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华盛顿６日电】美国官员们今天警告说，要是不让以色列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那就可能促使中东又一次爆发战争。    官员们透露，他们正在设法使埃及总理纳赛尔同意签订一项国际协定，允许以色列船只使用这条重要的水道。    他们担心，如果不能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就会引起长期的中东冲突，而这种冲突可能又会变成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其他国家认为埃及管理运河不可靠的话，那末随着其他替代的旅行和运输条件的发展，埃及的收入将会减少。美—油船通过亚喀巴湾    【合众社特拉维夫６日电】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一万六千吨油船在通过亚喀巴湾以后今天到达了以色列南部港口埃拉特港。    一项官方公告仅仅说，这艘船已经到达。马上还不能获悉进一步的详情。    自从以色列军队从控制蒂朗海峡的埃及西奈半岛的沙沙伊赫地区撤退以来，这是第一艘到达以色列亚喀巴湾港口的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船。    【合众社华盛顿６日电】一位以色列人士说，一艘美国油船在今天到达埃拉特港的安排工作是在事前很早的时候就同国务院准备好的。    他说，以色列大使伊班和副国务卿赫脱早在３月９日“就讨论了美国船只开往埃拉特港的一般手续”，昨天已经通知国务院，这一艘船将完成它的航程。    这位以色列人士说，“这次航行标志着作为国际水道的亚喀巴湾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在国务卿杜勒斯２月１１日把备忘录送交给伊班大使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在备忘录中，美国宣布了它打算在亚喀巴湾中进行自由和无害通航。”

【法新社雅加达６日电】组阁人苏加诺总统今天开始同候选人们磋商他将组成的“紧急的超议会的事务内阁”的部长人选。    这里政界人士今天透露，苏加诺在上星期四国家宫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他已经任命公民苏加诺组织内阁。在参加这个集会的六十九名高级领袖中，有五十八名表明愿意参加新的紧急内阁。九人拒绝参加，两人表示还要考虑一下。    据悉，总统将从这五十八名愿意参加的人中挑选部长，包括总理和副总理在内。    社会党的“指南针报”今天发表社论说，在被邀参加的人中有十七人是即将卸任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唯唯诺诺的人”。    伊斯兰的“观察报”对苏加诺邀请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党同情者的人数比宗教政党代表人数为多表示遗憾。    独立的“大印度尼西亚报”在社论中认为，苏加诺是否能够成功，最后将取决于叛变地区的态度。    同时伊斯兰报纸对于没有邀请前副总统哈达参加集会表示失望。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６日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从昨日起就退居到他的吉帕纳斯山上别墅，以便作好准备宣布他将组织的紧急看守政府。    预料他可以在星期一准备就绪。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苏加诺总统已经同军事当局一同仔细选择一向是白玉无瑕的人来参加下届内阁，以便确保阵容的真正坚强和干练。商界欢迎总统亲自组阁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６日电】在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辞职以来政府已中断达三星期以后，这里印度尼西亚商界人士欢迎苏加诺总统作出的他自己组阁的决定。    印度尼西亚中等商人联合会主席苏卡迪说，他相信总统会成功。他又说，商界人士都希望看到强有力的人物掌握经济与财政部门，他说，他们可以勇敢而坚定地行动起来。工会全力支持苏加诺    【印度尼西亚新闻社雅加达６日电】共产党控制的印度尼西亚总工会决定全力支持苏加诺总统组织他本人称为“紧急超议会事务内阁”（近似战时英国的内阁人制）的努力。总工会希望总统能够成功地实现早些时候所宣布的计划，即组织“合作内阁”吸收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参加。到今天为止，只有国民党已经公开宣布完全同意总统指定他自己负责组织新政府，以接替现已辞职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内阁的最新决定。其他政党的领袖在记者询及对总统这一次定的意见的时候表示不愿置评，他们说，他们要等待进一步的发展。据报道，总统可望在今后两三天内宣布他的内阁名单。

【法新社莫斯科５日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党的生活”在对斯大林作肯定的评价时写道：不能回到由于个人崇拜所造成的错误中去。报纸又说，个人崇拜在斯大林晚年时期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争论的。然而一方面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同时针对修正主义的攻击维护他并且申明不让敌人糟蹋他的名声，这再一次表明党竭力反对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任何尝试，同时证明了我们的革命观念的纯正……虽然应用的方法和方式上（斯大林时代）有过重大的错误，但是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根据列宁主义的。    “共产党人”杂志认为：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某些苏联历史学家对斯大林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眼光予以否定的评价，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合众社伦敦５日电】官方人士今天说，美国、英国，它们的欧洲盟国和日本不久将开始讨论是否要放宽以及怎样放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的禁运的问题。    提出对目前的限制加以研究的是英国，它在最近百慕大会谈中一直要求放宽安全禁运。据悉，美国仍然反对改变对赤色中国的贸易的禁运。而英国，它的欧洲盟国和日本则竭力要求对禁运加以修改。预料，在将要举行的讨论中会达成一种折衷办法，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放宽限制。但是美国自己决不会实行这种放宽办法。    即将进行的讨论将在设在巴黎的十五国对华贸易统筹委员会中举行。    英国政府认为，使对华贸易的整个控制结构符合于对俄国的贸易控制的时候已经到了。尽管美国显然不愿意放宽美国对红色中国的贸易禁运，到目前为止的迹象表明，可能默许统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根据它们和俄国进行贸易的方式实行修改。    更广泛地应用目前英国对一项经过同意的货单所应用的例外程序，就可以作到这一点。这些人士说，作为交换条件，可能不得不加紧“对俄国的贸易控制。”

