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伦敦２２日电】苏联领袖又恢复了他们的一连串宣传访问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在去年曾经有助于提高俄国在东南亚和欧洲的威信。这些新的旅行的范围从北平一直到维也纳和赫尔辛基。    由于匈牙利已经安稳地回到莫斯科的控制之下，其他卫星国家的不安迹象也在逐渐消失，苏联领袖们显然认为恢复俄国人在苏联境外的一度动摇的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    伏罗希洛夫还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表现出了使他的政府的左转变的愈来愈加强烈的迹象。    第一副总理、克里姆林宫的第一号解决困难能手米高扬将在本星期西行。他预定将到奥地利去“保持同奥地利政治家和政界人士的接触”。外交界人士猜测，米高扬此行有双重任务：他可能建议取消这个国家欠俄国的一些经济债务，以争取奥地利的善意；他并且将警告这个独立的国家不要同西方结成联盟。    这个访问运动将在６月初达到高潮，届时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将恢复他们在苏联境外的旅行，访问毗邻的芬兰。外交官员们预言，这两位领袖将充分利用这次旅行来重新恢复和平共处的方针。共产党外交人员已经在国外放出风声说，克里姆林宫正在拟订的计划中包括举行新的“首脑”会议。    【法新社维也纳２０日法文电】米高扬将于星期二抵达维也纳正式访问四天。外交观察家认为：这次访问的首要目的似乎是缓和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奥苏关系上存在的冷淡气氛。维也纳人士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次访问可能成为东西方重新会谈的序幕。

【法新社华沙２０日电】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今天从莫斯科回到华沙。西伦凯维兹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代表团对亚洲的访问“消除了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后对波兰的不了解”。    西伦凯维兹说，代表团同亚洲领袖们进行的会谈表明，波兰人民和那些“相信我们的现实”的亚洲人民之间获得更好的了解是有真正的条件的。这位总理说，这些会谈证明，波兰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将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共产党中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这位总理说，他昨天在莫斯科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见时的气氛表明，波兰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在一种健全的基础上发展着。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１９日电】铁托总统的演说来之突然。这是他自从去年１１月１１日在普拉发表演说指责苏联的领导分裂为“斯大林主义”派和“非斯大林主义”派以来第一次公开谈外交政策。观察家们说，铁托总统对苏联的这种尖锐的提法发生在莫斯科这星期显然是故意谈到苏联希望改善关系这件事以后特别使人感到意外。    人们认为，这个演说是南斯拉夫人为了表示由于克里姆林宫突然改变对他们的国家的政策而使他们感到不安，为了表示他们虽然一方面抱着改善关系的希望，但是将继续保卫他们自己不受莫斯科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攻击而采取的一个行动。    南斯拉夫的权威人士认为，苏联领袖们焦急地希望抵消南斯拉夫对东欧国家的影响，这是这个运动的目的。这些人士认为，俄国人现在可能认为，南斯拉夫的影响已经减少到足够的程度。    这里还认为，苏联的一次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将是任何重新发动的“冷战”攻势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认为，俄国人现在可能已经决定重新执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因此，再发表对任何国家的尖锐的语言将要产生不良的后果。    【合众社贝尔格莱德１９日电】铁托总统今天警告俄国，如果苏联所指使的“破坏我们的少数民族同我国的其他人民的关系”的企图继续下去，南斯拉夫可能“采取某种步骤”。铁托没有说明他考虑的是什么“步骤”。    南斯拉夫的发火和来自邻国阿尔巴尼亚的“和平试探”同时发生；阿尔巴尼亚的总理今天呼吁两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在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讨论以后所发出的这种试探，可能预示苏联的运动的开始。但是，铁托显然没有感觉到这种行动。

【合众社伦敦２０日电】安曼电台今天说，阿里·哈亚里准将已经辞去了约旦参谋长的职务。这次广播说，他的辞职是由内阁接受的。    【合众社贝鲁特２０日电】从大马士革来的消息说：阿里·哈亚里准将在辞去约旦陆军参谋长以后于今天上午到达叙利亚首都。    【美联社安曼２０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哈亚里将军星期六辞去约旦陆军参谋长职务，新的政府危机也许正在酝酿。    大马士革报纸“埃拉伊提报”说，哈亚里辞职是为了抗议新成立的约旦政府的政策。这家报纸预言，星期一由哈利迪首相组成的政府中还有几位内阁大臣不久也将辞职。    【法新社约旦安曼２０日电】约旦政府在正式宣布仅仅在两天以前任命的陆军参谋长阿里·哈亚里少将辞职后，于今晚发表吁请全国人民在目前“紧急情况”下平静下来的呼吁书。    公报宣布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最后的决定之前，任命副参谋长哈巴斯·马贾利少将为代理参谋长。    