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在３月７日刊载了雷瓦伊·约瑟夫（编者注：雷瓦伊·约瑟夫在十月事件以前，是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争取思想上的纯洁”，摘要如下：    文章的开头说，卡达尔同志在１月１６日布达佩斯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必须“改进和加强思想斗争”的讲话，他说明加强思想斗争的必要性，并且很着重地说到，在过去的事件中，反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引起思想混乱。应该说，他们没有白化气力。反革命把十月事件的日子称为“民主”、“革命”。他们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帝国主义者还利用了经过歪曲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拉科西主义”的口号。    这些话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还应该对卡达尔同志的话作些补充，他说反革命“没有白化气力地”在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制造了思想混乱，但我认为还应该说，这点不仅仅牵涉到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遗憾的是这点还涉及到党的本身。党的思想上长期都存在着思想的混乱以及反革命“思想”的影响和传染。即使我们的确在不断纠正这些错误，铲除反革命的思想影响，但是我们仍然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在“人民自由报”上和在许多演说中常常可以看到１０月２３日所提出的这些“思想”的痕迹，而我们革命的工人政党跟这些思想是毫无共同之点的。    十月事件以前，匈牙利某些作家和记者集团有组织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猖狂进攻，为十月的武装反革命暴动准备了思想基础。而当时党内的右翼集团是这种进攻的同盟者。    文章的第一部分说，最触目的屈从于反革命的现象是数月以来一直表现在评价１０月２３日事件这个问题上的动摇。关于这点，在现在，即临时中央委员会去年１２月的决议已经结束了这种动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有一部分党员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并且宣传违反党的１２月决议的看法，还有一少部分青年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现在也还把十月反革命暴动看成是革命。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妥协，不可能在思想上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而且不可能向反革命“思想”作任何让步，如果党一开始就大胆地和坚决地驳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１０月２８日对这个问题作出的不正确的评价，痛斥“自由人民报”社论上使人堕入迷途的言论，那就更好。    这篇文章的任务，不是对十月间的反革命暴动及其以前发生的事件作出详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概括地谈一谈，确定一些基本的真理，而不作详细的阐明。    一、以武装颠复人民民主制度为目的的群众行动，不管参与行动的一部分群众明确这一点与否，终归只是反革命。    二、虽然不能把武装暴动前的示威同暴动混为一谈，然而要把武装暴动本身同它以前的成为序幕的示威区别开来也是不可能的，正像要把示威同那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策划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准备区别开来是不可能的一样，历史上还未曾有过那一次武装暴动（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能够一下就开始，而在这之前不进行其他任何准备行动（罢工、示威等等）以团结未来暴动的于部和基本力量，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对暴动者的群众性政治响应。我们这里也是这样。某些作家和记者集团对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原则的有组织的攻击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过程中准备了１０月２３日的大学生示威。他们在反党和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动中利用了党领导机构确曾犯过的错误。党导领机构１９５６年７月决议，解除拉科西的职务，加强领导等为纠正错误打开了道路。然而对党的进攻更加加强了。加伊·吉尤拉及其同伙在９月１７日作家代表会议以前、进行期间和以后一直在散布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上的“自由权利”，继续破坏党的团结和威信，尽力制造对起着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力量作用的工人革命政党的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可能把这理解为一个归根到底发展为武装反革命的统一过程。    分割这一过程、使１０月２３日示威的思想鼓舞者、随后是组织者摆脱武装反革命的罪责，而把反革命罪行完全归咎于那些直接参加武装暴动的人，这种做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不把这整个过程中的一切个别现象同党内起作用的右翼集团（即纳吉—洛松齐集团，事实证明它终于成了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联系起来，那末反革命的准备和扩展是无法使人理解的。惨痛的十月事件发生在匈牙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匈牙利的反革命在当权的工人党内有重要的同盟者，在党内的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扮演了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头阵角色，以及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的角色。    纳吉的背叛革命是他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观点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在反对“纳吉—洛松齐集团”和反对“拉科西—格罗集团”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不能对纳吉反革命集团的错误同拉科西等的错误同等看待。    