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２３日电】（评论员：高田秀二）共产党中国毛泽东主席向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浅沼等人所作的说明，包含着许多值得我们在各个方面加以考虑的问题。    第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使我们从新想起了目前日本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毛主席说愿意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乃至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要想缔结和平条约，两个中国问题、日美关系、美中关系等等问题的解决将成为前提条件，这是不可缺少的。毛主席说：“只要日本政府表示赞成，在消取日美安全条约以前也能够缔结日中和平条约。”但是在两国之间存在着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那样以日本为假想敌国的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日本还不能立刻同意缔结和约，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一样。    虽然共产党中国表示，如果日本“完全独立”，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消除，就取消中苏条约，但这也只是架空的议论。事实上要想使美国同意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按现状来说，是比共产党中国使苏联同意废除中苏条约更加困难的。光看这一情况也可以知道，日本的处境是很复杂的。    第二，令人感受到，同样是共产主义国家，而苏联首脑的措词和共产党中国首脑的措词好像有非常大的差别。例如：“台湾问题也许要花费时间的，不过，需要坚持地去做”；“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也有撤除军事基地运动，所以应该同那些人合作进行”；“中国还很穷。再过十年左右，将会达到能同日本平等贸易的阶段”；“即使日本、中国、印度已经有了原子弹，美国在那时还要有更多的原子武器”；在随手拣出的这些话里面，有着极其冷静而谦虚的对事物的判断。这可能是从中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不能强迫、应该坚决用说服办法的观点产生的，比起苏联领袖有时讲出的自以为是的高压的话来，在这富于理性的谈话的背后不能单纯地一口把它说成是一种东方的非进步性的表现。    对于即将举行包括共产党中国问题的讨论在内的日美会谈的岸信介内阁说来，它对社会党使节团同毛主席的会见，表示相当关心，这是不言而喻的。岸信介内阁和自由民主党的对共产党中国方针是把接触尽可能限制在经济和文化范围内，而不走进政治领域。但是根据过去政府的态度来看，要说政府对经济和文化接触抱过热情，就是在情义上也说不出口来。的确，在政治上是有多方面的困难的，但是在正视国际形势的时候，如果始终采取目前这样的消极态度，只会使国民的希望落空。至少在文化、经济交流等方面，即使更进一步拿出热情来，照理美国也不会在表面上露出不满。不可否认，日中关系为日美关系所左右，是个事实，不过政府有无积极的热情，在相当程度上是能够使这个关系更富于灵活性的。    谈到社会党使节团，他们弄清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观点的功绩，是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的。不过，如果冷静地研读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话，便可发现，一切都是立足于假定之上的正确论点，一切都是应该“化出时间，坚持地”向前推进的。拿军事基地问题这一个问题来说，毛主席教给我们说，要同处在同样条件下的外国合作，这一点是应该认真地反省的。

【美新处华盛顿２３日电】下面是国务院发表的国务卿杜勒斯２３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摘要：将允许少数记者来华作实验性访问    问：美联社董事会在昨天会议上不同意政府的不让记者到共产党中国去的政策，他们再度声明，他们认为是允许有资格的记者从中国大陆作第一手的报道的时候了。上次我们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正在认真考虑整个问题。先生，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改变这个政策的前景如何？    答：副国务卿赫脱和我一直都在仔细地研究美国记者到共产党中国去的问题。    国务院乐于让美国公众通过美国记者知道关于共产党中国的第一手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意一般地允许美国人到共产党中国去，在那里资敌治罪法仍然适用，而且已经在共产党中国的美国人正在被当作政治上的人质关在中国监牢中。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采取这样一种护照政策，它允许进行负责的采访，同时却不允许一般美国人涌入共产党中国。    曾经有人向国务院建议，新闻界自己提出一个建议，规定人数受到严格限制的负责的记者代表整个新闻界到共产党中国去。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有选择的实验是可以和我们总的政策一致的。    我们就这个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我们提出能够满足新闻采访目的而又不致使被认为对民族利益重要的限制全部瓦解的建议。    