【法新社华盛顿２日电】自由派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星期二在一篇题为“在边缘上”的社论评论“时代”杂志外交记者比尔写的关于国务卿杜勒斯的一本书时说：比尔先生为台湾政策加了一个有意义的注脚，他说出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给蒋介石的一封迄今为止保守秘密的信。这封信使蒋介石“相信美国将帮助保卫金门和马祖岛”——这是国会应当非常关心的一个暗中的允诺。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继续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杜勒斯先生是一个十分轻率的赌徒。”    比尔先生“透露”，国务卿杜勒斯谨慎地计划了他在去年夏天撤回美国帮助埃及建立阿斯旺水坝的建议的方式，以便在经济竞争中使俄国摊牌。该日报在提到透露的这个消息时说：“以前，总是能够认为阿斯旺—苏伊士事件是一个偶然事件。现在杜勒斯先生被描绘成为一个有意采取不负责的行动的人物，是故意犯的错误的策划人。这个故事使杜勒斯应负的责任增加了，不仅是对于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责任，而且还有对于使英法愈来愈不顾一切的入侵苏伊士以及使西方的利益大受损失的责任。、    “很难相信杜勒斯先生会是这么一个极其阴险的人。但是，他要从这种绝境爬出将是很困难的，可能有愈来愈多的人要求发表白皮书说明同纳赛尔的关系的整个情况。”“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最后说：“假如比尔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就无怪乎国外不信任杜勒斯先生了。”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６日电】明天的“战斗报”将指出，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军事政治集团的对立不是唯一的实际因素。评论员说，如果对现代世界的具体关系作进一步的认真分析，就可以看出，客观的现实是朝着世界一切地区间日益密切合作和互相和好的方向发展的。    “战斗报”说，今天只有从下述的意义上来说集团政策才是实际的，它的确在国际生活中起着作用。但是从反映现代世界的物质发展趋势的意义上来说，集团政策却是完全不实际的。由于从长远来看，社会的物质发展趋势是遏制不住的，所以显然集团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迟早它一定会在国际生活中消灭掉。    评论员然后指出，人们不应当忽视，非集团政策正在逐渐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它对国际生活的直接影响日益强烈。非集团政策是以现代世界不断发生的深刻物质变化为基础的。报纸指出，如果根据某种观念同客观需要的关系来估计这个观念的现实性，那应不可否认，在现代世界局势中，非集团政策是唯一实际的政策。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４日电】明天的“战斗报”以一版多的地位登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贝戈维奇的一篇题为“谴责和事实”的文章，文章指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对南斯拉夫提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指责事实上是企图在国际工人运动面前，隐匿去年１０月匈牙利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且还把这些事件的责任归到南斯拉夫身上。新的谴责    贝戈维奇写道，我们的确感到遗憾，不得不再次表示反对对南斯拉夫的不正确的和没有根据的指责以及事实的歪曲，因为我们保持缄默既不会对我们的国家有利，也不会对整个社会主义有利。我们对在过去几个月向南斯拉夫以“兄弟般的”和“有原则的”批评的方式提出的指责所表示的谨慎态度和沉着的反应，大概被解释成为我们的怯弱。看来，似乎某些人士相信，他们已经相当成功地在政治方面损害了南斯拉夫、它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它的独立，因此可以更逼进一步了。我们对这一步是由像卡达尔和布尔加宁还有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伯洛夫等负责同志采取的一事感到遗憾。对于对很多事情已经司空见惯的南斯拉夫说来，这也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是交给报纸、电台、没有署名的和有署名的文章来进行的。很少有高级政治领袖和国家领袖来提出指责的，除非是恩维尔·霍查，他似乎是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４年的这段期间直到现在把进行指责作为他的主要的政治工作的。    贝戈维奇接着援引了卡达尔、布尔加宁和波斯伯洛夫的讲话，他们指责某些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估计同帝国主义者没有多大不同。贝戈维奇说，这些指责的特点是，又一次企图分裂南斯拉夫领导人，而把火力集中在某些南斯拉夫领导人身上，好像他们的态度是他们私人的意见似的。    文章进一步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曾经被指责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了不适当的政治态度。然而，现在却在最高的国家和政治水平上把南斯拉夫同帝国主义者并且通过纳吉·伊姆雷同他们的所谓阴谋相提并论，他们指责南斯拉夫鼓励了和帮助了纳吉，而他又是帝国主义者的一个奸细，并且是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服务的。