文章的第二部分说，十月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和政治上的领导者实质上就是纳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那些抹煞或低估这一事实的意义的人在对反革命让步，为反革命思想钻进党内打开了门户。    要知道，甚至临时中央委员会的１２月决议对认为纳吉集团也起过良好作用的反革命奇谈也有某些让步。现在应该彻底和坚决地打破这种神话。    我认为，十月以前的党的旧领导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尽管它也的确曾谈到过纳吉的机会主义政策和宗派活动，但没能在公开的原则性的斗争中揭穿它，以肃清它的影响。在纳吉集团的机会主义面前的这种思想上的退让的结果是，这一反革命宗派的破坏活动在十月事件前的数月中愈来愈破坏了党和瘫痪了党，党的领导已经几乎向反革命集团投降了。这就使得党的领导在十月事件前采取的政策在党的工作人员、党员和工人阶级看来是优柔寡断和动摇不定的，因此在党内和国内同纳吉集团无原则调和的倾向就愈来愈加普遍。这种无原则的调和解除了党的武装，使党内人心涣散，成了武装反革命能够借助自己在党内的同盟者迫使党无条件地接受纳吉回到党内、回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及任命他为部长会议主席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同志们作了正确的估计，他们认为，十月事件前的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对待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够严厉和坚决，因而它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同样认真地谈到我们未能消灭（同时也要借助行政手段扫除）那些同党外反动派联系日益密切的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上的敌人。十月事件对党的主要教训之一应当是：它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派别和同机会主义调和的倾向。但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已经应分地汲取了这一教训呢？那时可以看得到某种相当顽固的倾向：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说纳吉和他的同谋者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变节者。令人得到慰借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对这个极关重要的问题采取了坚决的立场，特别是在２月决议中反对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叛徒们调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党在将来容忍调和倾向，并因而在党内留下让纳吉反革命叛变行为滋长的沃土，这样党就永远不能成为能够领导我国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    我们长时期来可以观察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极其片面地吸取十月反革命事件的教训。反对“旧领导”错误的方针成了它思想体系中的有机部分，这无疑是正确而且必要的。但是反对像纳吉那样的叛徒和变节分子，反对反革命的密友，反对鼓动和组织武装暴动来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人的这一方针却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思想体系中的有机部分。    有些同志说，党应该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一方面要反对“拉科西—格罗集团”，同时又要反对“纳吉—洛松齐集团”。我们毫不怀疑，许多人真正认为在这“两条战线上”斗争是必要的。不幸的是，这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说法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翻开“人民自由报”，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日的第一号看起，我们就可以发现：反对党内偏向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其实早就只在一条战线上进行的，也就是单只是反对拉科西—格罗的旧领导。这个斗争虽然还没有以具体而深刻地分析过去的错误作为基础，并且与其说是具体地揭露，错误和错误的根源，倒不如说更近于笼统的“咒骂”，但这是一场真正的斗争，一场激烈的斗争，也正因为这样它常常是不公正的。在另一条战线上，在反对纳吉集团叛国行为的战线上，这种斗争现在也还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没有试图去揭发纳吉在１９５３年以前以及１９５３年６月之后所宣布的政治路线同他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及十月事件准备期间的公开叛变行为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愿断言说纳吉的立场一开始就是叛国的，但是这态度后来发展成为叛国的行为，同时显而易见，这种发展和他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观点是分不开的。如果不肯定纳吉政府是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那就根本谈不到在反对党内倾向的斗争有“两条战线”的斗争。    因此，党内如果不特别强调要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如果不同机会主义叛徒作斗争，或者这个斗争并没有以应有的力量和热情来进行，那末反对反革命思想影响的思想斗争就进行得很肤浅，因而不能达到必要的预期结果。    决不能把纳吉的反革命集团和旧领导同等看待。不管拉科西同志和格罗同志在经济政策方面、在破坏党内民主以及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犯了多大错误，不管他们的错误在为反革命创造有利条件方面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但是决不是拉科西和格罗同反革命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他们准备或者组织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不是他们把匈牙利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割裂出来，不是他们要招帝国主义军队来反对我们的解放者——苏联。    