我们继续乐于听取新闻界可能想提出的具体建议，我们也要继续自行研究这个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还是同一个问题，三个记者，三个美国记者蔑视（如果用这个字适当的话）国务院的限制竟然进入共产党中国，他们的报道和摄制的照片在美国传布极广。你认为这些报道和照片对共产党政权有利而对我们有损失吗？    答：我认为任何客观的报道都不会有利于共产党政权或是不利于我们。我一直试图阐明，我们的政策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为了要切断关于共产党中国内部情况怎样，真相怎样新闻来源，但是显然在阐明这一点上我没有成功。美国人民对于共产党中国的真相知道得愈多，我们就愈高兴。    问：国务卿先生，关于去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除了报界组织以外，有别的团体对国务院施加压力吗？    答：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认为在这方面发给一些护照大概将引起别人提出申请，而这些人又转而引起另外一些人提出申请。    问：先生，我谈的是除了搜集新闻的组织以外的其它组织。    答：嗯，你们看，你们在搜集新闻的组织和其它组织之间并没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界线。名目是很多的。照片啦，文化研究啦，医学研究啦，在那边进行着的各种各样东西的研究啦，我认为没有办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而别的任何人也无法向我提出这样一条界线。如果任何人来提出一个建议如何去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使得我们能够说，属于这条线这一边的人们可以得到护照，而在这条线的另一边的人们就不能得到护照的话，那我们将非常高兴加以考虑。我们希望新闻界人士自己能够来提出一个建议。到目前为止，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想不出任何这样的办法了。无意邀请中国记者访美    问：国务卿先生，在记者到共产党中国去访问的问题上有一个问题请你澄清。你愿意考虑的这个试验是进行一次就完了的试验——那就是，记者在联营的基础上到那里去，访问共产党中国后就回来——还是你愿意批准经常进行的事情呢？    答：咳，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定见。至少我首先主要认为这是进行一次的试验，看一看它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其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它是否会引起为其他的人要求大量的护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加以制止。    问：国务卿先生，请允许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在政府决定是否同意让美国记者前往共产党国家去以前，你或者政府是否考虑向共产党记者发出访问美国的同样的邀请？    答：我们无意邀请共产党中国的记者到美国来。我并不知道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因为这样的护照一定会是由我们不承认其为政府的一个政权发出，所以向那些持有只有从中国共产党政权发出的证件的人发出签证，让他们到美国来，将是不实际的。坚持“解放”政策    记者问：国务卿先生，想来，解放卫星国家的问题触动了苏联人最痛的地方，然而你昨天又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论点。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选择这个时机的意义？是不是说苏联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俄国人对外来的这种压力特别敏感呢？    杜勒斯答：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经常不断地强调我们关于解放卫星国家的看法；在关于我们外交政策基本考虑的任何总的回顾中，我想，这个问题总得包括进去。你们一定记得，我们从来没有由于尊重苏联的感情而隐藏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最高级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在回顾我们的基本政策考虑的时候不提出这个问题，那倒会是向后倒退了很重要的一步。冲绳岛不归还日本    问：国务卿先生，由于日本首相即将访问我国，日本国内目前重新发动了一种运动，要求把冲绳和琉球群岛中的其他岛屿归还日本。你过去曾经对我们说，在远东不再存在紧张局势以前，这是作不到的。美国是否仍然抱有这种态度呢？    答：是的。我们当时曾经同日本人一致认为，在远东和在太平洋区域的稳定与和平获得保障以前，占领这些据点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得目前有理由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打算最后取得这些岛屿的主权。主权仍然属于日本，我们也并不认为这种安排是永久性的安排。苏联在裁军会议上态度比以前严肃    问：你曾经把我们在伦敦进行的裁军会谈很简短地描叙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进行过的最严肃的谈判。先生，你能否对此加以解释？这是不是意味着发生了任何打破僵局的事情？或者，先生，你能不能对此作任何解释？    答：在我们看来这些谈判是最严肃的，这意思是说，苏联代表们在这次讨论中不那么进行公开宣传，并且说了较多的平静而清醒的话，这些话并没有用某种歪曲方式以文字发表。我们由此推断他们可能比从前任何一次都严肃些。我在昨天的谈话里表示我们的确期望有可能以谨慎的步骤谨慎选择、谨慎保障的步骤前进。