这个公报还宣布成立以首相为首的大臣委员会，来监督对上星期“在陆军某些部队中发生的某些令人遗憾的事件”的调查工作。    【合众社约旦安曼２０日电】这里的人士相信，前参谋长诺瓦尔可能会被授予特派大使的级别，当驻华盛顿武官。    陆军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四十多个军官的问题。其中有些军官是在前阿拉伯军团英国司令官格拉布少将在去年被撤职以后的一次大动乱中被撤职的，他们现在可能会复职。    【合众社安曼２０日电】可靠人士说，在陆军参谋长哈亚里少将辞职后，今天有八名约旦陆军军官被捕。官方对这个消息没有发表评论。    【法新社伦敦２１日电】伦敦的“星期日快报”今天报道说，在就任两天后即辞去约旦军队参谋长职务的哈亚里将军，打算在叙利亚组织一支“自由约旦军”。“星期日快报”说，哈亚里将军将与他的前任诺瓦尔将军合作建立这支军队。    【路透社安曼２０日电】据可靠方面获悉，国家社会党可能要求纳布西辞去内阁职务；这样一来就会重新造成在本周初看来似乎已经解决的政府危机。    据观察家们预测，如果纳布西真的辞职的话，那就会发生一次新的、更严重的危机。他们说，约旦境内敌对派别之间的分歧再一次明朗地揭露出来了。    据人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到王室手中这样的做法，目的在于准备镇压各个党派、增加对付共产党同路人的行动，并使国王最后能够不必担心发生暴力事件的情况下，接待以理查兹为首的美国援助团。    【合众社大马士革２０日电】约有三千学生今天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解散以哈利迪首相为首的约旦新政府，恢复前首相纳布西的职位。示威游行者手执旗帜，上写要求在阿拉伯联盟的主持下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约旦的前途。他们还谴责艾森豪威尔的中东主义，并要求恢复诺瓦尔少将的约旦陆军参谋长的职务。    【合众社以色列耶路撒冷２０日电】政府人士说，外交部长梅厄夫人今天告诉美国大使劳逊说，如果约旦局势恶化，以色列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梅厄夫人是在接到约旦陆军司令哈亚里少将辞职的消息前作这项声明的。

【合众社莫斯科２０日电】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今天向日本大使门胁季光会谈时建议：苏联同日本联合请求美、英两国立即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这次会谈是应门胁季光的请求而举行的。    据说，赫鲁晓夫批评日本没有支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主张立即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赫鲁晓夫说苏联的立场和它以前说过的相同——它准备停止这种试验，但是西方拒绝达成使禁止试验成为可能的协议。    赫鲁晓夫说：“没有同西方达成稳妥可靠的协议之前，苏联是不能停止核武器试验的。”    据说，赫鲁晓夫说，日本没有支持苏联提出的联合国关于禁止再举行试验的决议案，并且坦率地说，这是由于日本对美国的畏惧。门胁季光指出，日本已经请求美国和英国停止它们的试验，不光是对苏联提出了这种要求。赫鲁晓夫回答道：“这很好，”他并且建议日本同苏联共同向西方国家呼吁禁止这些试验。    消息灵通人士说，日本大使没有答复赫鲁晓夫的建议。但是观察家说这项建议不太可能为日本政府所接受。    同时，门胁季光曾企图说服赫鲁晓夫，说苏联应该单方面地停止它的核武器试验，但是这位党书记拒绝了。他提到众所周知的苏联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按：赫鲁晓夫在数月以前同一位日本记者谈话时说过，苏联不能单方面地禁止原子武器试验，因为这将使苏联在改进原子核武器方面落于西方之后。但是门胁季光说，如果苏联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将被看成是一种力量的标志，会受到全世界的支持。    观察家指出，门胁季光的会见赫鲁晓夫不是普通的礼节上的拜访，此间人士认为，这一行动所选的时机，是要把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放在舆论最为注意的地位。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３月１６日号刊载了神野三郎的题为“日本共产党修改纲领的争论”的文章。（编者注：“经济学人”周刊是日本三大资产阶级报纸之一的“每日新闻”报社出版的，刊载有关日本国内外经济问题的专论、经济调查等，撰稿者多是日本经济学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在政治立场上标榜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立”态度，表现民族主义的倾向。）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实际上已经把纲领修正日本共产党目前的纲领是在和约还未生效以前的１９５１年秋天制定的，纲领具有异常浓厚的“民族解放”纲领的色彩。这个纲领的观点是：一方面规定我国在战后是一个完全隶属于美帝国主义之下的殖民地和附庸国，另一方面，却过低地估计土地改革和战后的民主化，认为在农村，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度仍然占统治地位。以这种对形势的判断为基础，采取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战略。    因此，把日本革命估计成为像中国那样的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类型，轻视议会斗争，倾向于采取实力行动的左倾战术。而且这种方针在媾和以后还被继续采用，所以共产党的运动脱离实际，共产党变成了脱离群众的政党。    在前年夏天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是想一方面结束起因于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的主流派（德田和野坂等人）和国际派（志贺和宫本等人）之间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大大改变战术，从基础上来重建党，以使脱离实际的运动回到正路上来。    “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一、“日本虽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是一个被美国一国占领和丧失独立的附庸国”，这就把以往的殖民地附庸国的规定修正了。二、“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土地的再分配，给阶级关系带来了某种变化”，稍为修改了寄生地主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评价。    可是，“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像上述那样，虽然对构成纲领的两个重要因素的对形势的判断作了事实上的修正，但是决议劈头却说“纲领的一切规定都是正确的”，认为纲领没有修改的必要，所以问题就发生了。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所以作出这种自相矛盾的决议，是因为“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急于要做的是从速结束几年来的分裂状态，主流派和国际派在政策问题上实行妥协所致，这种看法好像是正确的。站不住脚的两个阶段论    在党内首先成为讨论的中心题目的是农民问题，由农民部长绀野与次郎（前主流派）负责起草，以地主制度的复活和土地斗争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方针，遭到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回到党内来的前国际派的农民运动家和农村党员的大举还击，并且党内要求彻底地修改纲领的有关农民问题部分的呼声也处于压倒的优势。关于“和平革命”是否可能的问题，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以后，到去年６月总算加以正式承认。    在去年６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对于农民问题和和平革命的可能性的问题，决定了修改纲领的方针。    但是，党指导部却认为“媾和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虽然在内容和方法上有了改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还认为没有必要修正纲领中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基本原则。    对此，从去年春天以来，以东京都和关西地方的党组织为中心，发出了强烈的呼声。他们认为：从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目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加强、并且向着帝国主义的自立的方向前进的现状看来，需要全面地修改那种所谓首先进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获得独立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采取两个阶段的革命方式的现行纲领。    就是党本部也不能不顾来自下层的上述呼声，在去年９月发出指示说，修改纲领不光限于农业问题和和平革命问题，在明年夏天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要展开全党讨论。    关于农业问题，认为寄生地主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等已经不占统治地位，说反对垄断斗争是农民运动的核心的意见，已经在党内取得制胜的地位。    修改纲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下述两点：今天日本的革命是要采取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方式呢，还是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要决定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目前掌握日本政权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呢，还是日本的垄断资本，两者关系怎样？    在这个意义上，据料争论的中心将是如何评价日本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自立”同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附属”美国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意见现在把从已经发表的文件里面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发表如下：    第一种是党本部的正式见解，它认为日本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仍然附属于美帝国主义，基本矛盾存在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之间。（第六次中央委员会野坂的报告）。根据这种看法，日本的反动势力是处在身为美国占领日本的核心的地位上的。这样，当然纲领就没有作根本修改的必要了。至于石桥内阁和岸内阁，党本部认为上述两个内阁比鸠山内阁更加附属于美国（“赤旗报”２月２５日发表的野坂的谈话）。    第二种看法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范围内求得自立”这个看法特别重视这一点：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附属里面，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被吸收到美国的战略体系里面。