在评价历史问题上表现了思想战斗的缺乏。我们是不是光应该注意错误呢？可惜，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这样的。这并不有助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而是妨碍了它的发展，因为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会使我们全部或者大部分人，用否定的态度来评价１９４５年解放以来十二年中所做的事，并且责骂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匈牙利全体人民十二年来在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即使曾经犯了严重的错误），而这是正中社会主义的敌人的下怀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常常使人觉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仿佛不愿意继承匈牙利共产党、左翼社会民主党以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留下的遗产，并且仅仅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该党成立的那一刻开始计算历史。但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不可能从反革命的时候算起的；它应该从公布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从１９１７年伟大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计算自己的历史，并且骄傲地接受１９１９年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遗产，接受共产党二十五年来地下斗争的光荣遗产以及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解放后进行无往不胜的斗争的遗产。    我们党内很少有人说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然而这是争取列宁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过去解放十二年来的伟大成就避而不谈，估计不足或者甚至于辱骂诽谤，这些就是修正主义在匈牙利的面目，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这是反革命的一丘之路。因此不分清红皂白地一味挑唆反对党的旧领导，反对所谓“拉科西—格罗集团”的做法不外是用来掩饰对修正主义、对反革命作思想投降的幌子。    现在人们常常引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但是引用它的人也应当好好想想文章的定义。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判断领导者不仅应当根据他所犯的错误，还应当根据他的功绩。我们认为，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对斯大林同志活动的估价。现在，当中国同志、接着是赫鲁晓夫同志讲话以后，全体共产党员明白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是世界各地“修正主义”的掩饰。在我们匈牙利，这种口号是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前在裴多菲小组值得记忆的争论中提出的，它对反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重要的作用。大家还记得很清楚，一批策划反革命的作家在普遍自由和无限民主的口号下谈论“斯大林主义—拉科西主义复活”的危险，以转移对真正和唯一的危险——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注意。可见，卡达尔同志说斯大林主义和拉科西主义的口号是歪曲的，他这样说是对的。为了暴露和揭穿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修正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实质，我们也应当放弃“拉科西主义”这个被歪曲的口号，并且承认，党不仅不应当附和反革命所杜撰的口号，而且应当像卡达尔同志一样以非常正确的行动去反对它。    思想上的取消主义是对党的一种最大的威胁；反革命分子披上民族的外衣，在反对抄袭苏联经验的借口下，企图达到取消社会主义的目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说，思想上的取消主义是对党的一种最大的威胁。很遗憾，自从十月事件以后，这种现象时常出现。从党中央机关刊物“人民自由报”的首页上令人惊奇地取消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这件事情发生在１０月４日以前，在十月以后，把党的“火星”出版局改名为科苏特出版局，难道这不是这种思想上取消主义的标志吗？这不是在思想上向民族主义压力让步吗？在反革命的进攻的日子里，一切表示我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有机联系的共产党的象征、标志和称号都曾经是挑拨和憎恨的对象。难道这就是我们向压力让步的根据吗？我们没有允许别人从我们的手中夺去我们引以自豪的红旗，为什么我们要向更改党的出版局的名称的行为让步呢？显然，因为有许多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同意那种反动的观点：即我们应当证明我们的民族性质、证明我们对匈牙利人民、对匈牙利祖国忠诚、因而就应当摒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人民民主制度最初几年，反动派也想利用民族的旗帜反对红旗，利用爱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难道，我们把特雷兹—克鲁特街改用伟大的列宁的名字来命名倒是出卖民族，而恢复它原来加布斯堡斯克皇朝皇后的名字倒是忠于民族吗？我觉得恰恰相反。根据共产党的原则性观点，劳动人民翻身的政策是真正唯一的民族政策。换句话说，我们党把匈牙利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变为劳动人民的祖国，这一个情况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的党是真正民族的党。但是反革命分子现在已经被镇压下去了。那为什么我们不在那怕是现在、事后，以应有的方式来揭穿反革命分子疯狂地反动和恶意的民族宣传？为什么我们不以自豪的心情赞许共产党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时期和国内解放以后所实行的真正的民族政策呢？    在１０月间，反革命分子确实企图披上民族的服装。