【本刊讯】美国“幸福”杂志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号刊登了查尔斯·墨菲写的关于在艾森豪威尔“新新面貌”军事方针下的三军地位的文章。内容摘要如下：有过一个“新面貌”    １９５５年会计年度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军事战略上的“新面貌”计划。所谓“新面貌”的内容就是利用美国空军和原子武器的优势重新组织军事上的进攻力量，使美国部队逐渐从容易暴露的前沿阵地脱身，并且通过三年的时期（１９５５—５７）把美国军事建设的发展稳定下来。    埃及和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可能因而增加其军事力量，而这种形势也要求美国重新审查自己的基本军事方针。艾森豪威尔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从１９５８—６０年的“新新面貌”的军事方针，不过它的前提是估计苏联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动全面战争。现在是“新新面貌”    “新新面貌”方针同“新面貌”方针的出发点一样，如果苏联发动任何地面攻击，盟国的陆军将打头阵，而美国的责任只在于提供盟军所缺少的空军、水陆两栖部队和用战术核武器装备的陆军。    美政府实施“新新面貌”军事方针初期，１９５８年度的预算约为三八○亿，比１９５７年度增加二十亿，即５．５％。三军分配额为：陆军八十亿，海军一百亿，空军二百亿。空军１９５７年度为一六五亿。但是三军都不满足于这一预算，陆军要求一二○亿，海军要求一三○亿，空军要求二六三亿。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新方针下的陆军    陆军吵得最激烈，但是不得势。按照“新新面貌”军事方针的计划，陆军将被改为规模更小，但更加专门化的军队。陆军现有的十九个师（一百○四万人）将在１９５７年夏减少到十四个师，共削减十万人。但陆军提出的理想兵力是二十八个师，一百五十万人。陆军策划者的论据是，目前美苏双方原子威力相持不下，双方都不敢使用核武器，因此，战争的胜负已转而取决于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的陆军了。    他们并用东欧和中东事件作为新的论据，来证明世界上充满了只能用常规武器和陆军来对付的局势。因此，陆军要求建立拥有无敌的火力和无比的机动性的“消防队式”的军队。这种部队要在几天之内就能被整师地迅速运过海洋和大陆。这就要求把其装备改为轻型装备而且还要求有更大的空运力量，甚至成立陆军自己的“有机的”空中力量。艾森豪威尔和雷德福同意陆军成立轻型装备的空运师、用战术核武器装备的特种任务部队和近距离防空导弹的计划，但不同意陆军同时维持大量的常规军队和非常规军队。艾森豪威尔驳斥“因原子威力相持，双方不敢使用核武器”的理论说，一旦发生同美国有利害关系的情势，美国将按具体情况的要求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武器。空军今后的发展    空军在争吵中占了优势。空军今后的发展费用分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有人空军”（携带核武器的战略空军，支持陆军的战术空军和防空力量）所需的化费，这在五年到七年之内仍将是威慑战略的决定因素；其二是“无人空军”（远程导弹、无人飞机和火箭），这需要长期研究和建立。空军方面的论点认为在研究新武器方面的预算不够，在替换过时和损伤飞机方面的预算也不够。而国防部则认为研究方面花的钱已很够了。    空军试制弹道导弹现在每年要花１０亿亿，今后两年将花１７亿或更多。到１９６０年夏为止，全部计划得花６０亿，那时还只能有几种武器获得成功，有的仍是在试验阶段。设在北极航路附近的早期警报网，和供空军指挥大陆作战用的半自动地面通讯设备这两项工程共需２５亿。空军建成１３７个联队后（现有１３１个联队），每年因损耗和过时而要替换２，０００架飞机。空军自己要求３，０００架。海军也要增加拨款    海军方面叫得不响，但同样要求增加拨款。二次大战留给了海军很强大的舰队，所以战后海军有经费来顺利地发展用原子能发动和原子火箭装备的军舰。但海军持有同陆军一样的理由，认为其武器体系是空军“大规模报复”力量的必要补助。但是艾森豪威尔和雷德福则坚持，海军力量已经足够应付“新新面貌”军事方针的任务了。他们两人认为任何战争中空军将是决定因素。军费将逐年上升    财政部长汉弗来坚持国家所能拿出的军费最高限额是４００亿，并认为最理想的数字是３３０亿。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低军费开支是１９５５年度的３５５亿。根据“新新面貌”军事方针，以后军费还要逐年上升１０亿到１５亿，这样，１９６０年将超过４００亿。    现在已经成立由科学家组成的“国防问题分析局”，从技术方面来研究新武器和战略的关系问题，以期有助于平息三军争吵。