如果根据这种看法，仍然要变成现行纲领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的革命论。第三种看法是：用日美两国垄断资本家同盟的办法来进行统治。井汲卓一便发挥了这种看法。他在河出书房出版的社会主义讲座第八卷内发表了“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内条件”的论文。    此外，“前卫”杂志一月号刊载了以“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对形势的总分析”为题的论文。这篇论文批判了中央委员会的野坂报告片面地强调附属于外国的看法，认为基本矛盾在于日本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以及人民各阶层之间，并且说有必要同民族的完全独立相提并论，指明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展望。    上述对纲领所进行的集中讨论会在今年夏天召开党代表大会以前，越来越热烈。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人认为目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社会党在一月举行党代表大会时，左派确立了优越的地位，其运动方针也接近于共产党。但是，如果今年夏天日本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修改纲领时，除开修改农业理论和确定和平革命的可能性以外，还要改变以往的分两个阶段的革命方式的话，那么，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就更加具备，这作为决定今后革新势力的动向的重要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本刊讯】目前，日本社会党的亲善使节团正在我国访问，现在把日本社会党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一、简史    日本社会党是战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成立的。其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党到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是社会党人片山哲内阁和社会、民主两党联合内阁阶段，执行反共亲美政策的右派居领导地位。第二阶段，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两党联合内阁夸台、选举失败，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因媾和问题社会党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在此期间，党内左派势力上升，在政策上开始同美国发生矛盾。第三阶段，从分裂到１９５５年１０月重新合并迄今。    在社会党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后，左右两派势力都在增长，而右派在政策上也有转变，如由过去主张对中苏采取不友好态度而变为主张“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排斥向美一边倒的外交”，“使日本和苏联，中共、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国交趋于正常”，以及确认我国不会侵略等都比以前有进步，因此在要求民族独立和保卫和平这两大问题上，右派逐渐接近左派，创造了两派重新统一的思想基础。    在分裂期间，左派的发展超过了右派。１９５５年左右派社会党鉴于两派合并起来议席增加，今后有获取政权的可能，经过半年多的争执，左派在纲领、政策方针上，右派在人事问题上互相作了让步。１９５５年１０月重新合并。合并后，右派在党内已不能掌握领导权。但党内从最右到最左，共有六、七个派系，政策思想有分歧，人事问题也有矛盾。总括来说，在第三阶段内，左派势力渐占优势主张和平中立，社会党在政策上逐渐趋向左倾。二、阶级基础和组织情况    据去１年１２月２７日“朝日新闻”报道，日本社会党共有党员四万二千人。以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市民和中小资本家为其社会基础，右派则以上层小市民、中小资产阶级、富农为其基础而与大资产阶级有联系。社会党势力集中城市，农村较薄弱。目前在社会党领导下的工会有：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其中包括三十个工会，会员三百零二万几占全部有组织工人的半数，主要为左派控制）、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日本第二大工会，包括六个工会，会员八十万，为右派控制）和“全国产业别劳动组合联合”（与左右派都有联系）。社会党竞选资金极大部分靠总评供应，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来自财阀的捐款。社会党内左右派对立的实质是进步工会势力同党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势力矛盾冲突的表现。    社会党在国会为第二大党，占众院４６７席的１５６席，占参院２５０席中的８１席。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是铃木茂三郎、书记长是浅沼稻次郎。现在社会党内大体分成四个派系：    （１）主流派：此派控制着党的领导权，又有三个派系：１、铃木茂三郎派（原属左派社会党）。２、河上丈太郎派（原属右派社会党）：包括浅沼稻次郎等，此派极端反共。３、加藤勘十派（原属右派社会党）。    （２）左派：包括松本治一郎派、和田派和野沟派。    （３）右派：包括西尾派和平野派等两个极右派系。    （４）中间派：系左右两派社会党内无明显派系活动的分子，其大部分在政策主张上支持主流派。三、纲领与政策    由于战后日本处于半占领状态，日本社会党的纲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独立的要求。分裂期间，左派比右派更多地提出了民族独立和中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立化的主张，但两派都是主张反共的，而以右派为最。