但是反革命分子首先的“民族”要求是什么呢？首先是反苏的言论、责骂匈苏友谊、毁谤我们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以及企图复活霍尔蒂政权反动的沙文主义。    有些人辱骂我们同苏联的相互兄弟关系，说我们机械地抄袭苏联经验，不考虑匈牙利的民族特点。这项指责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认真考虑，这就是指责者具体地说明了他们所指的是什么。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匈牙利民族特点”，我们仅听到一些一般的愿望。要知道，这是一个的确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在恰如其分地适应匈牙利条件这一点上的确是有缺点的。那些抱着这一目的的人应当具体地提出和探讨与此有关的问题。而那些抱着另一种目的的人，大多数满足于讲讲不着边际的空话。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些泛泛之谈，可以看到多半都是说，我们不可以触动农民私有制，必须为私商和私人手工业者提供更广泛的条件。我们对这些“民族特点”真是谢天谢地。社会主义要把全社会的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因此，在农业中也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自然，还应当有适应于各个国家的适当的过渡形式和速度。由此可见，让农业中的小农私有制长期存在，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特点，而是放弃社会主义建设。    匈牙利的修正主义的特点在于：无原则地夸大民族遗产；削弱和取消党对国家机器、企业组织、工会、社会团体的领导作用；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下反对集中制。修正主义在文教艺术部门中有广泛的传播。    文章的第四部分指出，有人还说，党在过去没有考虑到民族进步遗产。这种论调的的确确是一种诽谤，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看作真正的诽谤，而且自己也开始相信这个诽谤，甚至加以传播。这不是对反革命、对思想上的取消派的思想投降的一种表现，又是什么呢？党从来没有拒绝民族进步遗产，而且相反，研究、重视和接受这份遗产，但是党当然没有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整个匈牙利历史都是唯一的伟大进步和遗产。纳吉在爱国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上宣布了关于“唯一的匈牙利民族文化”的虚伪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动的理论，但是党仅仅由于反革命的压力就对这项修正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让了步。    反革命修正主义中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学说。依据列宁主义，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它有责领导劳动人民的所有群众团体，领导国家工作，其中包括经济工作。１０月期间的反革命想在各个方面破坏党的声誉。不要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不要共产党员的工会，不要共产党员的青年组织，不要党组织的企业，这就是反革命所希望达到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要取消工人阶级本身的领导作用。    党灵活地和慎重地对待工人委员会的要求，使它们成为企业唯一主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正确的。过去不能（当然现在也不能）命令这些年轻的、还不够巩固的机关承认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和很好的工作。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党在原则上可以同意企业中的“分工”，这种办法规定，企业的经济领导是工人委员会的任务，对工人的政治教育是党组织的任务，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党组织与工人委员会的合作。工厂中党组织的任务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教育工作，也不能对企业中的经济问题置之不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党就放弃了它的领导作用。    当然，修正主义的出发点是：一旦国家的集中计划经济完全削弱和甚至完全取消的时候，用不着工厂党组织捍卫高于工厂和地方利益的共同的国家和社会利益。    １０月２３日以后，首先在工会中产生了否认党的作用和希望从企业中排除党组织的这种态度。被反革命武装势力篡夺了的工会理事会的领导机构采纳了这个新的观点：“工会运动不能依赖于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我们要求在企业里没有任何一个党，那里只让唯一的一个机构——工会活动”。在提出机会主义关于工会“独立”这个旧口号的同时，作出了这样一些决议：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取消社会主义竞赛，在无产阶级国家中宣布“罢工权利”反对国家。这样修正主义的观点直到今天还不能断定他是否不再毒害匈牙利工人运动的气氛。在谈到加强思想斗争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敌人。    右派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千方百计地强迫工人相信工人国家占有的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企业，社会主义国家也像资本家一样不折不扣地剥削他们，因而他们应当像反对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机构一样来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及其机构。在某些人民民主国家中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又提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相反的理论的人士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根据他们的理论，工人国家所实行的国有化不把生产资料和企业等改变为公有财产；于是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就一定是官僚主义的泉源和基础；集中制（经济方面的国家集中领导）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上面这一事实决不能改变这些理论就其本质和内容来讲是过时的反列宁主义的、右派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    组织上的取消主义大部分是和思想上的取消主义同时产生的。