【本刊讯】美国“商业周刊”３月２日刊载了一篇关于美国陆海空三军力量及其作用的文章，要点如下：美准备打什么样的仗？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未来战争的类型难于作出断言。不过，他们所起草的各种备战计划中都认为另一场全面战争中不可能不使用核武器。他们计划中包括以下几点考虑：（１）小战固然不可避免，而一旦大战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现有的力量，战争胜败在开始不久就会见到分晓。（２）现有陆军已足够对付小型战争，如果发生全面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战略空军。（３）必须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阻止局部战争发展成为全面大战。空军的优势增长    朝鲜战争以来，空军在全部军事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已由三分之一几乎上升到二分之一。这个数字表明，空军在美国国防中是占优势地位的。空军发展的方向就是发展定向导弹。但是导弹只能代替某些常规武器、防空用的飞机以及地面上和海军方面的轰炸任务。至少在１０年内导弹不能代替由人驾驶的飞机。现在导弹的生产费用在空军的导弹和飞机生产费用内只占３５％，到１９６１年可能达到５０％。    空军的现有人数是９１万人，飞机２６，０００架，其任务基本上分为三种：（１）攻击敌人，并对敌人的进攻进行大规模报复。（２）在战场上维持空中优势，支持地面部队，破坏敌人设备。（３）保护美国本土不受敌机的侵犯。因此，分设了“战略空军”、“战术空军”和“防空空军”等三个司令部。    （１）战略空军现有十一个联队的重轰炸机，其中九个联队是Ｂ—３６式，两个联队是Ｂ—５２式。每联队各为三十架和四十五架飞机。一年半后，将在六个联队中由Ｂ—５２代替速度较慢的Ｂ—３６，并撤消六个战斗护航联队。因为Ｂ—５２可以不用护航就能到达目的地。战略空军如果想去轰炸苏联，就必须由海外基地提供大量的中距离轰炸机和空中加油的飞机。在格陵兰、摩洛哥、利比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关岛、冲绳和阿拉斯加这一条弧线上的美国基地，可以保证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选择自己的轰炸目标。    （２）战术空军。由于陆军使用的导弹的发展，战术空军的战斗轰炸机的必要性也就随着减少了。同时为了节约，战术空军部队也需要缩小。但是许多军事家对于过早地依靠导弹仍然有点担心。目前战术空军有十七个战斗轰炸机联队，十二个运输机联队，十一个白天战斗机联队，五个侦察机联队和六个经轰炸机联队。按照新计划，至少要减少一个轻轰炸机联队和三个战斗轰炸机联队。此外还要把三个运输机联队转交给军用空运单位。    （３）防空空军。按照计划，仍将保持现在的规模。除了雷达站和自动指挥站外，还有３２个联队的战斗截击机（都装有导弹，任何气候都能起飞），每纵队７５架飞机。陆军发展原子化    陆军方面认为，新武器的发展，并不能缩小陆军的作用。许多战略家仍然认为，核子僵局的存在，使将来的战斗中不可能使用大型炸弹。因而陆军在集中准备小规模的原子化战斗部队，遇到战事发生，能很快地空运到出事地点，进行独立战斗，并且成立６个原子支援司令部，从远距离支援这种部队。    现在陆军有１９个师：美国本土９个师，步兵３个，装甲、空运各两个；欧洲６个师，步兵、装甲、空运各两个；远东３个步兵师；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各１个步兵师。国防部计划在未来１年半内改组各师机构。步兵师的人数将减少２０％，装甲师人数不变。陆军还有４，２２００架飞机。海军强调打击力量    海军现在强调机动打击力量，要能够很快地利用航空母舰在敌人的海岸边掀起战争。近来海军在战略上的主要变化就是舰队在海面上能够长期停留而不用回到港口去补充给养，如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和远东的第七舰队，因而强调发展在海面上进行舰只和人员的轮换技术，并将“战斗半径”由二次大战时的五英里扩大为五十英里。    海军现有各种舰只９７０艘，其中包括大型进攻航空母舰１５艘，小型支援航空母舰９艘，战斗舰３艘，巡洋舰２０艘，驱逐舰２５０艘，潜水艇１１０艘，扫雷、布雷舰１１５艘，巡逻艇８０艘，其他辅助舰只若干艘。今后建造的新舰只都能发射导弹。此外，海军还有各种飞机９，７００架。    海军陆战队的作用不变，改组计划尚未肯定。但是将来可能稍微减少一些人力，强调每一师的装备都能空运。海军陆战队现有三个师。一师在加利福尼亚，一师以北卡罗来纳为基地分别附属于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第六舰队。另外一师分散在日本、冲绳和夏威夷等地。一个空军联队专门负责支持这三个师。

【本刊讯】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和巴共任务的决议草案以后，今年“工人之声报”每期都以两版到三版的篇幅在“问题讨论栏”内登载长篇文章，对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有不少对党过去的工作和论点的批评。“工人之声报”１月１９日在“问题讨论栏”发表的卡马拉的一篇文章“巴西的经济发展和帝国主义”，用详尽的材料对巴西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分析。现在摘要刊载如下：巴西社会现势的分析    文章先引了巴西共产党党纲中的这么一段：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着巴西，它利用巴西的大庄园主和大资本家作为内应，同他们密切地勾结，以巴西政府为工具，使巴西迅速地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使巴西人民陷于贫困和被奴役的境地，使巴西民族陷于停滞，日益落后以至解体。    文章说，我们过去说，这些论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巴西现实情况的结果。然而这些论点有许多被现实生活否定了，今天已经很难为这一类论点辩护。然而，这些作为党纲基础的论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需要加以强调。