这样，这个声明，南斯拉夫不仅具体地要为它的政治观点负责，而且要为匈牙利事件负责。没有疑问，他们是做得太过分了，而如果采取了这样一条路线，那末下一个步骤也就可以采取了——对纳吉提起法律诉讼，并且使他“承认”，作为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的一个上了钩的代理人，他曾经组织了并且帮助组织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样，我们就有了德国第三帝国情况的完全重演。关于匈牙利起义的若干事实，关于纳吉和拉科西    贝戈维奇接着援引了苏匈政府联合宣言中说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是在西方侵略集团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准备的那一部分，并且援引了宣言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谈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说，“纳吉—洛松齐叛徒集团”在十月事件以前早就和地下的反革命协同行动了。在这方面还加上了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起的所谓作用。    贝戈维奇着重指出，这些都是对匈牙利事件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特色，这种分析应该给予这些事件以说明，并且指出这次起义的社会力量和它们的运动。他又说，可是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建立了十二年以后，在匈牙利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既然如两党声明所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匈牙利人民民主组织的年代正是在匈牙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文明的年代。”为什么人民拿起武器进行革命的战斗？工人、青年和军人是主要力量，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员也支持起义。敌视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美国宣传“美国之音”和类似的机构怎么能够对匈牙利人民发生这样的影响？匈牙利劳动人民和青年怎么可能同苏军作战？    贝戈维奇说，这种分析不是对那些问题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因为没有对客观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实际分析，而把匈牙利事件解释为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宣传，是纳吉的阴谋，是反革命分子干的，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贝戈维奇进一步引证了卡达尔一系列的言论，这些言论表明了对匈牙利事件的估价，那就是对纳吉和拉科西作用的估价的发展情况。卡达尔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日的演说里说，“匈牙利人民的十月起义把人民和国家从拉科西政权下解放出来，给人民带来自由，给国家带来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他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和２５日的演说里表示了相同的态度，但是到今年２月态度就完全变了，他说匈牙利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像１９１９年８月２日一样发生了反革命。马罗山·捷吉尔在最近估价匈牙利事件时说，“打仗的是些渣滓不是工人”。    对纳吉在十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估价是以同样的精神发展的。在１０月３０日，卡达尔说，他完全同意部长会议的决定，而部长会议主席就是纳吉，在１１月１１日和１４日，他说，纳吉并不是有意识地帮助反革命的。然而，在１１月２７日，他改变了他的这种意见，并且声明，纳吉“起初是伪装然后支持了反革命时期中的流血的白色恐怖”。    贝戈维奇还指出了对于拉科西和格罗的意见的发展始末，卡达尔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日时指责他们说，由于他们盲目的罪恶政策，他们“把党变成了专制和奴役全国的工具”。然而，卡达尔在最近就很少说到拉科西和格罗，苏联和匈牙利的联合宣言中也没有直接提到他们。宣言中只有一个地方说，“从前的党的领导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引起了党内外人民的不满”，布尔加宁关于他们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贝戈维奇说，对拉科西和格罗作用的估价和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以及纳吉作用的估价相反，这是明显的。当然这也有它的原因和逻辑。贝戈维奇强调说，难道这不是对真理的歪曲吗？政治领袖和国家领袖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就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他们在一个民族的实质的、决定命运的问题上的态度，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不应该表现为这种样子。因此，看来，某些人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是为了适合他们的或是别的人的眼前的实际政治利益，而且似乎这样的一种方法是帮助他们解脱政治责任并且推卸给别人。不幸的是，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批评，事实上是指责，常常是用这种分析和方法进行的。    贝戈维奇指出，对劳工运动隐瞒匈牙利事件的事实和基本原因，对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是没有好处的，他简短地概述了卡德尔对匈牙利事件所作的估价，迄今还没有任何人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推翻他的估价。