从“火花”出版社改换名称这件事上看到了这一点，在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可耻决定中看到了这一点。要求取消少先队组织和更改其名称的计划是在反革命的压力下产生的。教育部的某些领导人立刻就附和并且同意了这个计划，向一种仅仅因为苏联的儿童组织也称为“少先队”而认为少先队是外来的反民族的组织这样一种反革命情绪投降。结果，从英国进口的“童子军”成了民族的，而从苏联介绍来的，在我国已为大部分儿童和教师所喜爱的“少先队”倒反而成了反民族的。令人高兴的是，“少先队”运动维护者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坚强的抵抗。    一般说来，思想上的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大部分散播在文化领域中。大概，它们在这方面碰到的思想阻力最小。因为在学校中不仅仅是少先队的问题。我们在神学研究方面所看到的卑鄙的反革命进攻和恐怖，如果教育机构的领导人对此不是熟视无睹、自由主义和佯作不见的话，也未必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    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内，修正主义更是肆无忌惮，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去年作家大会上那种嚣张的反党邪气揭露和摧毁。我们没有反击久拉·海伊和他的同流所鼓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原则从而捍卫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反革命事件发生之后，这些资产阶级的原则简直就自然而然地盘据了出版社和戏剧生活，而党当时正忙于解决改组和建党的任务，忙于克服这些困难，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抵制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从而捍卫住文化和文学的党性，捍卫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原则。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戏剧生活标榜出复兴费伦茨·莫尔纳尔和费伦茨·赫尔策格的口号，使得我们的出版社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文学。（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    必须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在思想上纯洁的党。    文章的第五部分说，在苏军兄弟般的支援下，胜利地消除了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成功的危险。我们应当用自己的力量亲自解决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防止反革命企图的问题。加强党的团结和力量，使党有能力领导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解决上项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弄清真相，保持我党思想一致和纯洁，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纯洁性。    因此在思想方面也必须在两个战线上展开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这两种斗争必须同时进行。十月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不仅阻碍了匈牙利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阻碍了我们的思想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克服这种落后，以便消除我们思想战线上因反革命势力进攻造成的涣散和消沉。    十月事件前的党的旧领导所犯的决定性错误之一，就是它不善于适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不应重蹈复辙。我们愿意在和平和安定的条件下，团结匈牙利民族一切健康的创造力量，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同时，要比十月事件前警惕得多地注意内外敌人的颠复活动。因此，必需要建设一个比目前的要强大得多的党。（文内黑体插题是本刊编者加的。）

【路透社华盛顿３０日电】英国和美国官员们今天在国务院就埃及关于经营苏伊士运河的备忘录举行了会谈。预料美国将在下周初作出它自己的反建议。    中东专家们说，目前埃及的计划，同去年７月埃及把运河收归国有的时候纳赛尔所提出的埃及的条件基本上没有甚么不同。    美国官员们今天认为，埃及的备忘录同西方所坚持主张是完全相反的，西方坚持运河应当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政策分开。    据悉：在英美交换意见的时候，得出了下列结论：一、备忘录没有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年１０月接受的关于经营运河的六项原则。二    、埃及拒绝了这样的建议，即通行税的一半应当存在世界银行，另一半付给埃及来支付运河管理费用。埃及拒绝这项建议的做法使西方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三、美国在重新考虑早些时候的一种看法，即纳赛尔总统曾经表示愿意让国际法院来仲裁以色列对通过运河的要求。    官员们今天提出，以色列不是１８８８年苏伊士运河公约的签字国，因此不能够通过世界法院采取行动来建立肯定自由通过运河的权利。    【法新社华盛顿３０日电】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美国政府今天给它驻开罗的大使馆送去了一个函件，用提意见的方式要求修正埃及关于管理运河的备忘录。    过去三天里，美国国务院和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航海国家一直在就埃及的备忘录举行外交谈判。消息灵通人士说，由于谈判的结果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使埃及的计划从没有法律价值的单方面的文件，变成一个给与运河使用国若干重要保证的国际宣言。    预料，美国大使雷·赫尔不久将把美国的答复交给埃及外交部长法齐，法齐曾经要求人们对埃及的备忘录发表意见。英报传英国将接受    埃及条件    【法新社伦敦３０日电】几家英国报纸今晨报道，英国将接受埃及总统纳赛尔所提关于缴纳运河通行费的条件。    极端右派的“每日快报”说麦克米伦首相将于下星期一在下议院宣布该报所谓的“英国的屈服”。工党报纸“每日镜报”刊载了相似的消息。三家报纸上刊登的这条报道的字句几乎相同，而且都说它们的消息来自“高级官员”。