例如，在所有帝国主义者当中，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巴西掌握着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美国在巴西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性质，因此是违背我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我们的人民所以不能迅速摆脱今天的贫困境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这种殖民主义性质的政策正是根本原因之一。    卡马拉说，我以为这些论点是党纲基础中的精华，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起了极其良好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他说，为了修改党纲，我愿提出下述一些论点：１、巴西并没有停滞，也不是在渐渐落后和崩溃，恰恰相反，是在以急速的（相对的）步伐前进。进步是“自发地”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工业生产的增长。为了避免混淆，这里应该指出，巴西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像某些人所说那样，是一个正在朝着资本主义前进的国家；    ２、帝国主义者（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等）对巴西工业生产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尽量争取在最后占最大的份额。然而，我觉得，增长的大部分是来自民族资本的投资。    ３、美国帝国主义者在我国的投资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甚至占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其程度并没有严重到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渐沦为美国殖民地。    ４、巴西资产阶级乘帝国主义矛盾激烈化的机会谋取利益，他们极力利用这种矛盾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瓦加斯政府虽然代表种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库瓦契克政府的情况也是如此。巴西生产的增长    卡马拉然后分析了这些论点。他指出：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在谈到巴西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为此热烈欢呼；某些倒退的半封建庄园的代表人物却对这种发展表示丧气。只有我们比较深刻地沾染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说巴西“日益落后”。    卡马拉接着用一系列的表格，说明了巴西生产的发展情况。一份说明巴西工业增长率的表中的数字表明：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６年间，巴西的工业生产绝对数量增加了５５％，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５年增长为７４％。而在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５年间，美洲一些国家生产绝对数量的平均增长率为：阿根廷１０％，加拿大３５％，墨西哥４２％，美国４６％，巴西为６１％。在第二张表中，说明在１９４０到１９５０年间巴西的企业数目从４９，４１８增加到８９，０８６，增加８０．３％。工人数字从７８１，１８５增加到１，２５６，８０７，增加６０，３％。如果以１９４８年的生产指数为１００，１９５５年巴西的生产资料为１９８，生活资料为１５６。其中矿业增加为１４２；水泥增加为２３４，去年已经能够自给，不久就可变为出口国；钢铁冶炼增加为２３３。这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巴西在以主要力量从事基本工业的倾向。    巴西的石油工业也在前进中。如以１９４８年的石油总产量和石油总消费量指数各为１００计算，１９５５年为１４５和２８５。１９５５年巴西原油生产每日为５，５３９桶，消费量每日１８２，０００桶，在巴西炼制数量每日７０，５７４桶。这些数字说明：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说的巴西没有石油，即使有了它也没有能力开发的说法，是被事实埋葬了。    在一份说明电力发展情况的表中，巴西在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５５年期间，发电能力从１，２４３，８７７增加到３，０６４，５５４??，增加了１４６，３７％。发电量自３，１８８，３５８，３９９度增加到１４，０１８，２３５，０００，增加了３６７．９％。以上两项增长率分别为６２·７４％和８７·３５％。在１９５０到１９５４年间，世界发电量的总增长率为４２·３％，美国为６５·３％，苏联为５３·３％，而巴西为６７％。卡马拉说，这些数字说明，尽管外国公司施用种种压力加以破坏，巴西的发电能力生产增长比大多数国家要快，虽然它的绝对生产量是小的。作为总结的意见    卡马拉最后在总结中说，巴西的生产在发展中，１９４８到１９５５年间生产总量增加了４５％，每年平均增长６．４３％。尽管巴西的人口增加率占世界首位之一（每年约增加３％），生产总量的增加率比这还要高，因此“按人口计算”的生产率是增长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在这生产总量中，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最高，这一期间增长了６３％，每年平均增长率是９％。    