卡德尔证实说，匈牙利的问题牵涉到政治制度的坠落，一个官僚主义专制的不民主的制度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发展，从而首先造成了领袖和群众的脱离，然后引起了群众采取行动来反对这样一个政治领导。卡德尔着重指出，这一点被反革命利用了。在这方面，贝戈维奇还追述了路易吉·隆哥（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编者注）在布达佩斯和卡达尔、基什、明尼赫以及其他目前的领导进行了会谈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到了一个发生了偏差的政权，它剥夺了劳动人民的权利，欺骗了并且侮辱了他们。    贝戈维奇接着谈到他对于布达佩斯的印象，他在这次起义之前在布达佩斯消磨了约莫十天。在那个期间，他同许多工人、教师、学生、经济界领袖、政府人员和匈牙利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过交谈。贝戈维奇说，他们都是党员，他们都明白地表示，他们衷心地拥护社会主义，但是除了格罗和他周围的少数人以外，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于政府的现有制度和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并且有许多人对于发生的情况感到不满和气愤。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在人民的眼中威信扫地。    贝戈维奇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一有刺激就能够发生起义和混乱。因此，这次起义的基本原因在于群众对于强制的官僚主义制度，对于限制劳动人民的个人民主权利和对于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不正常现象感到气愤。这不能用领导的个人错误来解释，也不能只用国内外的反动派的活动、外国宣传和帝国主义阴谋来解释。在这样集中的官僚主义的政府制度中，必然会犯巨大的错误。而反动派、外国宣传和帝国主义集团过去利用，今后将永远利用这种局势，因此一个甚至更大的灾害降临到了匈牙利人民的头上，在世界这一部分造成严重后果。谁参与了匈牙利事件，谁负责任？    贝戈维奇提到，卡达尔说，卡德尔和波波维奇曾经说匈牙利事件是革命，因此他们的态度跟杜勒斯和“欧洲之声”的态度一样；贝戈维奇同时指出，卡德尔和波波维奇对一定的事件所抱的态度和见解是相当正确的，同样，南斯拉夫领袖们对某种政治问题发表他们的见解并没有受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外来压力，这是一个事实。因此他们享有声望，并且得到他们人民的尊重。    贝戈维奇在提到卡达尔所说的匈牙利人民在十月叛乱中“解放了人民和这个国家”这种说法的时候问，用这种字眼把匈牙利的叛乱说成是革命的是不是卡达尔呢？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对匈牙利所作的估价，匈牙利事件有它的真正的原因，它的各种倾向的方量，它的开端、发展和结局，这是一个要特别加以分析的问题；贝戈维奇认为卡德尔已经对这种分析作了贡献。他说，涉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像卡达尔这样一位负责人物正在对一个邻国的领袖们发表专横的言论，即使这个国家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帮助匈牙利，甚至来减少他自己的处境的困难。卡达尔的态度表示了一种对于邻国之间的关系来说并不是常例的态度。    贝戈维奇接着问，南斯拉夫和它的领导人物是否应该对悲惨的匈牙利事件负责，他指出，南斯拉夫并没有把拉科西的匈牙利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匈牙利也没有在南斯拉夫“带头”下来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领袖们并没有参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他们也没有影响这个国家制订它的政治路线和干部问题。南斯拉夫领袖并没有干涉任命和撤销匈牙利的政治领袖的问题。南斯拉夫在那里的顾问并没有参加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南斯拉夫的保安机关也没有组织德国第三帝国的审讯。拉科西和格罗并不是直接从南斯拉夫出来接任职位的。南斯拉夫并没有支持拉科西执政，即使是在不仅人民和党反对他，而且连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也都反对他时候。拉科西并没有到贝尔格莱德磋商重要问题，南斯拉夫也没有施以任何影响使格罗代替拉科西。    关于纳吉·伊姆雷，贝戈维奇说，他在从苏联方面获得自由后回到匈牙利，１９５３年在苏联领导人物的同意下任总理。后来他在苏联领导人物的同意下被黜职。十月事变期间，他又在匈牙利党的政治局任职，在苏联高级领袖的同意下又任总理。    然而，有人却说：南斯拉夫人干涉匈牙利内政，他们也应当对匈牙利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事变负责，他们同纳吉和他的政策有联系。贝戈维奇强调指出，如果应当由谁负责的话，肯定不是南斯拉夫。    至于让纳吉和其他匈牙利人物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一事，贝戈维奇说，早在１１月１日，当他们还是政府人员的时候，他们便询问，万一他们需要寻求避难以免遭屠杀的话，能否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同意，这是苏联当局所知道的。在１１月４日当他们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收容下来，而且得到南斯拉夫宪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保证的避难权。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并没有做出任何损害国际关系、违反国际协定或违反人情的事。别人能够这样说吗？谴责的基本理由何在？    贝戈维奇然后问道，谁还愿意重新提出这些或那些已经名誉扫地的指责呢？我们南斯拉夫人认为，某种政策已经成问题了，某些观念同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观念发生冲突。这便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以苏联为领导的阵营的观念，这个阵营被认为是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都参加的。这里还包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团结的观念。