【合众社华盛顿３０日电】（代发开罗“金字塔报”）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大致的战略概念看来终于在从过去几个月以来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一大堆话里面显示出来。    这个政策看来包含着三个要素：（一）用“艾森豪威尔主义”和在需要的时候可能会计划出来的其他办法来保卫中东一般地区，防御共产党的公开行动。（二）敷设一条土耳其输油管和加紧建造走好望角航路的超级油船，来保护欧洲的中东石油供应，使它不致遭受埃及或叙利亚的可能的干涉。（三）利用经济和政治影响来逐渐孤立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希望磨擦的力量最后会带来对西方世界比较友好的政权。    这并不是说美国会不尽力试图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和他的经营运河的方法和好相处。华盛顿打算同纳赛尔作出一个暂时的安排和拟订一个运用的方法，希望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多事的地区的一些困难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它不是指望这种办法长期有效，它将用其他方式来保证。    至于说到美国的最后“孤立”埃及和叙利亚的打算，这就需要制订一个把它们挤在那个地区里的两个亲西方的集团中间的长期计划。这两个集团中的一个由巴格达条约的中东成员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另一个还在官员们的脑子里，但是预料它最后将包括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被认为是组织后一集团的成功的关键，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国家正在受到华盛顿的大献殷勤、而华盛顿正在计划一项巨大的援助方案。    过去几星期的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过去十五年来西方国家的地位的改变。这些事件表明，美国现在公开迫使英国接受二等国的地位，由于战争的消耗，由于明显表示反对殖民主义的二十世纪，英国已经降到这样的地位    。    美国在百慕大明确地表示要奉行它自己的对中东政策，不管对或不对，不管有没有英国的同意。麦克米伦首相企图造成这种印象    ：    对中东的某种联合政策已经在百慕大达成。杜勒斯在回国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便迅速消除了这种观念。他率直地而且反复地这样说，对中东问题并没有达成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协议。他说，交换意见可能使今后比较容易采取联合政策。但是，他对于这种联合政策有没有达成似乎不太关心    。    说也可笑，美国在继承英国对西方世界的领导权以后，似乎也采取了英国的“乱碰运气”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杜勒斯就运河问    题所发表的迂回曲折的和往往前后矛盾的声明。但是，要是人们认识到这篇电讯开头所概述的宏大的战略的范围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美国为什么要在具体的运河和亚喀巴湾问题上“乱碰运气”了。

【合众社雅加达３０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如果苏维约组阁成功，内阁中有两位部长将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共产党人早些时候威胁要下令进行全国性罢工，如果有极端反共的马斯友美党的任何人参加政府而共产党被排斥在外的话。    政界人士说，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坚持给予马斯友美党四个部长职位，而苏维约只想给马斯友美党两个部长职位。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主张由前副总统哈达出任总理，但是它已经知道哈达绝不肯在一个保证要实行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的政府中工作    。至于第二个候选人，它赞成前计划部部长朱安达。    但是苏维约坚持由他自己的国民党的一个领袖担任总理。    苏维约对记者们说：“我也许可以在星期六晚上对内阁组成有了具体意见。”    【印度尼西亚新闻社雅加达３０日电】国民党组阁人苏维约今天早上曾经同一些被认为是他的在组织中的内阁里的部长职位人选进行讨论。在这些人中间，有基督教党的谭布兰和翁当，马斯友美党的潘杰兰·穆    罕默德·诺尔，和曾经在１９４５年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宣言中起过显著作用的    、带有左派倾向的卓越的青年领袖海鲁耳·沙列斯。据说组阁人愿意让    马斯友美党参加他的内阁，但是他要亲自物色人选。搜查银行发现军火    【新华社雅加达３０日电】昨天雅加达军方当局对雅加达各银行进行了搜查。东星报说，在印度尼西亚国民商业银行发现马斯友美党在银行中有三千万盾巨款，同时在荷兰商业银行的金库中发现了两支手枪和子弹，这些武器已被没收并将查办。据雅加达卫戍司令部发言人说，搜查各银行的目的是为了搜寻非法军火、有关外国颠复活动的秘密文件，以及违反外汇条例的物品。昨天被搜查的银行有印尼银行、大东银行（亲蒋帮）以及汇丰银行。中国银行也被搜查。    【美联社雅加达３０日电】陆军星期六说，军事警察在星期五对万隆各银行的保险箱进行的搜查中没收了一百多万美元。    军事警察说，在没收的货币中大部分是属于目前住在爪哇的中国人、荷兰人或者印度人的。这个行动是对许多重要政界人物的财富来源进行的调查工作的一部分，以便制止目前在迅速发展的政府贪污行为。    【法新社雅加达３０日电】在昨天对雅加达的银行进行搜查以后没收的许多东西中有许多箱色情的杂志、画片和一些武器。雅加达陆军司令部发言人说，由于查到了色情的杂志，军事当局更加相信，目前存在着目的在于“毒化印度尼西亚青年的灵魂”的运动。

