以后，政府在这方面受权出售的总额就从三十亿美元增加到了四十亿美元。授权政府赠送的总额将从五亿美元增加到八亿美元。    农业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库利说，以后“也许有可能”通过一项撤消换货禁令的规定，只要这项规定是包括一定的限制，明确写明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同它们交换物资的那些共产党卫星国家。他特别具体指出赤色中国、北朝鲜和北越这三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