据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论点主要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是各国都采取同一途径。    根据贝戈维奇的说法，南斯拉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些不同。不管阵营和集团有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一个阵营主要是一种国家的军事产物，取决于当代的国际形势，而且是一种现实、一种对社会主义发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东西，也是对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东西。贝戈维奇指出，只是我们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家的自给自足和政治的独立是不能屈从于阵营和集团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的观念以及总的说来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也是不能屈从于阵营和集团的。一个阵营的利益不能成为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总的标准。这样做是有害的，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各国以及总的说来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是有害的。贝戈维奇说，所有相反的“理论”解释都为实践所驳斥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正在发展，而且将继续通过不同的道路和不同的形式发展起来，不管集团的疆域，不管往往是教条的和形式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不同的道理和丰富的形式的可能性不是社会主义的软弱，而是它的强大。    贝戈维奇在提到南斯拉夫和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式、国家的作用、社会管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和其他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以后发表意见说，分歧的基础应该向阵营的观念以及向对待它的态度里面去寻找。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就它的各种观念、它的存在、它的社会实践和国际地位来说都是一个阻碍，认为它阻碍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又在采取一些步骤来对南斯拉夫加压力，逼迫它加入这个阵营，不然就硬说它的政策是修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等等，以及说它是一个同帝国主义者有联系的、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之类，以便把它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隔离开来。    贝戈维奇强调说，从一个国家的利益和阵营的利益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当然是非常浅薄和不合适的。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就是不去考虑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而实际上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用行动证明它执行着一种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和平的政策和国际团结的政策。    然后这篇文章追述说，布尔加宁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讲话里对南斯拉夫作了指责以后，又对分歧表示遗憾，说苏联已经尽力并且还将要尽力来缩小和消除这些分歧。他还表示深信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有这种愿望，并且表示希望南斯拉夫也会表示同样的愿望。    贝戈维奇说，难道南斯拉夫表示愿意这样做的态度还不够吗？还应当做些什么呢？他又说，但是看来消灭分歧被解释为，要南斯拉夫在国内和国内国际问题上，特别在它对阵营问题的关系上脱离某种原则性立场。在这种基础上很难获得同意。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长波波维奇在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上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能够在很广泛的基础上发展合作，这些基础已经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发表的国家和党的宣言上提到过了。在这种基础上，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正在同其他国家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合作。贝戈维奇进一步说，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最后同法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指最近法南两党的会谈——编者注），并且找到了一些进行合作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种合作是南斯拉夫人民所希望的，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希望的。如果那些从事反南斯拉夫运动的人们较多地考虑到他们的国家的人民的倾向和意见，他们便不会白白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便不会这样破坏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权威。    