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两派社会党统一后曾发表新纲领，１９５７年１月第十三次大会又通过了涉及社会党政权性质、基本斗争方针、国内外形势和外交政策等问题的１９５７年度运动方针。社会党在统一后的主张按问题介绍如下：    （一）关于党的性质：统一后的纲领规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并组织农民、渔民、中小企业者、知识界及其他国民大多数的勤劳阶层”。规定“党员须积极投入群众斗争，并站在斗争前哨”。    （二）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统一后的纲领认为共产党的统治“蹂躏了民主，否定人类个性、自由和尊严”。右派认为共产主义是新的帝国主义，竭力主张和“共产党划清界线”。左派则认为从意识形态上说，共产主义确是社会主义，不过作法过激。１月大会上，按左派意见通过“不与日共进行联合斗争”，参与禁止原子弹、促进中日建交和反基地运动，“通过与日共竞争关系夺取领导权”。    （三）一般外交方针：统一后的纲领规定“日本在大体上已是形式上的独立国’”，但日本“处于丧失独立之实的状态”，“需要进行民族独立的斗争’”。另在“日本社会党政策大纲”中规定，“对任何一个阵营都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与所有一切国家建立友好亲善关系”，“在取得具体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该党左右派对这一外交政策的解释颇多分歧。铃木茂三郎等前左派领袖肯定要采取中立主义的外交方针，而右派曾祢益等则表示决不反美，而是“站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要求和美国友好”。    （四）中日关系：１９５２年“日蒋和约”缔结过程中，右派主张不能选择我国，左派则主张承认我国。１９５３年丘吉尔喊出“两个中国”的论调后，右派一方面主张“共产党中国联合国的代表权要得到承认”，另方面却主张台湾暂由联合国托管，其最后归属由台湾人民自由意志决定。其后一直是“两个中国”的论调。左派于１９５３年则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相提并论，要求同时废除，经我“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予以驳斥后，对中苏盟约的提法改为“随着日本独立的实现及维持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对日军事条款能“自然消除”。    统一后的纲领中虽也规定促进中日邦交的原则，但党内左右两派对蒋帮态度问题上还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极右派西尾末广等主张“两个中国”，左派则主张承认我国。去年１０月准备提交亚洲社会党会议的决议案中，曾要求所有国家承认中国，但对蒋帮态度，仍模糊不清。今年１月该党代表大会，按照左派的意见决定“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迅速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邦交”．但会议却仍主张在我解放台湾前，日本仍保持和台湾的事实上的联系。    （五）社会党的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今年１月社会党大会通过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纲要”，提出长期经济计划的基本方向为：“（１）走向独立和和平，即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行政协定，并对旧金山和约做根本的修改。同时，同苏、中缔结和约，进而确立包括日美中苏在内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促使美军撤退，废除基地，缩减并改组自卫队。同亚洲各国的经济计划进行合作，使日本的工业、贸易、技术等各方面在和平、持久的基础上得到发展；（２）彻底进行民主化，扫除前资本主义因素的残余，使农业和中小企业近代化，达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化；（３）对主要产业施行社会主义化，对农林渔业、中小工商业进行合作化和近代化，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纲要”的贸易计划部分规定，纠正对美依存的片面贸易，扩大同中国、苏联、亚洲各国、阿拉伯各国的贸易。

【国际新闻社开罗１８日电】苏伊士运河自从向国际交通重新开放以来，它一直成为埃及的费用巨大而无用的赘疣，据估计损失的款项已经接近五百万美元大关。这种现金损失并不包括一点点用来帮助清除运河中因战争而沉没的船只的费用在内。    自从埃及３月８日使运河向有限的国际交通重新开放以来，官方未透露经营费用的数字。埃及运河管理当局透露，在过去四十一天中使用了这条水道的一百七十七艘船只，以获得许可的十一种不同的货币付了相当于五五四，一一九美元的钱。    根据这种收入，可以推算出损失来，因为前苏伊士公司１９５５年全年的经营运河费用为五千二百万美元，或一天十四万二千美元以上。即使假定埃及自从重新开放运河以来在经营运河费用方面厉行节约，根据最可靠的估计自从３月８日以来每天损失为十二万美元左右。运河管理局负责人尤尼斯上校在运河被封锁期间曾估计埃及每天的损失相当于二十八万五千美元。    至今为止埃及人之所以在运河上一直遭到损失有两大原因。第一，自从运河重新开放以来，四十一天间通过这条一百零三英里长的水道的船只平均每天不到五艘，而在去年十月战争爆发以前，通过运河的船只平均每天在四十艘以上。第二，最近通过运河的船只都比较小，所缴纳的通行费平均只有三千美元稍微多一些。    不管使用运河的船只是一艘还是四十艘，埃及却需要用这笔钱支出薪金，包括二百二十五名引水员的薪金在内，他们的薪金平均每月最低为六百美元。此外还经常要支出其它运河管理费用。