很明显，增长的情况是不均衡的。增长的速度有几年上升，有几年下降，但是它的意义是明显的：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落后和停滞。这一发展也不是整个巴西都一样的，而是不均衡的，一些州的发展比另一些州快。    最后，必须看到，谁从这些发展得到好处，有多大一部分肥了大庄园主和资本家，有多大一部分成了帝国主义者的超额利润，这一发展对于处于灾难境地而半饥半饱地度过大半生的巴西广大人民有什么好处。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它下一个正确的评价，而不致于轻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吹嘘，也不致于相信半封建大庄园主的忧虑。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发展的确存在，并且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得到了物质基础，而我们往往把这仅仅归因于党的工作不够和最近出现的改良主义理论和倾向；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忽视这一事实了。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莫斯科记者２１日报道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对苏联的看法时写道：波伦在苏联供职很久，参加过许多次有苏联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他不愿根据他这种经验对记者发表他对苏联的结论。但是根据他对外交界人士和朋友的谈话，可以看出可能是美国研究苏联的权威人士的看法。    波伦主要的结论是：像德国和东欧这类重要问题目前还看不到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在裁军和中东这些问题上，他认为东西方有取得协议的机会。他不同意那种认为美国与苏联谈判是极其危险的论调。但是他觉得美国应避免与苏联进行直接的双边谈判，因为差不多每个问题都会涉及其他国家的利盆。因此，波伦觉得任何问题都必须拿到有英法或其他利益有关的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来解决。    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所作的总结是：和平——不用自己付出代价的和平政策。莫斯科不会认为战争是迫在眉睫的，因为它继续实行把高度集中的工业分散的计划。波伦还认为，苏联打垮了匈牙利的反共革命，并不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要党的核心机构完好无损，克里姆林并不在乎失掉一些同路人。    在苏联国内方面，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主要发展是警察归党和政府控制。到现在为止，波伦还没有看到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波伦还说苏联领导现在感到由于匈牙利事件受到世界许多地方的排斥而陷于孤立，一定会欢迎访问任何西方国家的邀请，并且会极其欢迎召开另一次四大国会议。

【美新处纽约２３日电】美国农业部长本逊说，应该为了和平与自由的利盆来促进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位部长２２日在这里的一项电视节目中指出，曾经在去年访问过铁幕国家的美国农业官员们说，那里存在着进行东西方贸易的机会，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本逊部长说，这些机会应该得到发展，“特别是在有机会建立亲善关系的地方”。    谈到当前波兰官员与美国官员之间关于把剩余农产品运给波兰的谈判，本逊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对我们有利的任何地方这样做，这样做对我们有利，且有助于波兰人。”苏美音乐家将相互访问    【美新处纽约２２日电】在苏联和美国的又一次新的文化交流中，两位著名的俄国音乐家将在下一个季节访问美国，同时，两位著名的美国歌唱家将去苏联访问。这次相互访问的消息是这些美国歌唱家的管理人休罗克２１日在这里宣布的。    俄国音乐家是钢琴家埃米尔·基列尔斯和提琴家列·科甘，美国音乐家是女高音布朗歇·塞邦和男中音伦纳德·华伦，他们两人都属于大都会歌剧团。这将是科甘第一次访问美国。基利尔斯第一次在美国演出是在１９５５年秋天。    塞邦小姐将要在音乐会和歌剧中演习。她将于１１月去俄国。华伦现在预定在明年春天去俄国，但是很可能在９月开始访问。科甘在１９５１年布鲁塞尔举行的比赛中是一等奖获得者，从此获得国际声誉。他已经通过唱片而在美国闻名。

【本刊讯】巴黎“人民报”４月１１日发表了以“共产党从１９５０年以来减少了三十五万七千个党员”为题的报道说：根据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和“共产主义手册”的报道，法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０年以来增加了九万六千六百二十三名党员。但是它丧失了多少党员呢？三十五万多。下面就是证明：    １９５０年４月：“党的财务处于１９４９年发出了七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张党证。”（多列士在法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５６年７月：“党的财务处于１９５６年７月１日发出了四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三张党证。”