贝戈维奇最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所有南斯拉夫人民诚恳希望同社会主义陈营的每一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和最广泛的友好合作。南斯拉夫人从革命运动以及争取自由和共同的总的社会主义目的的斗争的时代起即同那些与南斯拉夫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关系的人民紧密地站在一起。这种合作能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上成功地实现，不致于妨害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不致使它们的自给自足以及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方而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比这个阵营现有的关系更加稳固、更加持久、更加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社会主义。（文内的插题是原文有的）

【本刊讯】前已报道，印度农业代表团在去年访华后，对我国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见４月３日本刊第４版）。在那篇摘自“印度快报”的报道中，主要谈到了少数派的意见；包括代表团团长在内的多数派，对我国农业合作化十分赞扬，下面就是印度访华农业代表团团长帕蒂尔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１日的印度执政党国大党的“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题为“对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估价”一文的摘要：访问的印象    １９５６年６月，９２％的农户参加了（土地合股和联合耘耕的）农业合作社。其中６２％，或是刚好超过三分之二是高级社，其余的三分之一是初级社。在我们在中国进行考察旅行的过程中，我们访问了六个省份和上海的一个郊区，参观了二十二个高级和初级的合作社。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这些合作社一般地都经营得很顺利，很成功，而没有任何的强制和压迫。这些合作社的领导由本地人掌握，他们在管理合作社方面表现得相当热情、能干和主动。他们是耐心的、勤勉的，而且切望通过教育和说服社员的办法取得成就。    组织合作社有助于采用简单的科学先进技术，如选种、更好的保护作物、改良农具、收集自然肥料和使用化学肥料。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加农业生产量。但是，尽管这些方面的进展惊人，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灌溉方面的增进。合作社还帮助防涝防旱，给老弱社员社会保险。副业生产已经组织得更好了，我们看到合作社经营养猪（个人也饲养猪）、砖窑、木匠业、碾房业、粉房等等。合作社的优越性    农业合作社已被看作是国家促进社会主义和增加生产的政策的主要手段。国家设立机构供给农民大量的农业资金和消费品。此外，国家对农产品予以价格保证。农产品的价格在播种前宣布。这有助于合作社事先准备好生产计划和选定要种植的合适而又对合作社有利的作物。国家这种给予一切支持的政策使农民感到安全稳妥。他们不要担忧物价波动和短少资金。因此，全体农村人民能够集中精力生产，而不必担心由于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    放弃自己独立耕作和出售产品而让合作社来进行，这对于个人显然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已经想出了让社员们一起来作出比较精明的决定的其他办法。把耕作中一切重要工作都列在一张定额的长表里，来鼓励繁重的工作。每种工作都有定额，这是平均每个人可望达到的一种标准。这种定额一般都是根据实际经验规定出来的。超过定额的给予适当奖励、工作没有达到定额则扣除工分。一个合作社通常分成几个工作队，每个工作队要负责生产出一定量的农产品。这就是所谓的长期包工制。为了促进一种健康的竞赛精神和鼓励工作做得更好，合作社选举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队并且给予适当的奖励。乡、省和全国也都同样对合作社进行评定。因此，对个人和集体进行鼓励是有足够的机会的，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普遍的效率变慢或是管理失当的趋势。生产到处都在上升、整个国家似乎都在运转着，就好像从来就没有组织过合作社一样，过渡看来就这么顺利完成了。。没有这种合作的组织形式，小农们是否能够进行这样巨大的努力，是很可怀疑的。一些善于经营或者懂事的单干农民即使没有合作社无疑也会取得进步的，但是成为中国主体的大多数人的投资和出产水平将继续是低的——而合作社对于这些人是个很大的帮助。在成立合作社，劳动力得到合理使用之后，我们一般都听说，产量估计增加１５％到２０％左右。中国采用了说服的办法    在耕作方面进行合作的理论上的优越性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每个个人自愿放弃经营他的那块土地的权力方面所牵涉到的人的问题直到现在一直难以解决。的确，过去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使人甚至不敢考虑到这种包括土地入股和联合经营的合作的耕作形式的。在俄国，这种结果只有在一种斯大林认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击退德国进攻的整个战争努力还要艰苦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而在这个过程中，苏联的农业退步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恢复。而在强迫和镇压一些顽抗的农民方面人的价值的损失不可估量。在南斯拉夫，生产的压力并没有那么严厉，拥有土地的最高限度是二十五英亩，对农业集体制的反对发展到这种程度，经过了几年拙劣的试验之后，只好放弃了这种制度，而在允许农民有退社自由之后，六千个合作社几乎就只剩下一千个了。而另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情况却是：整个国家在按照合作社组织它的农业，在合作社里面，每一个都在尽着巨大的努力增加生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们是经过说服参加合作社的。合作社所具有的明显的好处是帮助增加生产和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这些都是促进这种发展的因素。    