【路透社开罗３０日电】埃及总统纳赛尔今天对一批美国报纸编辑说，“我们希望同美国做朋友，但是你不能强求友谊。”纳赛尔总统一再否认，他或者埃及将会“变成共产主义的”。    纳赛尔说：“说埃及正在利用东方来反对西方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我们同美国和世界银行开始阿斯旺水坝的讨论时，我拒绝同苏联会谈，但是我们并没有对莫斯科关上大门。”    纳赛尔说，“在阿拉伯难民问题未获解决之前”埃及将“阻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他又说，“这个问题比匈牙利难民问题更紧急。”    他说，苏俄没有向埃及要求“任何东西。在谢皮洛夫先生去年六月来埃及访问期间我们甚至还审讯了共产党人”。    他对记者说：“在美国的历史上，不加盟的政策一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在我们采取了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的原则、并且坚持建设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美国人都是共产党人。当我们面临饥饿时，美国拒绝给我们石油和小麦而俄国愿意供给我们粮食并且供应药品和其他的东西。我们和东方集团的贸易现在正在增加，原因纯粹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和西方贸易，西方正在为了政治原因施加经济压力。”    “人们说，纳赛尔正在转向东方并且要使他的国家受东方的统治，但是在商业上和俄国打交道和变成共产党并不是一回事情。我们的目的是要和一切国家保持平等的关系。说我们正在鼓励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对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哲学。    纳赛尔总统说：“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来对付以色列的威胁。我们曾经设法从西方获得武器。当以色列从法国得到武器的时候，我们从苏联得到了武器。不然的话，我们将遭遇到和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同样的命运。”    讲了三个小时话的纳赛尔说，“现在我们面临着来自塞浦路斯、亚丁和法国的心理战广播，但是由于它们说纳赛尔是一名共产党，它们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我国人民认为我是一名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自己成为共产党人而还不知道共产党是甚么意思。”    “从摩洛哥到巴格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味着各国之间进行合作对付侵略。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受埃及统治的阿拉伯帝国。”    据美国记者说，纳赛尔总统解释说，如果“退还阿拉伯难民的权利、财产和土地”那么埃及就会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他说，“阿拉伯人民要得到他们的权利、财产和土地，而以色列却想不考虑难民问题就通过苏伊士和亚喀巴湾。美国坚持航行自由，而对难民的权利问题，却只字不提。如果他们要解决整个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但是考虑以色列的权利，而不考虑难民的权利，却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    总统又说，“我们认为我们的道理是正当的，冷战或威胁都不能影响我们。人们说纳赛尔是独裁者，但是我们相信我的权利，我不在乎。”

【国际新闻社马尼拉３０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曾经被人指责干预上届菲律宾总统竞选的驻马尼拉美国大使馆，现在被告诉说在即将进行的紧张竞选中“不要管闲事”。菲律宾的两大政党的领袖已经以非正式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不失为明确而尖锐的警告。    大使馆官员们和在菲律宾的一些美国企业曾经被指责协助活动，使麦格赛赛在１９５３年选举中击败了当时在职的自由党总统季里诺。人们一致认为，当时美国的活动很露骨，当美国人的幕后活动的规模让人们都知道的时候，甚至在麦格赛赛的国民党内都引起了反响。    落选的自由党人指责美国的公开干涉，而在曾经得到经济和精神支持的胜利的国民党内部却产生了一种恐惧，他们害怕美国企业家可能在给今后的竞选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国民党目前在众议院全部一百另二个议席中占有八十席，而参议院中只有一个席位不是国民党的。虽然如此，由于麦格赛赛去世，反对党自由党可能形成对于通常保守的亲美的国民党的严重对抗。加西亚的两个劲敌    【本刊讯】３月２３日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以“菲律宾的真空”为题写道：副总统加西亚将会在国民党内遇到一些有力的劲敌。这些人中最有力的是参议员劳雷尔，他是一位老牌政治家，在表面上是渴望担任党的主席并且享受退休的愉快，但是现在预料他将利用他最后一次机会来竞选总统。劳雷尔很有可能获得胜利，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政治影响，而是由于他在陆军中有很高的声誉；而在一个由陆军来监督投票的国家，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另外一位竞争者是参议员雷克托，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律师，他曾经在明知没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下同麦格赛赛竞选，他在不满意前总统的经济政策的工商业家中间有一些有影响的支持者；目前看来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一个主要的未知因素是美国的态度。麦格赛赛先生由于进行了反共和反贪污运动而得到了美国的赞许，他在１９５３年竞选的时候，获得了美国的财政支持。但是现任总统加西亚先生和其他一些菲律宾政治家，都对于美国仍然在控制着它的前殖民地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它的政治生活——这样一点感到愤怒。如果他今年秋天当选的话，他可能尽他的力量来削弱美国的影响。    【合众社马尼拉２９日电】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雷克托说，外国人在当地商业中的支配地位是菲律宾经济中的重大缺点之一。他说，住在菲律宾经营商业的外国人在个人收入方面大大超过菲律宾人。    雷克托着重指出，解决办法在于通过由政府给予菲律宾企业家以援助和鼓舞的办法而实现工业化。他说，外国的援助加速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但是他又说，他宁愿要外国的贷款而不要外国的直接投资，因为在一个像菲律宾这样的独立国家中，直接投资具有可能产生政治影响的危险。