【本刊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６日发表了斯蒂文斯的莫斯科通讯说：共产主义世界中最有权威的两个喉舌已经老老实实地承认，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有时会遭遇失掉支持并在劳动群众中引起怨恨的危险。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于４月１５日转载了——因此也就是同意了——中国“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无疑将要成为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解释这一方面所提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这一贡献来自北京，而且带有毛泽东的鲜明可辨的标记，这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征象。这篇社论体现了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标题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解释矛盾    在列举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内部矛盾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之后，社论说，这些矛盾通常总是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社论坦率地说，这些矛盾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活动，主要是体力劳动，一般地难以行使管理权力（编者按：“人民日报”社论此句原文是“难以直接行使……”）。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比较容易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比较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    而在另一方面，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苏联人民感到震惊的事    这样表达出来的思想听起来是很清楚的，尽管由于转译可能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但是对于这里的许多读者来说，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暴露而且是令人震惊的。在过去，关于在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可能存在这种态度上的分歧和矛盾这种说法，说得温和一点，原是会引起不满的。    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说法：这种分歧基因于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并且显然是由于群众从事体力劳动和领导者从事脑力劳动这一事实所致。好久以来一直认为一旦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这两种劳动在社会上的这种区别就不复存在。事实上，过去是说，工人和他们的领导者的利益和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缓和了的说法    这篇社论缓和了它所提出的关于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它说，这两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并且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以便把这个问题放在它所说的适当地位。社论说，“这种矛盾完全不像敌我之间的矛盾那样”，并且“解释了”克服这种矛盾的办法。可以看到新的态度    虽然，中国“人民日报”在表面上只谈到了共产党中国国内的情况和问题，但是读到“真理报”译文的许多读者将注意到类似的事情。    鉴于最近在回顾的时候把对匈牙利事件的解释过份简单化的倾向，这篇文章无疑将看来特别适合时宜，对匈牙利事件的解释把一切都归咎于恶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实际上却忽视了在当时具有很大作用的那些复杂的内部矛盾和过去的领导者的错误。在这里，中国“人民日报”所写的东西大部分看来几乎是特约写出的。（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１７日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为题发表社论。社论如下：毛泽东先生可以很有理由地说，承认他的法律的人比承认世界上任何别的统治者的法律的人要多。他在他所选择的学说方面的学者地位也博得了公认，因为他的两篇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得到了莫斯科人的赞许，并且被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内。在这种卓越本领之外，看到他现在恢复了中国悠久的传统——使学者、诗人和官员结为一体——是令人心神一爽的。他把他在过去三十年中写的十八首诗交给了北京出版的第一期“诗刊”发表。这些诗有趣地并且也许是令人慰借地间接说明了这位目前的领袖心目中的中国的新和旧冲突。这些诗都是用传统的押韵的体裁写的。作者在随诗发表的表示反对的信件中承认，不应该把这种体裁强加在青年诗人身上，虽然，他不希望看到旧体诗完全被排斥而代之以自由诗。在它对自然界的关怀中，其语调也是传统的语调。    在１９３５年共产党军队长征期间袭击一条通道的时候，他写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在所引用的孔子的话、黄鹤、红遍的山、薄薄的云中可以看出这位当权人物的来历。他以一个青年的口吻问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写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他在后来的一首词中历数了秦汉的雄才大略的帝王、唐宋的奠基之主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说他们全是“只识弯弓射大雕”。