在考虑到中国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成果所以取得的社会经济和行政背景。政府并不相信那种政府议会民主的形式，不存在有组合的反对派，因此，党和政府要与之斗争的是农民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另一批人主张走另一条道路、竭力指责政府政策并硬要农民不放弃单干的道路。中国政府和党是很了解农民的心理的，这不仅对于顺利发展合作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决定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也有重大意义。    （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农民是自愿参加的吗？    农民是自愿参加合作社还是被迫参加的呢？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要弄清楚人的主观心理状况当然是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在农村。我们是竭力设法去弄清楚是什么主导动机影响这么多的人参加合作社。我们到农民家里去随便地和他们谈话。我们在一个合作社里住了一个晚上，我们细致地询问了我们接触过的各行各业的人。简单地说，除了没有作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外，我们在上述可能范围内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体会合作社中普遍存在的气氛。我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农民是自愿和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压制和无可奈何的迹象，我们看到了在农村中热情积极的工作。我们看到农业的中国在辛勤劳动，一个新生的国家在竭力迎头赶上，并且充满信心展望着将来。人们解释说，他们比以前好多了。农村中正在进行一次革命，其主要动机不是恐惧而是人们思想和头脑的变化，而单靠政府本身是不能产生这种变化的。为着迅速建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国的崇高理想所激动的，一个能够自我牺牲而有纪律的领导机构已经说服了人民接受有组织的农业这一新的生活方式。这不仅马上会有好处，而且看来对于小农是唯一的出路。今天中国农民对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无限信任，是大大促进这一发展的一个因素。这种领导威信是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共产党的干部得来的。这些干部同他们肩并肩地经过多年的争取农民解放的斗争，经过土地分配，并为农民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政府，这个政府和通货上涨作了斗争，还采取了若干步骤使农民尝试到新的生活，使农民感觉到有希望在将来过更美好的生活。    农民的带头人相信，他们不能指望着以其个人占有的一小块土地来享受国家的繁荣。因此，每当我们问到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决定性因素，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经济前途，还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的愿望的时候，我们经常被提醒说这两个目的就是一个目的，是一样的。没有社会主义，农民就不能希望改善他的经济条件，换句话说，农民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是改善他的经济条件的唯一道路。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参加合作社都是这样自愿和完全了解这个运动的全部含义的。人们做事动机各有不同。许多人入社是因为当地的领导人要他们参加，说服他们这样做。还有一些人并没有被说服，不愿意参加，可是他们感到在这样众多的人参加社的情况下他们不能留在外边，所以也就参加了。如果不是积极地限制个体耕作者，政府鼓励合作社的政策也会受到相当的忽视。所有我们问过的个体耕作者都说，由于有了合作社，在农忙的季节，找不到雇工的帮助。在少数的情况下，过于热情的干部们确实使用过压力，强迫顽固的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但是，总的说来，革命的农民是自愿接受政府和党的领导，成立了合作社。共产党起了绝对的作用    党的确在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绝对的作用，这是决定中国的经验能够在别国运用到何种程度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单单是由于土地改革使得持有少量土地的农民集拢在一起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政府和党的明确和积极的意图来贯彻，是不会产生这些成果的。在中国以前或许有过一些互助的历史，中国人或许有合作的天性，但是这些情况只能为合作的种子提供良好的土壤，而种子还必须种植和培养。如果没有党进行不断十分长远的努力，合作社不仅永远会见不到天日，而且也不会经营得这样顺利和平稳。    共产党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在政府机关，工厂，农业合作社，店房，街道以及在几乎每一个可以集中一部人的地方，都有共产党组织。每一个团体都有一名党的人员，他的职责就是让这一部分人了解政府政策的基本内容，并且将这部分人对政策的反应告诉他的上级。这样，各级经常交流情况使得政府充分了解舆论的状况，并且使政府有信心和能力来执行一个特定的政策。共产党员必须维护党的意见。他必须具有节制的习惯，良好的品格，没有个性，完全致力于党的理想和党的工作。他不得从事同党的工作相对立的职业。共产党是中国政府全部机构和中国人民全部发展的支柱。    共产党的工作主要依赖于教育和宣传。据说，在国民党时代是苛捐杂税太多；在人民中国是会议太多。现代的宣传给这种表达方式加上了不好的名声，但是实际上，它同传教士对待他的工作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他的信徒必须相信而且要正当地接受下来。这是一个传教士看待他的信徒的态度。共产党的干部同样地怀着巨大的热情渴望使他为之工作的一群人相信他的话，并且想尽各种办法来完成他的任务。党的哲学是“取得群众的赞助和支持，并且依赖他们的政治觉悟，决心和行动。”党不作一件即使是轻微地表明他们是领导者而群众是跟随着他们的事情。他们总是想望造成一种让群众知道，成绩是他们自己取得的的局面。