（赛尔文在法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这家社会党的机关报说，这就是说减少了三十五万七千二百名党员。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圣马尼加讯】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４月６日在这里预言说：除非对大气的温度能够加以控制，否则在今后五十年或六十年内海洋面至少将升高四十尺，海水将会滚滚流过纽约城的一部分、旧金山的市区、东京许多区和其他许多沿海的城市，淹没了地球上很多地区。在一个版权所有的新闻中，圣马尼加晚报“展望”星期六援引了约瑟夫·卡普兰的话，他说，由于极冰盖加速融化的结果，可能会发生这种泛滥。    卡普兰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是１９５７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美国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说，冰盖的融化由于人类的“大量使用”石油和煤气的关系正在加速着。    这位五十四岁的科学家说，燃烧的燃料达到了这样大的程度，燃烧后放出来的气体对地球将发生一种“暖房”的作用，他说，这种气体将使离地球十五或十六英里上空的大气变暖，从而将对北极和南极的冰块产生巨大的影响。    卡普兰博士说，解除这种威胁就得实行热的控制。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２月１１日刊载一条消息说：纽约州埃姆斯福尔德的索诺通公司宣布发明一种塞藏在耳朵里的、有大姆指大小的、本身齐全的助听器。制造者们自称，他们的新的助听器是已有的当中最小的（十分之三立方英寸）和最轻的（二分之一盎司）。它可以把音响增大到四百倍之多（对于世界上约一半的听觉不灵的人来说是足够了），它没有什么金属线、绳、夹子或外部附着物。价钱是二百四十九美元，包括检验和服务费在内。    纽约州布法罗城贝尔飞机公司的两名工程师发明了一种供盲人用的新的助“视”器。这种助视器是一个轻便的很敏感的指示器（大约有一支雪茄烟大小），它由金属线穿到紧挟着一只耳朵的一个小的耳内物上。这个助视器借一个像笔一样轻的电池来起作用，发出有规则的、连续不继的声音，声音的音调随着指示器由一个颜色深度移动到另一个颜色深度，由低而高。有一些经验后，敏感的盲人就能够用这个器具确定对象的周界，甚至能够分辨颜色。这种助视器将由巴达维亚（纽约州）狮子（俱乐部）建设公司发行，价钱不到二十五美元。

【美联社意大利米兰１１日电】蒙特卡蒂尼化学公司星期四宣布制成了一种新的人造物质，它比尼龙还轻，对许多工作来说，它比钢还硬，能够经得起很大的热度。这家公司说，这种叫作“莫普莱因”的新物质可以飘浮在水面上。    这家公司说：“莫普莱因”具有高度绝缘性能，它能够经得起温度高至摄氏一百六十度的热水和酸类。它还可以制成纺织纤维，最后这一种用途“特别有发展前途”。    这家公司又说，“我们从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接到了许多希望了解情况的要求。”    斐拉拉的蒙特卡蒂尼工厂将在下月开始大规模生产。

【美联社纽约１５日电】星期一有消息说，美国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用甘蔗来织布的可以大量生产的办法。”    “商务日报”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尼龙公司的洛克斯上星期在美国化学会的会议上说，他的公司发明了“一种用甘蔗渣做人造丝的可靠而经济的办法。甘蔗渣是从甘蔗里榨出糖以后剩下来的纤维性的废物。”    洛克斯说，在试验中制出来的人造丝纤维比大量生产的人造丝好。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在今年３月６日至９日连续刊载了罗伯·纪兰的文章：“新风吹到北京”，其中谈到了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罗伯·纪兰是“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和“远东问题专家”。解放前曾经三次留居我国，自称对我国有十五年以上的了解；１９５５年又曾经来我国访问了二个月。“世界报”在去年１月间，就曾长篇连载了纪兰这次访问中国的印象记，题目叫做“六亿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齿轮中”，文章对新中国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    “新风吹到北京”是纪兰的又一篇诬蔑我国的文章，其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把这一部分摘译如下：    １９５５年底，中国知识界人士人心惶惶。在逮捕作家胡风之后，进行了激烈的“改造”运动，他们因而感到混乱和惶恐。为了补救损失，共产党１月间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研究知识分子情况的会议。    四个月之后，北京的一位要员提出了一个新口号，立即傅遍了全国。这是由八个文言汉字组成的口号，大致上可以译作：“让百种花卉和谐地开放，让百种学派响亮地争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说，准许知识分子回到思想不止一种的状态，恢复种种不同主见的讨论。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陆定一关于这个新口号的演说，这篇演说立即在全国各种知识分子的学习会上受到了讨论。这位宣传部长不厌其烦地着重指出：政府的伟大目标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这两个词，至少在我们看来，同多样性和自由是不大协调的。