而这些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回忆他访问海滨的另一首词中，人们可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信念，这首词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但是，想起来令人愉快的是，在紫禁城外面受到千百万人欢呼的这位人物竟然在１９５０国庆节晚上写下了他的“１９５０年国庆观剧”诗，而且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气味。赫鲁晓夫先生必须小心提防他的对手。英人著书介绍我清代诗人袁枚    【本刊讯】英国不久以前出版了汉学家阿瑟·华利所著“袁枚：十八世纪的诗人”一书。１月份的一期“时与潮”周刊发表书评说：这是以一个引人入胜的时代为背景的引人入胜的人物的写真。由于作者在气质上同情这个人物，他所以能够在著述的过程中，把他这种明显的愉快感受传达出来。这本书中包括这样多的绝妙故事和大多数值得一读的诗句，具有相当不同的人生观的读者，看了也很少会不感到爽心悦目的。这是一本传记、历史和诗文选集的综合。    虽然华利写过一篇关于李白的内容比较单薄的文章，但是华利明白表示他对开元期间的唐代诗人是比较淡漠的。华利本人最欣赏的是白居易。因此，他发现在他本人和袁枚（人们常拿他和白居易相比）之间的共同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袁枚在白居易的纯朴直入和不拘形式以外，另加上甜味和情趣。这可能是华利的最可一读的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旁观者”杂志也刊载一篇书评。作者写道：袁枚是一个罕有的诗人，一个公然自称的享乐主义者，而且真能自得其乐。华利把他写成一个甚至在最得意的时候也隐含深情，在最悲哀的时候会有时迸出令人发噱的火星的诗人。袁枚处于不是黄金而是白银的时代，使我们这些生于铅和铀混合的令人生厌的时代中的人们，觉得分外令人感激。

【本刊讯】去年秋天参加国际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英国青年作家、小说“抛弃鞭子”的作者米·克洛弗特回国以后，曾经以“红色大学”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述中国大学的文章。    文章说，无论人们对大力消灭英、法、美等国在中国大学中的影响的作法作何感想，要对大学生们本身吹毛求疵却是很难的。    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参观了大学和工业学院。许多学生是第一次看到英国人，从他们的兴致勃勃的好奇的表情看来，“和平和友谊”比一句陈旧的党的口号对他们似乎有更多的意义。我无论走到那里，总是有笑嘻嘻的穿得臃肿的男学生和容光焕发的穿长裤子的女学生围着我，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英国学生怎么样？”“他们的生活情形怎么样？”“他们学习什么”“你能够安排我们和他们通信吗？”    全世界的大学生也许都差不多，但是象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学习的大学生却不多。有时多至十一、二个人共一间卧室，没有“书房”。食堂拥挤到这样的地步，学生们只好站着吃。副总理邓小平告诉我说：“因为这种拥挤现象，我们常常受到公众的责难，可是要迅速改变一切，那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大学生的人数几乎等于解放前的四倍。”康德、凯恩斯和蒋介石    无论人们怎么说，我却没有听到学生们自己的一句怨言。学费、住宿和医疗是免费的。膳费每月九元，而且有许多学生得到国家的补助。将来的就业是有保证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政府将按照他们的才能和爱好分配工作。”    但是我从未感到大学生们的那种热情和劲头是特别做个样子给我看。他们对学习的那种专心的情况不能不叫人相信和感动。图书馆和阅览室里的坐位没有一个是空的，教室里也挤得满满的。虽然那里没有英国式的辩论学会，可是课后的讨论吸引着成群的热心的学生。据北京大学教务长说，学生考试的成绩一年比一年进步，“上学期８０％的学生的成绩是优等’或‘上等’”。这种过份的书呆子气息并没有明显地妨碍青年的朝气的自然表现，也没有使得学生不去参加体育运动。    在“百家争鸣”的新政策下，最近起了一些根本的变化。人们承认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党员教授在“脑力”方面没有垄断权。在西方学习过的非共产党员教员被重新安插到大学的重要职位上，而且得到合理的报酬。    在大学和中学里，现在可以选修英文和法文而不一定必修俄文。在哲学系已开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课；在经济学课程表上有马修斯和凯恩斯；摩根和魏斯曼同苏联生物学家受到同样的尊重。而且据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说：政府在准备出蒋介石选集，“因为许多青年不了解他的观点是什么”。这种明显的自由化将达到什么程度，这些课程如何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什么地方开始，客观的陈述到什么地方为止，要谈这些，现在还为时过早。对宗教的容忍无疑是存在的。教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学生可以参加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据杨秀峰说，“这是为了达到真理”。    可是这种情况跟苏联文学和苏联思想占优势的情况比较起来，还不见得那么令人沮丧。每一个图书馆里苏联小说和剧本塞满了书架；阅览室里的桌子上都摆满了苏联杂志、报纸和技术方面的出版物。到英文部去找一找，如果能找到一本战后出版的书或流行的杂志，那你就算是幸运的了。当然，也常有例外的情形：在复旦大学新添的图书中，我看到了杜鲁门的“决定的年头”和斯维特的“安格鲁撒克逊语法”摆在一起。