干部们都是很审慎的，认为合作化运动是一个启发广大群众觉悟的运动。这需要积极地唤醒他们，动员他们行动起来。这种动员是针对那些在农民中间维护单干的人的。农村有信用合作社国家统一收购农产品    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政策大大帮助了合作社的发展，而且对它们的生产起了充分的刺激作用。差不多每一个乡现在都有一个信用合作社，占全部农户７２．２％的九千一百万农户加入了这些合作社。政府作为向这些合作社发放的贷款而拨给人民银行的全部款项如下：１９４９—５４年三十六亿，１９５５年十亿，１９５６年二十二亿，这些信用合作社还接受社员们的储蓄，１９５６年７月，全部储蓄共达五亿七千万。合作社被鼓励将其积蓄投放在提高生产上。    国家关于市场的政策大大帮助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的确，一个全国范围的农产品收购系统在合作社成立以前就成立了。国家规定农产品的价格，而且在播种以前就宣布这些价格，因而合作社能够根据什么作物能使它们获得最大的收入的原则来计划它们的生产。国家按照这种固定的价格收购产品，所以耕种者觉得并没有由于生产过剩而产生价格下降的危险。在国家的收购定额完成以后，他可以自由地在耕种者之中销售他的产品。由于他的产品的价格是普遍公平的，工业品的价格又是相应的固定的，因而就保证他享有一个同他的产量的增加相适应的良好而且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因此，耕种者得以享受因生产增加而获得的全部收益。最后，国家竭力劝诱耕种者把它的积蓄投放到当地的农业发展中。看来，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完全靠农民自己去求得农业的发展的；如果有必要，政府便用发放贷款的办法去帮助他们，因此农业的发展是由农民生产的增加来资助的，这样，国家的收入就能够分用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上。合作社有待巩固    关于成立合作社的组织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现在所需要的是巩固。在１９５５年秋季在全中国出现了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后，本着毛主席的指示，绝大多数合作社已经成立。在这样一个高潮的发展中，自然发生了某些缺点。在某些情况下，合作社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就成立了。某些合作社过分庞大，似乎难以经营。因此，或许有必要规定一个适当的大小，使之既能保证其效率又能保证其民主性质。在少数合作社中，可以避免的铺张浪费现象也发生了。远景计划并没有通盘而充分地精打细算。某些社不适当地集中于谷物生产，而损害了经济作物和副业的生产。另外一些社还必须充分学习比较成功的合作社的经验。劳动和管理技术以及三定的长期合同也已被采用。当地的合作社领导人，和高一级的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些缺点，并且正在采取步骤加以克服。    妇女在发展合作社方面特别起着重要的作用。社务委员会一般至少都包括两三名妇女委员。她们中间有许多人担负着主任和副主任的重要职务。但是，除此而外，我们在每个地方遇到女公职人员的时候，都注意到她们之所以居于这样的负责地位主要地是由于她们的才能，而不只是由于她们的性别。的确妇女的解放和她们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是留在我们头脑中突出的印象之一。最后的结论    中国的经验清楚表明，如果正确地对待和适当地加以引导，大多数小农是可以被组织到合作社中去的，而这些合作社对于在一个短时期内增加生产和刺激储蓄以求得当地的发展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当在其他经济部门中实行了一项类似的政策，尤其在农业本身由于土地改革而减少了土地占有量的巨大悬殊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看来，中国今天将进行一个主要以剩余农业生产为基础求得国家发展的巨大运动。

【本刊讯】２月６日新西兰“新闻报”以“法国日益严重的饮酒狂”为题发表该报伦敦４日电讯说，根据巴黎公布的统计数字，法国人在饮酒上花的钱比在衣著和肉食上花的钱还多，而比在医疗和药品上花的钱多６０％。１９５５年总共花在饮酒上的钱超过十一亿英镑，几占法国私人开支的１０％。    法国人喝的酒相当于一个美国人或瑞典人的十倍，一个英国人的五倍，一个比利时人或瑞士人的四倍。    每一个法国人每年酒的平均消耗量将近五加仑纯酒精。在一年里面，有七千多人因酒精中毒引起的神经错乱而受医疗。    法国四千二百万居民中，每八十六人就有一个酒吧间，而美国是每四百三十个居民有一个酒吧间，挪威是每三千人有一个。    为了防止饮酒的增加，法国宣传酒精毒害高级委员会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这个委员会是由十五个医生、教育家、科学家、宣传专家和议员组成的机构，它每年开支两亿法郎。

【中央社东京３日电】一个由中日两国民间领袖组成以策进两国之间各方面合作为宗旨的联合委员会已于今天下午在东京正式成立，正式命名为“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其正式日文命名则为“日华合力委员会”。    两国代表团今天下午举行联合委员会的第一次公开会议时，藤山爱一郎正式宣布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的诞生，藤山经推选为第一次公开会议的主席，谷正纲经推选为副主席。    谷正纲发表简短致辞时希望委员会能在以下三大前提下达成其使命：（一）中日合作乃整个亚洲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是对抗共党经济侵略的最佳保证；（三）应充份发扬东方传统文化，以东方传统文化为本质吸收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规程中并规定：委员会纯系一民间组织。    【中央社东京３日电】中华民国代表陈雪屏本日午后在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第一次公开会议中提出一项策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四点计划，陈氏提出的四点计划如下：（１）交换中日两国学者并举行两国或国际会议，使此等学者在会中发达及交换意见；（２）交换教授及学生，共同研究中国经典、原子科学及其和平用途；（３）交换科学、技术、艺术及文学书籍，并多译两国畅销书籍；（４）交换举行艺术展览会与音乐会，及交换电影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