【本刊讯】３月２５日的“纽约时报”以“谈锡兰的局势和美国在亚洲权力政治中可能担任的角色”为题发表了苏兹贝格从纽瓦拉伊里亚发来的电讯说：自从英国使用军事设备的权利预定将要丧失以来，再也不能把锡兰算做是对我们盟国具有潜在的战时价值的基地了。但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当连结东方、澳大利亚和中东的贸易路线的要冲，这个岛国的政治前途对于战略力量对比说来是很重要的。    一个共产党锡兰将使印度在进行它的异乎寻常的民主实验时困难愈来愈多。如果共产主义在印度南部蔓延起来，并且受到一个共产主义的锡兰和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中国压力的鼓动的话，那么印度的民主就将处于临危的状态了。而且锡兰的那个温和的中立主义者的政府已经在对莫斯科和北平完全友善地实行自己的中立主义。    ……锡兰的趋势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政治上的中间派正在分化，而右派似乎也拿不出什么货色来。科特拉瓦拉抱怨说：“班达拉奈克总理和手下的那般人一定要自作自受。人民将要认识到他们正在犯什么错误。当然，这是个冒险的事。也许会太迟了。共产主义的渗入正在迅速地继续进行。”美国能作些什么来帮助堵住这种趋势呢？    答复并不是很容易的。当然，万一茶叶、橡胶和椰子的价格暴跌的话，我们必须准备好防止崩溃。锡兰的经济是依靠基本农产品的出口的。如果已经买去了这个岛屿的橡胶一半以上的中国竟然试图在世界市场上倾销茶叶的话，那么就会发生一个紧张的局面。    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亚洲朋友们保证锡兰有充足的不断的粮食供应，特别是大米的供应。并且我们必须坚持努力使锡兰受过教育的人们认识到共产主义对于小国的危险性。我们不应当因为这个岛屿的地盘不大和离我们的海岸距离遥远，而忽视它在亚洲的权力政治这场巨大的竞赛中的重要性。

【中央社旧金山３０日电】加拿大报纸消息说明，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要求扩大加拿大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贸易。很有影响的报纸“温哥华太阳报”最近发表了一些消息，这些消息说，加拿大工商界的许多著名领袖要求和红色中国进行贸易。    “温哥华太阳报”最近报道说，著名的工业家曼威林公开发表讲话说，加拿大必须和红色中国进行贸易，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贸易地区之一，并且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愿意和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的”。    据说，曼威林说，红色中国有兴趣购买加拿大的木材、纸浆、纸、船只、渔船、以及其他种类的货物和设备。他表示相信，红色中国不仅有意和加拿大进行贸易并且还有外汇来支付所购买的货物。    曼威林说，“不和红色中国交易，我们不仅失掉可能作的生意并且还冒有使红色中国增加对苏俄的依赖的危险。”

【波兰通讯社华沙２７日电】财政部长迪特里赫向波兰通讯社的一位记者说明了有关工资纪律和工资政策计划的情况。    迪特里赫说，在机械工业、建筑、贸易等工业方面，违法使用工资基金的事件非常普遍，某些中央委员会错误地解释了政府关于扩大工业企业的特权的决定。它们认为，这个决定并不允许进行目的在于使各工业企业遵守工资纪律的监督。    财政部长说，波兰整个社会都知道我们面临的困难。工资纪律松弛下来，使我们为了健全国家经济和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正在从事的严重任务变得更复杂了。因此，政府最近不得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立即补充有关把颁发奖金交给企业中负责工资纪律的人处理的规定；并且建议各银行运用法律规定的制裁办法（包括把最严重的案件提交法院处理）。同时，各部和各中央委员会已经奉命在今年第二季度内对生产计划和工资基金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纠正同现在的可能性比起来似乎过分偏低的生产计划。而且正在考虑修改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者领取奖金的规定，现有形式的规定起了一种消极作用，造成了“降低”计划的结果。所有这一切是整整一系列的手段，这些手段也许是十分猛烈的，但是目前的财政状况决不允许拖延反对破坏经济秩序的现象的斗争，我们的年轻的民主立法是保障经济秩序的。    【波兰通讯社华沙２８日电】省人民会议主席会议３月２７日在部长会议举行会议，讨论一些当前经济问题。    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说，预料在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这个期间，工资将普遍增加２０％，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３０％左右。由于到现在为止增加的工资数额，有必要在１９５７年把零售营业额比五年计划在这方面的原定指标增加二百一十亿兹罗提。农产品增产计划仍跟以前一样，就是在五年内增加２５％。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必须加以改变。改变的结果还将使原来预计在１９６０年增加的就业人数稍微减少（十一万三千人）。外长在议会的谈话    【波兰通讯社华沙２８日电】议会外交委员会３月２７日结束了关于外交部预算的辩论。在辩论期间，外交部长拉帕茨基说：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是以新的原则为基础的。这一事实为我国的外交方面提出了一些新任务。    我们认为，我们阵营的国家间的团结在于一些根本问题。这是由于这个事实：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共同的目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尽管各社会主义间对某些现象的估计可能有某些分歧。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了整个阵营的团结来消除这些分歧。    拉帕茨基又说，在目前，在一个可以说是过渡性的时期内，波兰国内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马上完全了解的。澄清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的民主。到目前为止，波兰的外交已经实现了它在这方面的任务。    拉帕茨基接着谈到波兰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他说，人们普遍着重指出，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波兰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在不断增加。但是，有的时候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太一般化了。人们应当记住这句谚语：“并不是凡是闪光的东西都是金子。”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人士对我国的同情并不是出于了解波兰国内发生的变化，而是出于希望波兰走上恢复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这种恶意愿望。应当把这种“同情”和真正了解波兰国内发生的变化区别开来，波兰国内发生的变化是有利于国际和睦和世界和平的事业的。