萨克莱次于狄更斯    教员们自己对于近代英语材料的缺乏也感到不满意，但是他们说从国外进口书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英国官员说唯一的问题是中国人无力付款。由于缺乏教科书，学生们不得不用大量油印的包括文章和语法的讲义来凑合一下。    在大学中，不出所料狄更斯是最受欢迎的作家，萨克莱却居第二把交椅，倒是令人吃惊的了，而“咆哮山庄”却有很多人喜欢选它作为“专题研究”的对象。漆德卫谈今年我国学生升学和就业问题    【路透社北京１７日电】学生和家长对教育机关和就业前途的不满正在引起中国政府很大的忧虑。青年人埋怨不能继续他们的学业，因为学校、学院和大学里的教室不够。那些完成了学业的人则对给他们的不好的职业很不满意。    据一个出席了２月２８日最高国务会议的中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透露了曾经发生过不稳的情况：中国西南部一所高等学校举行了象征性罢课，而在北京以南约一百五十英里的正定的一所干部训练学校的一些学生的确曾经动身要到首都来请愿。    现在，青年人对于周围的环境开始按照它本身的好坏来判断，而不再仅仅根据和过去情况比较来判断了。假如某些措施不对头或者效率很差，他们似乎不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这都是帝国主义者或者是国民党的恶劣统治的罪过。    在最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有人说，应当让学生常常回想“革命的艰苦斗争”，不应当让他们忘记像“抗美援朝运动”这样的事情。他又说，许多青年人“生活在幸福之中，不能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不能深刻体会革命的艰难”。    除此以外，大部分大学生（占学生总数８０％以上）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因此“往往容易保留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已经接到指示，要他们以更多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来帮助这些学生。据信学生的某些怀疑已经由于同东欧学生和华侨进行的讨论而增加，许多在北京街头上徘徊的华侨留着长头发，喜欢“摇摆舞”（即“阿飞舞”），衣服剪裁得考究。    虽然高等学校学生的态度是重要的，中国政府也在为现有的各级教育机关设备不足而感到忧虑。自从共产党人在１９４９年执政以来，在教育方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他们说，现在的教育经费等于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经费的三十五倍，虽然国家每年总的收入只比过去大五倍。教育设备也有了差不多相应的增加。    虽然受到初等教育的总人数比中国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但是现在看起来原定在１９６７年以前对所有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这个目标不大可能完成。在最近将来建筑校舍的计划似乎不会有惊人的增加。    虽然不能入学的学生人数正在增加，今年在高等学校和大学里注册的学生人数将要比去年略为降低。在过去几年中，入学人数超过了校舍、合格教员和教学设备的限制。结果是，教学水平降低了。中国官员们认为今天某些学院里的某些课程（特别是外国语）比在共产党执政前原有的水平差了一些。还有人抱怨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和经常参加群众大会和会议占去了太多时间。    政府现在正在号召那些进不了学校的人去参加工作，特别是到农村去。此外还建议把青年人送进工厂，工作时间短一些，让他们花一些时间来学习。但这种解决办法似乎并不能吸引许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学习、希望完成他们的学业和获得较好的职业的人。    在中国，即使抛开经济方面不谈，学问本身仍然极为重视和尊敬。并且，尽管共产党人歌颂工农，知识分子仍然被认为是上等人物。

【中央社台北１７日电】（中央社记者：廖寿衡）题：工业建设中的生力军侨资工厂的发展态势。辅导华侨回国投资生产是政府近年来重要政策之一，政府于民国四十一年开始实施第一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同时即发出欢迎侨资回国的号召，颁布了“鼓励华侨及旅居港澳人士来台举办生产事业办法”，至民国四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公布“华侨回国投资条例”。近年来，侨资回国的数字日见增加，由回国侨资建立的工厂已成为自由中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建设中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据经济主管方面的统计，自民国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年底止，业经政府正式核准的华侨回国投资工厂共达一百一十家，其中已经正式开工生产者为四十四家，已来台进行建厂中者二十九家，其全部核准的投资金额计美金一千四百零一万六千元，另外港币一千八百十七万五千元及英镑二万四千九百五十镑。从经营的业务分类，则包括纺织、化工、食品、机械、制造、电器、造纸、皮革、面粉、及日用品等九大类。以华侨侨居地来分，则以来自港澳的最多，计达五十六家，其次来自日本的二十家，新加坡四家，印尼三家，菲律宾二家，美国二家，泰国、缅甸及马来亚各一家。    依统计分析，华侨回国投资增加的比率以“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公布以后的一年中为最多。四十年四月至四十四年底为止的四年半时间中，华侨回国投资案件仅五十五件，但在四十五年一年间即较过去四年的总和增加了一倍达一百一十件。在四十五年一年内核准的投资案为五十五家，在去年内开工者六家，来台办理设厂者二十三家。    所有侨资在台设厂的营业状况一般均甚良好，在规模上比较，许多侨资工厂在其同业中皆居于主要的地位，不论是产品的数量及品质在全省各民营工厂中很少可以匹敌。有的其规模之大在全台民营厂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