假如说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科学家却不是这样。争论的自由只在“人民阵营内部”存在，不属于人民内部者不得有自由。最后，整个主张的关键要点是：假如说准许唯心主义在科学唯物主义的面前也存在，却并不意味着组织这两种观点的和平共存，而是组织它们之间的斗争（斗争，这是政权的关键字眼）：以某种方式准许唯心主义进入战场，只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看见马克思唯物主义战胜它。共产党生活的讽刺    接着是怎样实践百花学说的呢？陆定一演说之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了某种自由主义潮流。“人民日报”开辟了批评栏，写文章的匿名作者有时表现出很大胆。由于希望轻松，他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谴责了共产党政权下生活的一切方面：一般人都竭力想显得平庸，人人都噤如寒蝉，科学家“除了引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外，不敢发一言”，学生“考卷上照抄政治报告”，冗长的大报告侵犯生活，批评家施行统治，他们“依据两本书：道德指南和名人言论集”来裁判一切，等等。    因此，作出了努力来把已经令人窒息的气氛换一换。最新鲜的现象是开放了这种花朵：悲观地透露了工人处境或经济困难。不过，在知识界，新气象并不久长。批评本身后来也成了刻板文章。报刊的一般状况并没有改变。第八次代表大会一来，报上又充斥了笨重的长篇报道，以往那种面目可憎的官方报纸模样又出现了。政治思想不许自由    百花学说的真实意义事实上随着学说的日益明确而日益显得有限制。首先，我们要认清：这个学说仅仅涉及所谓“文化”方面：艺术、文学和科学。它并没有使政治思想得到自由，政治思想仍然是党绝对垄断的，任何人都无权加以讨论。然而，必须记住：政治思想在中国是支配整个文化生活的。    “人民日报”不厌其烦地亲自警告读者说：“希望没有人认为思想斗争已经结束，或者认为科学和文艺中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科学报”也对科学家提醒说：自由应该限制在“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因为“科学是唯物的”。“哲学杂志”解释说：给予唯心主义以公开宣扬的权利，那是因为与其让它处于地下状态，不如让它公开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打击。在北京一所新社会主义学院开学式上，一个演说者承认不同的思想可以竞争，但是他警告说：“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加以争论的问题，那是错误的”。    越是了解百花学说的限制，就越能看穿真正的意图。经济计划、新工业、中国建设，由于这些，周恩来才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确实是很迫切的；有文化的人才在新中国真是少得可怜。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仍然排斥在外，那是严重的损失。因此，力求使知识分子安心，允许他们采取比较自由的态度，这样来吸引他们靠拢党。中国的麦卡锡主义    无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科学家，更不用说对于在政界活动的知识分子，例如新闻记者，事实上从未排斥实施这种原则：他们受雇的条件是政治上合乎正统而且严格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自由的思想被当作反革命思想来处理，这种威胁始终是存在的。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到处疑心有共产党。比起中国相反意义的麦卡锡主义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麦卡锡主义需要知识分子不断保证忠诚，并且使他们经常沉重地感到惶恐：唯恐被看成人民公敌或不爱国。    在思想自由方面没有重大的变化，明显迹象之一就是集中营制度依然存在。集中营没有关门，也没有把犯人释放出来。而这些集中营不正是政权所承认的，根本上是改造思想的工具么？也没有看见中国领袖们改变对于天主教施行的以清除反革命分子来拙劣地加以伪装的迫害政策。中国报刊上不断披露的大量材料证明：镇压反革命活动（这个用词是故意含糊不清的）恰恰更加广泛了，激烈程度不亚于以往。“他们谈论不休……”    上述的一切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明：知识界中不信任的气氛和保持恐惧的沉默，不仅是对于国家建设计划带来严重的妨碍，中国领袖们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他们看出了过火之处，也许在理论上也设想了大胆的补正办法，但是对于给予多少自由，在实践上立即表现出极为慎重，慎重得到了悭吝的程度。    十分有意义的是：“人民日报”恰恰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滥用百花学说。“许多人在这方面是做得过分了，超出了范围，以至于主张与其一言不发，不如什么都谈。他们谈论着，谈论不休……甚至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也被否定了。他们借口维护独立思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这就是说，中国人中间存在着要求自由的强大压力，而专政在予以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